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的精神意义世界是一个浑然一体的统一世界，在形式上表现为不同的文学情感和哲学智慧。文学与哲学都源自生活，两者的融合和相互影响也是必然的。韦勒克与沃伦在合著的《文学理论》中就曾提出，“通常人们把文学看作是一种哲学的形式，一种包裹在形式中的思想”，认为“文学可以看作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记录”。

在中国传统文化层面，文史哲同样是不分家的，古代的士大夫往往是集哲人、文人于一身。他们在用文字表达的时候，就暗含了自己的价值观。

文艺理论家一般都不会否定哲学对文学的价值，因为他们知道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源头离不开哲学，文学作品中的思想也往往来自哲学。文学评论家於可训曾在一次对话中谈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双栖作家很多。小说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学者，如戴维·洛奇、米兰·昆德拉、索尔·贝娄等等。或者本身没有学者教授的身份，但他是关注学术问题的思想者。他们来写小说，就非常重视小说的思想深度和哲学高度。而中国小说家，有少数人是借小说来讲一个故事，并没有把小说作为表达思想的途径，读这类作品，总会觉得有点缺憾。

有论者认为，一部作品之所以伟大，除了它呈现出的精妙绝伦的艺术形式之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传达出了深刻复杂的思想。哲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单个作家或者作品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思潮，并促进文学思潮的出现。在西方文学史上，文学思潮更替和演变的根源，除了经济、政治等社会历史原因外，与当时的哲学思潮的引导直接相关，比如，存在主义文学的基础就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潮。

杰出的作家和哲学家都是民族心灵世界的英雄。对于整个民族而言，作家更应该是善听的耳朵，敏锐的眼睛，和智慧的大脑。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最先考虑到的，可能还不是哲学问题，他将敏锐的视线和最大的热情投向了社会和人，同时，作家又是最善于发现问题的人。呈现矛盾和冲突正是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矛盾存在于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时代和社会之间。以小说为例，作家在呈现这些矛盾的时候，却又需要敏锐的洞察力、清晰的判断力，需要哲学思考作为支撑，特别是一些社会热点题材和历史题材的作品。比如，有一部工业题材的小说，作家的视线聚焦在上世纪90年代某地方钢铁企业的改制转型。改革，本身就是对矛盾关系的重新梳理和调整。处于改革旋涡中的企业工人，相当一部分没有其他技能，适应社会能力也不强。发生在这些工人身上悲欢离合的故事，让作家心生悲悯，这本是一种崇高的情感，但作家的终极表达，却指向了改制本身：矛盾的根源就是改制，否则工人不会丢失饭碗。作家有“野心”呈现或回应时代和社会命题，凸显作品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社会感，本应该值得肯定，但缺乏长时段的、当下之外的历史视野，在与现实世界的对话中，最终还是失去了即时性判断能力。生产要素从旧的行业逐步向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行业聚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认识。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就是这种哲学观的体现。

文学是人间烟火，作品要在烟火之外为读者提供观看烟火更清晰的视角。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不缺乏价值关怀，它为读者提供了盲目性的关怀之上更具普遍价值和建设性的关怀。作者本可以主动深入到那些钢铁工人的基层生活中去，对他们不再是救赎、怜悯的姿态，而是一种有主体感的创作，从中寻找文学的公平与正义。上述作品，作家的视线也可以从90年代的钢铁企业改制，一直投射到他们当下的生活，聚焦这个群体现在的生存状态，看到他们宽阔的眼界和新的创造力，以及他们面临的新的矛盾和冲突。塑造人物，逆境中的人迸发出的不屈性格和坚强比一味单向度地呈现盲目、灰心、懊恼、抱怨、手足无措更具审美价值。

在处理类似矛盾和冲突时，林森的中篇小说《海里岸上》则要冷静和客观得多，呈现出了另外一种面貌。海洋渔业出现世代更替，面对导航设备、定位系统加持的新兴捕鱼方式，甚至还有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愿意捕鱼了，老一代的渔民将何去何从？在现实困境和心灵拉扯之间，作家找到了某种平衡。作品的结尾，主人公老苏带上《更路经》消失在茫茫大海，让文本陡增了悲壮的色彩。老苏的消失，意味着他的时代彻底结束了。这种小说向度，也是一种形式的“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想是一致的。

再现“矛盾”，还有一种形式，就是观念层面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在处理如何面对传统文化时比较普遍。极少数人将中国传统文化直接与丑陋、愚昧、落后划上等号。但很多文化现象，在出现之初，曾经引领“潮流”，是那个历史时代的文明象征。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观念更新，对世界的认识也在更新。当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很多事物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从社会生活层面退居文化层面，甚至成为艺术。从大众生活退守到文化艺术层面的事物，我们也应该给予恰当的定位。这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姿态。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大部分作家的认识是客观中肯的。孙频的中篇小说《天物墟》，历史文化虽然只是叙事背景，但写到青铜器、古玉、画砖的时候，她将这些器物当成是前人留下来的艺术品，欣赏之意跃然纸上。对哲贵而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叙事背景了，近些年，他的叙事基本都是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展开的。他的短篇小说《仙境》，主人公余展飞喜欢越剧《盗仙草》选段，他扮演的白素贞甚至不亚于专业演员。是投身艺术还是回归世俗生活，余展飞面临两难选择。哲贵曾说：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注定跟中国文化捆绑在一起，思维和行动必然接受这种文化支配。就我个人而言，受这种文化滋养的同时，也深深地被制约。我仍然怀揣微弱而强烈的希望，能够和这种文化达成和解，把它化成一对翅膀用来翱翔。这种复杂的情感，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他内心深处的投影，真实，又恰如其分。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一些作家内心复杂，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传统文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完全没有“糟粕”的传统文化不是真实的传统文化；将“精华”与“糟粕”一起全面否定的观念，最终也将导致文化虚无主义。对待传统文化，我们需要辩证区分，全面接纳的论点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我们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有关婚礼的视频和文字碎片，婚宴上抢食、取乐新人及其双亲等等，令人啼笑皆非。这些“传统”由来已久。我们偶尔读到少数乡土小说，还真见到过类似题材。婚俗文化对中国家庭、社会和伦理层面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作者没有抓住婚俗文化的要义，却津津乐道于婚俗文化的“负”产品，不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此类庸俗化的社会问题，而是乐于将这些现象做形而下的奇观化的呈现，这种没有哲学高度、没有思辨性可言的作品，拿什么获得读者的信任和支持呢？

学者刘成纪认为，一个读者没有哲学素养，从来不妨碍他审美；甚至人愈是理性基础薄弱，反而愈是易于对审美对象全情投入。那些因文学作品热血澎湃、热泪盈眶的读者，绝不是哲学家。但是就文学作品而言，如果没有哲学理论做顶层设计并建立框架，就永远无法为人的精神世界提供可以栖息的陆地。

文学虽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但它可以折射大千世界的本质。如何“折射”，这一直是文学应该面对的课题，这个课题既属于方法论，又属于世界观。有公认的艺术高度，有支撑作品的思辨性，观照社会和人，了解、体验、研究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以最真诚的姿态，将最真实的情感交给广大人民群众，这样才能创作出有情怀、有温度、有高度，受读者欢迎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