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何向阳（拍摄时间：2001年）

何向阳，祖籍安徽。中国作家协会六、七、八、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共十六大代表。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首批人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首批人选”。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二级研究员。全国三八红旗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诗集《青衿》《锦瑟》，理论集《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夏娃备案》《立虹为记》《彼黍》，学术随笔《思远道》《肩上是风》《梦与马》，长篇散文《自巴颜喀拉》《镜中水未逝》，专著《人格论》等。作品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译为英、俄、韩、西班牙文。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上海文学奖等二十余种文学奖项。

何向阳：我的批评观

事实是，真的写下来，把氤氲的情致生成的思想凝固为文字，冠以“观念”头衔，构建脚手架已然成型而只需附缀增值叠加复制的“塔”，这种建筑能力在我不为强项。所以理解同仁所言的本心而动下笔时冲着观念，写下来却是历程。对于我，何不如此!观念一旦定型，成就的却是删减，大多数时间，成型的观念并不丰满，反倒薄弱，所以警惕，极力保有“路上”的知觉。

心肠的区别应该成为一种界限。而我们常用的标准却是观念。新、旧比善、恶省事，所以理论背面往往感情苍白。设若有一种批评，对作家对文学，以心肠而非技术论，设若现在还没有这种批评，我想，会长出和养成。虽然，如今它还只是萌芽，虽然，未来的绿意如今人不知它。与任何写作一样，批评的文字写到最后也是人，是人心肠的区分，是尖锐、激越、刚烈、急切，是理解、宽容、善待、包涵，并不矛盾。最后的文字写到底，其实是人心。而“心”之修得，几乎是一辈子的功课。只是，再没有一种文字较批评这么直白，人心文字相里表。写下来，祛除任何表演粉饰或者姿态。最本色的自我，写下来，到了最后，无从掩盖。或者不可能有比批评更“残酷”的工作，它对写作者自己的锤炼严苛过任何一种写作。它言说心肠，引作界限，关乎人格，立为标准。尤其在一个智识的文字时代，它做的事是——立心。

批评是一种叙述。它以人的介入使那言说的对象物复活而为人性的。由此，批评被要求为一种人性的诉求。更多时候，批评家像是一个知识考古者，她在各门类的素材里穿梭，面对着由文字累积而成的人的历史——已消失的、被书写的、有待再度理解的、层层土型——做细腻的发掘、回溯、解悟或重读，是与古人、他人、自己同时的对话，有时候深入到哪怕一层土，都会有无尽有限对比的怵然。太多要做的事，而人生苦短。所以，也理解了那观念的拿来。

然而，不。

或者有一种人文，与那历史的故迹有着区分，它不是已然凝固成庙成观的可见的物的过去时，而是一种关于人的——正在发生正在移换正在长成的进行时，这个现在，写下来，比起过去而言，是难的。正如写物——那个静态——从来比写活动的人容易。然而这个人文才是最值得一写的，文字与它并行着成长，一同经历，却也是最容易将作者写伤了的，那太不易。用固定的文字去述写那并未固定下来的东西，在这样一个不同于以往文化概念的人文面前，多少人与我一样经受着时间的淘洗。

观念大约是最易被冲走的部分。

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的立足点？

“生命与作品相通，事实在于，有这样的作品便要求这样的生命……生命是作品的设计，而作品在生一些先兆信号预告出来。”梅洛·庞蒂这段话道出写作的苍茫宿命。事实是，这一种人、文交叠纠缠，可以互换。成型传统，却不为传统所囿。那活水清澈温和，间以厚道，然而究其实，不折中，有温度血性。河一样，中流激进，从不停息。

从未停息的，还有这个鞋沾满泥的人。那些终要沉埋进历史深水里的人、事，是这场人生拼尽全力要记下的。这人知道，如此生活，才是活着，如此写作，才是创造。对于路，她认真得很。而且，她停不下来了。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1年第4期

批评家印象记

苍茫朝圣路

——我所了解的何向阳

鲁枢元

从20 世纪后期开始，现代科学技术对于地球人类的人性乃至人格的干预能力在急剧提升。现代科学技术，再加上现代商业运营，人类在几百万年间形成的某些生物属性、社会属性，以及在几千年间形成的某些心理人格、文化人格， 都有可能被在商业利润推动下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轻易抹平。

对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信仰情操、风气习俗、趣味爱好来说，资本与技术，比起以往的意识形态以及文学艺术要强大有力得多。以往总说“潜移默化”， 现在动辄“更新换代”，由“旧人类”到“新人类”“新新人类”，也不过就是二三十年的光景。随着基因转换技术与克隆技术的进一步完善，“人性”与“人格”也许很快就可以成为“期货”由顾客选择预购、批量生产。

科学与市场，正像大浪滔天的洪水，汹涌地漫过人文领域的家乡、田园。

人文学者的处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尴尬、艰辛。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情势下，何向阳踏上了她文学研究的漫漫征途。

从《文学：人格的投影》《复制时代的艺术与观念》《不对位的人与“人”》到《人性世界的寻找》《原则、策略与知识分子个人》，再到对孔子、鲁迅、泰戈尔、曾卓、张承志、张宇以及塞林格、昆德拉、凯鲁亚克、曼斯菲尔德的人格的个案分析，她渴望在人性突发变异、在人格日渐扭曲的天地间，追寻着辉煌的人格、理想的人格。

何向阳其实正是在诸神已经祛魅、诸圣已经逊位、神殿与圣山已经倾颓的时刻，踏上她的“朝圣”之路的。

正如她在与曼斯菲尔德拟想中的对话里所期望的：一个社会更加人工化之后，便会产生能够充分表现自然美的作家。这有点像是海德格尔的推论：一个贫乏的时代将产生伟大的诗人。然而，这也不过是一种假设的哲理，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也可能在刚刚萌生时便被坚硬、冰冷的时代氛围所窒息，而时代依然畅通无阻地贫乏、坚硬下去。但是，文学似乎就是“宿命”一类的东西，不以成败或效益为抉择，何向阳身不由己，她已经不能不在一种近乎无望的希冀中， 朝着天际的苍茫毅然前行。细心人不难读到，在她的文学的间架空隙处总是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和荒凉。

肩上是风，是一种透明而且无助的沉重。

一定有什么被遗忘了。桐花早已开得繁星漫天，道路已经焦急得不能再等。一个独自在漫漫孤旅上跋涉的我，曾经想有意看错路牌，想逃避、走脱这无尽的旅程，但最终还是按捺痒痛，一次次捡起行装，面对荒野、大漠、荆棘、泥泞。

风里的霞焰喷射出暴烈的光芒，是第几次看着自己燃烧了呢？从什么时候，我由歌颂顺从转而歌颂顽强、歌颂火鸟，甚至道路的凸凹不平。

烈焰里必定有些什么遗失了，是所有应珍惜但终不免毁弃的昼夜，是一切应保有但来不及重温的梦。

这是何向阳在她的一本书的序言中写下的一些句子，大抵表达了她内心深处的真实境况。

以年轻的生命为火烛，在文学的昏天黑地中一味痴情不移地燃烧，“以至除了尽力地写作之外，已找不到更令她向往的事情”。我曾经顾虑她难以承担， 曾规劝她略放悠闲一点，似乎未见接纳。

然而，她的燃烧终于照亮了一片风景，并且在濒于失语的文学批评界赢得了一些真诚的喝彩。在新旧世纪的交接之际，何向阳荣获冯牧文学奖，评语中赞扬她的批评文字中充盈着“丰沛的人文意蕴”与“真挚的精神品格”，她为文学与人性所付出的努力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人们的注目。为此我深受鼓舞，在我看来，这不只是何向阳个人的一项光荣，更是在这艰难时期里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庆幸，或许，还是人性与人格避免自己全线溃败的一次抗争。

何向阳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界一个富有独自个性的存在，“何向阳”这个名字也往往成了一些文学聚会上谈论的话题，还曾有不少人向我打听过何向阳。作为何向阳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导师，我也许有责任向人们尽量作出一些介绍，但说实在的，我以往对她的了解与判断却是非常不足的，这里的评说，便不能不加进许多当下的影像。

由于和她的父亲、著名作家南丁先生及她的母亲、画家左春老师交往在先， 于是，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成了一个文弱腼腆、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比起她的那些独标性情、溢光流彩的师兄师弟来，尽管那时候她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的散文和诗歌，我仍然并没有对她持有更高的期望。

我曾说过，在她攻读的三年里，她没有和我说过三十句话，一个月平均不到一句。这虽然有些夸张，但向阳的不苟言笑却是实事。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一旦捉笔为文，却如纸上跑马，驰骋腾越、恣意汪洋。为她赢得声誉的《澡雪春秋》《风云变，或曰三代人》《12 个：1998 年的孩子》《曾卓的潜写作》《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等文章，全都在二三万字以上。读这些文章， 我的脑海里总会闪现出一幅“小丫耍大刀”的图像，而且“耍”得还那么得心应手。

不是说文章越长就质量越高，但是，读向阳的“长文”，与文章中饱满丰蕴的内涵相比，其洋洋万言仍然像是一件紧身的衣裳。于是，历来惧怕长文章的理论期刊编辑，仍然乐于发表她的长文章。应当说这是一件很有些出格的现象。但是，如果能够查核一下何向阳为一篇文章投注的精力，人们也就不奇怪了。比如那篇《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缘起于我在为研究生讲授“创作心理学” 时布置的一道作业，同时选定的作家还有王安忆、莫言、史铁生等，向阳分工研究张承志。其他同学多是不了了之，唯独向阳一丝不苟，潜下心来收集资料， 阅读了张承志的全部作品，并反复与张承志书信来往、当面切磋，从1988 年酝酿，到1996 年发表，为时八年、四易其稿，这样写下的区区几万字，还能够说“长”吗？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曾对她的这篇文章作出这样的评价：“迄今为止， 也许还没有人比她更淋漓尽致地阐述过张承志。”就连一向以冷峻孤傲著称的张承志，在读了何向阳的这篇文章后也不能不对她另眼看待。

年轻的批评家，干的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活，因此往往显得放荡不羁、剑拔弩张，甚至略带夸耀之色，对此我已经看得习以为常。

日常生活里的何向阳，却总是一板一眼、中规中矩，处处表现出周到的礼貌与良好的教养，我倒反而为她担心，担心她由于过多地服从社会法则而压抑了在学术研究中突破、超越的力量。后来我渐渐发现，这种“温良恭俭让”只不过是她对付日常生活的一种策略，这使她轻易排除了人事间经常会遇到的许多无谓的摩擦与纷扰，从而把自己沉浸在钻研学问所必需的那种沉静的读书与思考的境界中去。这你只要看一看她在《不对位的人与“人”》一文中如何对一部中国文学史勇猛地挑起事端，就可以发现她那“刑天舞干戚”的一面。

但即使在这样的文字中，她也并不过分地去张扬她的锋芒、显露她的勇猛， 扮作“黑马”的模样，刺激人们的耳目；而是尽量靠翔实的材料、细密的说理培植起自己的论点。在20 世纪90 年代日趋浮躁的文坛上，向阳的这种治学风格就显得格外可贵。

在20 世纪末的中国文坛上，性别，尤其是女性的性别几乎是被不怀好意地渲染了，那明显可以看出是出版商的炒作，竟也诱惑了一些实在算不上美丽的女作家浓妆艳抹把万般风情揉搓进作品中，以填补才情与智力的不足。

不知是不是有意地规避，在何向阳的文字中，尤其在她的文学批评文字中， 几乎看不出明显的“女性”的痕迹，反倒时常流露出些阳刚之气与“硬派小生” 的力度。况且“何向阳”又是一个极富中性的名字，以至于不少人读她的文章便把她认作“男生”。

在女权运动中是有这么一派，认为女性获得自立的途径是抹平性别的鸿沟， 使女性与男性站在同一条地平线上。向阳恐怕是并不赞同这种观点的，她在日常生活中的举止也并不这样。

综观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为数不多的女性批评家们在她们的批评文本中好像都有程度不一的中性化甚至男性化的倾向。我想，这也许与“批评”这个行当有关，批评本身要求批评家“居高临下”、高瞻远瞩、擗擘抉择、命名判断， 置身于男女作家的性别之上。因此，就性别特征而言，女作家们就要比女批评家们显赫得多。

尽管如此，我还是心存疑惑，“批评”难道真的就像“战争”一样，不可能是“女性”的？细品向阳的文章，尤其是她不久前写下的《立虹为记》《从此人心坚硬》两篇与生态学相关的文章，其实又不难感受到其中女性的关爱、细密与柔韧，这显然也是批评的一些品格，甚或是“女批评家们”的一种天然的优势，无须去有意地回避它。至于能否产生一种“女性的”文学批评，亦如能否产生一种“生态的”文学批评一样，也是不妨试一试的。

套上一句俗话，何向阳差不多算得上“名门闺秀”，她留给人们的最初印象常常是一个由父母精心呵护的“乖乖女”，甚至在单位分给她一套大房子之后， 她仍然让它空着，仍然乐于住在老屋的斗室中，依偎在爹娘身旁。

但若是读一读她的文章，或只消掠一眼那些文章的标题：朝圣的路上，匆匆赶路的血液，肩上是风，旷野无边，如水的天命，灵魂的翅膀，梦游者永在旅途……你就会发现她的心其实很“野”，她的灵魂似乎一刻也不安闲地在旷野大漠上奔走呼号，她倾心地羡慕着那些以自己的身体丈量着黑色土地的勇士， 盘算着在怎样的跋山涉水中磨破那五十九双鞋!

那也许仍然是由于文学的呼唤和“勾引”。

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在湘西天子山中的一个学术会议上，何向阳“失踪” 了一个下午并加上黄昏。暮色苍茫时她才从山林深处土家族的吊脚楼里走下来， 手里握着本子和笔，脸上洋溢着丰收的欣喜。那是向阳的第一次“离家出走”， 第一次在大自然中“撒野”。

“山野”对于这个“乖乖女”似乎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此后，她曾经驱车西夏荒原、饮马黄河湿地、驰骋内蒙古大漠、徜徉陕北沟壑，恰恰是这些尚未被现代人类文明覆盖的裸露着的自然，给她灌注了从事文学研究的灵气与活力。

既能奔突于大野，又能潜心于书斋，这是向阳个性上的又一特点。在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地球生态系统中，自然、女性、艺术三者之间原本就拥有一种神秘的关系，向阳以自己的身心投入了这种关系，这也许就是她获得成功的奥秘。

向阳是单纯的，如果仅查看她的履历表，她的单纯近乎简单，不过是从一个个的学校大门走到一个研究所的大门，而且基本上没有走出这个地处中原的城市；向阳又是丰富的，如果阅读她写成的那些文章，她的丰富近乎玄奥，几乎让人难以把握，这种丰富主要来自她对人类精神文化的游览与反思，对世事人生的品味与体验，以及对她自己内心世界的审视与想象。这就使她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她自身所处的时间与空间。

在《风云变，或曰三代人》这篇文章中，她以三部外国文学作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为参照，分析了文学阅读与创作中的三代中国人，姑且将其命名为“锤炼者”“反叛者”“行走者”。代表这三代人的中国作家，诸如张承志、王朔、韩东属性迥异，何向阳却能够体谅到他们各自存在的历史的合理性， 在她的笔端表现出一个批评家必要的严苛与应有的宽容。

按年龄，向阳无疑属于“王朔”“余华”一代，拥有一种对传统怀疑、审视的目光；但她又能够深深地敬重“保尔”们的赤诚与信仰，还愿意静心面对中国的“萨尔”与“狄安”们尚嫌稚嫩的嗥叫与疯狂。在向阳这里，人类的精神文化脉络并不存在“断裂”，在文学批评的竞技场上，看似柔弱的她，却可以超越道道沟壑，勉力打一个“通关”。即使不把这说成是成熟，起码也是由于丰富，心灵的富足。

对于精神活动来说，丰富，才是超越的台基。

何向阳的丰富，还表现在她对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上。

向阳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曾经较为系统地接受过文艺心理学的训练，对荣格与马斯洛尤其偏爱，这使她始终把研究的核心落实在作家、作品人物的人格建构与演进上。但是，她对于文学现象的分析，又总是牢固地站在社会文化历史的立场上，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把握一个时期中人性、人格、人的精神活动的走向。她的那篇探讨诗人曾卓在逆境之中潜在写作的长篇论文，突出地表现了她的这一特点。早在五六年前，她又开始把生态学的原则引进文学批评的领域中来，以梭罗、爱默生、史怀泽、谈家桢、芭芭拉、埃伦费尔德的理性与情怀去阐释张炜、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徐刚、李杭育这些中国新时期作家的作品，并一针见血地提出了“批评的心肠”来对抗已经被炒煳了的“批评的观念”，在中国，何向阳算得上“生态文艺批评”的一位开路先锋了!

比起对于概念、规律的信守，何向阳明显地更热衷于对现象的观察、捕捉、表达、描摹；比起对于普遍法则归纳，更致力于对个案的过程研究；比起对于研究对象的客观冷静地剖析，她更擅长于饱含情绪的主观投入，不时地把自己摆放到自己当下书写的批评情景之中。

她的这种写作态度，使她的批评文体呈现出引人注目的灵活性、变化性、多样性。读向阳的文章，就像是随她一起上路，路上随处展现的是变幻不定的风景：无边的旷野，静默的水流，寒夜的繁星，长空的彩虹。有时她指给我们看那气塞天地的风起云涌，有时她又从万绿丛中寻觅出细微的芒刺与花瓣；有时她从历史的隧洞深处给我们搀扶出一位白发三千丈的老人，有时她又从时代的托儿所里为我们牵引出一群形色不一的孩子，而且不多不少，一共十二个……

“在路上”，是何向阳文学思维中一个潜在的、柔韧的、挥之不去的意象。她的第一本论文集就取名为《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第二本文集《肩上是风》， 其实还是“在路上”；其他一些文章的篇目，如《远方谁在赶路》《穿过》《梦游者永在旅途》，也都是“在路上”；在尚未结集的《风云变，或曰三代人》一文中，她又用近万字的篇幅满怀热诚地分析了凯鲁亚克的长篇小说《在路上》。

也许，生命的固有属性就是“在路上”。

我们生活着，也就是行进在路上。

然而，各人选择的道路并不相同，各人对上路的意义的理解并不相同，各人对路上的体验更不相同。

向阳或许是矛盾的。比起保尔式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昂扬，多了几分困惑；比起狄安们狂放地向着“快乐老家”的进发，多了许多沉重；比那些放荡不羁的精神漫游者多了一些责任，比那些痴迷沉溺的宗教徒多了一些清醒，比那些虚无主义者多出了坚实的目的，比那些功利主义者多出了强烈的憧憬。这些矛盾与冲突在纠缠着她，也在支撑着她；在折磨着她，也在成就着她。

在两个极端之间，在存在与空无之间，我们是徘徊于一种暧昧渺茫的中间地带。

我清晰地看见有一条雄壮的大河般的道路在山间谷底奔腾蜿蜒。没有人知道它，只有我和那些牧人想着它……英雄的时代结束了，英雄的道路如今荒芜了。

这是一场生命的跋涉。在苍白、孱弱的世界里存留自己仰首为人的执着与肃穆，在如潮如涌的喧嚣中从容淡泊，怀着朝圣的心灵、殉道的精神， 在征服世界之前首先征服了自身。

我们追求、我们寻找、我们在路上、我们忍受焦灼与饥渴，我们把青春、爱情、生命都搭了进去，或许奋斗到底依然看不见可意的结局，可是生命毕竟燃烧过，粉碎过，奔涌过，升腾过……苍凉的路的主题即是苍凉的人生的主题，追寻的焦虑与壮阔始终困扰着人而无法割舍，由“不甘” 导出奋进与热情已逐渐成为我们的生命方式与精神原则。

以上这些文字，摘引自何向阳对于张承志的评述，其中显然也透递出她自己的心声。尽管她在那篇文章中对张承志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理智清明的剖析，我仍然确信，张承志的困顿也是何向阳的困顿，荒芜的英雄路“与苍茫的朝圣路”仍然是一条路，这个文静柔韧的“中原女子”与那个凌厉强悍的“回族男人”其实是在同一条道路上行走的人。

鲁枢元，时供职于海南大学精神生态研究院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