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如蚁而美如神：论《有生》
随着“革命世纪”的终结和都市化进程的发展，我国小说创作的主题、风格和叙述方式都有所调整：生活画卷取代历史画卷，生命立场取代阶级立场，限知叙事者取代全知全能叙事人……这些努力拓展了叙事容量，让暗部微细的事物得以凸现。总体来说，21世纪以来的小说有从中心到边缘、从大到小位移的倾向，题材日趋多样，叙述技巧日臻成熟。在这种大背景下，胡学文的《有生》对时代整体性的关注、对当代经典作品的互文、对先锋叙事技巧的运用等特质迅速引起讨论。
《有生》书影
小说如何把握时代，如何从整体上来表现时代？面对这一难题，大江健三郎突出边缘、隐性结构之重要：“不容怀疑，这是一个即将在眼前灭亡的危机四伏的时代，把握现代危机本质的方法就是必须站在边缘上，不能以中心为导向。这一整体性的表现必须从边缘、从隐性结构方面来完成。”（1）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中特别看重视点：“确定从何种视点叙述故事是小说家创作中最重要的抉择了，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小说人物及其行为的反映。”（2）在创作中，叙事人、叙述视点的选择至关重要，立于边缘方能呈现中心的视野盲区，这或许是近年来许多长篇小说选择限知叙事人的缘由。胡学文在《有生》后记中透露他选择叙事人与叙事结构的艰苦构思历程，作家花费的气力如其所愿凝聚为《有生》的标识度。
一、“边缘”叙述人
《有生》的叙述人乔大梅非常特别，这位百岁高龄接生婆，倾其一生迎接生命，被乡民奉为“祖奶”。“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秘密就是宇宙的秘密。万物生长靠太阳，阳光照耀华屋与茅棚，沐浴大树与幽草。阳光乃太阳的自我，太阳并不因怜惜万物而发光，故有神话后羿射日。太阳发光是遵循自身内部的规律。祖奶的接生和自己的生产亦应作如是观。
《有生》最动人的是生命立场，生之磨难与生之光辉互显互喻，磨难愈深，光辉愈大。小说将众生的丰富聚焦于生命的阳光，“一个人心里有光，那光就会时刻指引他，不分昼夜，无论春秋”。（3）每个人身体里都藏着接自太阳的一道光，这团光指引我们认识初心，认识自我，亦指引我们与整个宇宙连接。胡学文紧紧抓住照亮生命路途的这团光，他们坚持，执着，精进；他们痴迷，偏执，疯狂。他们的好坏善恶都来自心中的光，是同一种根性的力量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不同表现，这光照亮梦境亦照亮创口，明暗相伴，光影相随，各有所执。
乔大梅曾将近两万条生命引领到世间，接生的天职为她提供人生意义，让她在经受各种不幸之后依然能够找回生命之光。乔大梅在跟随黄师傅第一次去接生时，发现这团光萦绕在黄师傅的头顶，她感受到这神的光芒并受之号召——“那是上苍赐予接生婆的德威、厚福与信心”，（4）这光坚定了乔大梅的意志，让她历经险境却能逢凶化吉，同时天职赋能于她做出迥异于时人的选择，最终溢出性别，成为“祖奶”。在《第二性》中，波伏瓦一针见血地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体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唯有另一个人作为中介，才能使一个人确立为他者。”（5）近两万条生命为中介，足以将平凡的乔大梅神化。故事开篇，祖奶已经卧床不言，犹如植物，然而听觉、嗅觉依然灵敏。乡村有供灶神的传统，小年送灶神，大年接灶神，各家各户以菜饭的香气供奉灶神。祖奶享受灶神闻香的待遇，所以她由麦香专门伺候，麦香的特长是鼻子灵敏，善制香包。上至官员、富贵人家，下至普通百姓，都对接自己来到世间的祖奶充满虔敬，乡亲们到祖奶跟前奉上祈愿和祷告，也来此处忏悔和倾诉。自古以来，由于对广袤、神秘而深邃的自然的敬畏，人类渴望与神灵交流，寻找各种方式接通神意，祭司、巫婆、教父、看命先生、天文学家等职业都与此相关。生命被视为神的馈赠，死亡同样被目为天意。《有生》中，祖奶成为连接生命与神灵的象征。
文学作品中有不少笔墨涉及生育。生产真不愧为“鬼门关”，比如《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和《家》中觉民的妻子梅表姐均死于难产；《活着》中福贵的女儿死于大出血，儿子的死也与生产相关；《生死场》中的金枝与猪隔墙生产；《丰乳肥臀》开篇上官鲁氏与驴子同时难产，家人照顾驴子而忽视鲁氏，仅仅因为她没生男孩，鲁氏被歹人强奸只盼望能怀上男孩。《白鹿原》开篇是族长白嘉轩六次亡妻后再娶，为了续后，族长可以突破守孝的戒律；保守的白老太太在娶儿媳这件事上显示了坚定的决心，她还怂恿孙子孝义的媳妇与兔娃同房。《罂粟之家》中刘老侠明知翠花生下的沉草是长工陈茂的儿子也忍辱认下，只为能够传递姓氏。基因的本能是传承。而人类的养育期更长，养大一个孩子需要父母的配合甚至一定程度的牺牲。母性的本质就包含牺牲精神，为了怀上孩子或者让孩子存活，母亲会违背所谓的男权道德。农业文明时期物质相对匮乏，母亲为了养活孩子而偷窃甚至不惜出卖身体，这样的情节在20世纪的小说中颇多。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对女性的规训聚焦于生育，乔大梅的小姑李二妮因没有生男孩而被丈夫嫌弃，女儿李冬因不能生育而受尽夫家歧视最终自尽，麦香不能生育而撒谎栽赃到丈夫身上……《有生》以生育把握乡土中国女性命运的根源，我们对生孩子有多么执着，祖奶就有多么尊贵。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是家族伦理本位的，而西方很早就是集团生活的。所以中国文化发展出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而西方却发展出具有冒险精神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发展出不同的文明。（6）家族以传承为要务，所以生子有后即为孝。“头顶三尺有神灵”“万物有灵”，这就是广为人知的泛神主义。而在众多菩萨中，中国民间最崇拜的是观音菩萨（又称送子观音），祖奶被奉为人间的送子观音。基因的繁衍本能在中国文化中得到无限的放大和升华，生育成为整个民族的潜意识，中华文明为此延绵不绝。祖奶见证了《有生》中绝大部分人物的生命起点，这种最初、最纯粹的关联使得宋庄形成一个有机的天地，使这个塞外的村庄能够像白鹿原一样隐喻民族国家。
回到乔大梅的童年，出生时即被判断为命硬，母亲遭遇难产，自幼跟随父亲离开中原。父亲是锢炉手艺人，希望将她送入宫廷去做精细锔艺，结果晚清覆亡，被民国替代。宫廷去不成了，父女俩一路逃难到了塞外宋庄，直至碰到李贵叔，才在李家借居下来。为置办嫁妆父亲路遇歹徒，被杀害暴尸荒野，自己失身并怀上歹徒的儿子李春。这就是主角乔大梅的童年遭际，也是她性格生成的土壤。在20世纪初的历史语境中，女性要成为自己，首先便要打破性别的障碍，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份。穆勒考察了妇女的屈从地位后断言：“所有妇女从最年轻的岁月起就被灌输一种信念，即，她们最理想的性格是与男性的截然相反；没有自己的意志，不是靠自我克制来管束，只有屈服和顺从于旁人的控制。一切道德都告诉她们，女人的责任以及女人的多愁善感的天性都是为旁人活着，要完全地克己，除了同她们喜爱的人之外，没有其他的生活。”（7）乔大梅的成长过程不断地与性别成规作战，尤其是与李二妮自小累积的矛盾，男权文化深深地驯化了二妮并生成她的悲剧。
与《活着》中的福贵一样，乔大梅的一生是苦难叠加、不断丧失的一生；与他不同的是，乔大梅不断以接生超越“往生”，而且以女性独有的方式反抗命运，战胜死亡，一连串的打击没有将乔大梅打倒，反而让她的生命不断开阔和丰盈，成为祖奶。父亲绝望时以尿淹蚂蚁，结果蚂蚁却顽强活着，父亲曾从这最弱小的生命的挣扎中汲取能量。另外蚂蚁的通讯、组织系统让人类惊叹，父母亡故时都有蚂蚁成群结队而来。红柯的小说《红蚂蚁》以红蚂蚁为红线串联起一对普通男女永恒的爱情。即使微小如蚁，亦有不可磨灭的精神光芒，同样有形而上的“美如神”，顽强不屈的生命力将人类与蚁群连接起来，生命力在万物之间是相通共振的。据统计，“整部小说300余次出现蚂蚁，祖奶86次看到或感受到‘蚂蚁在窜’”。（8）乔大梅目睹生之艰，亲历死之难，作者对各种各样的难产场景进行细致入微的描绘，将接生婆灵巧的手与新生婴儿的身体交流刻画得惟妙惟肖。祖奶有异常灵敏的感知力，“蚂蚁在窜”就是她对生命的弱小与坚韧的感受和喟叹。“蚂蚁在窜”就像音乐中的过门，反复回旋，余音绕梁，成为叙事基调，带领我们不断回到“生如蚁而美如神”的辩证感受中去。
二、“伞状”叙述结构与生活史的展开
《有生》的“伞状”叙事结构，以祖奶为伞柄支撑起整个叙述世界，而其他人物如花、喜鹊、罗包等都只是伞骨，伞“笼盖四野”，营造遮风蔽雨的一方天地。乔大梅经历三次婚姻，生下九个孩子。第一任丈夫李大旺雪夜被狼吞噬，接着家公李富也因悲伤去世；第二任丈夫白礼成是擀毛匠，因害怕被“革命”的李贵叔牵连，带着女儿白花不辞而别；第三任丈夫竟是土匪，解放后吃了政府的枪子。时光荏苒之中，诸多儿孙一一被死神接走。“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大儿子李春拥有歹徒的基因，自幼孤僻阴鸷，最终投身伪蒙疆政府的德王幕下，卖身求荣并死于混战；二儿子李夏当骆驼客，脾性温和，出苦力谋生，却死于乱世土匪的枪下；三女儿李桃性情酷似姑姑二妮，受婆家冷暴力而自尽。和第二任丈夫所生的女儿白果早产体弱，白杏自幼迷恋飞翔，失足而死。白杏、白果的身体都因乔大梅执着于接生而先天不足故而早夭，这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萨满妮浩，她身为神职，救人是她的天职，每次都得付出惨痛的代价，妮浩的孩子果格力、百合花和耶尔尼斯列都因救助他人而早夭。作为母亲她只能痛苦地与她们告别，为她们唱一首深情的神歌。此时，我们也看到萨满与母亲的角色认同发生冲突，但妮浩尊奉天职，为他人的平安却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与第二任丈夫生活时期充分展示了乔大梅的性格，她我行我素，不再惧怕外部世界，敢于违拗丈夫，也智对歹徒。与第三任丈夫的结合显示了乔大梅的主动性，凭着要生育自己的孩子的信念生下了乔秋、乔冬和乔枝。向往城里人身份的乔枝因失恋自杀。爱慕吹嘘的乔秋不惜以种种荒诞离奇的行为炫耀自己吃饱喝足，这种行为恰恰反映整个社会物质的匮乏，最终因偷吃生土豆而撑死，这让我们联想起《活着》中外孙苦根吃豆撑死的细节。贫穷和匮乏一直环绕着乡土中国，前文还有赵五魁吃饼子撑死。饥饿可以扭曲人，固念同样可以。鉴于父母身份在时代背景下的负面性，儿子乔冬一直有意疏离乔大梅，在拾麦穗、拾粪肥这些小事儿上，表现出他与生俱来的执拗意志和卓越的洞察力，他能够一眼看到牛的内脏、肠胃的运作。这是民间对天道的感知和运用，与庖丁解牛一样顺乎自然；也让我们感到心酸，一团猪粪可能引发口角甚至战争，我们对物的利用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狂忠于“革命”的乔冬从火灾中救下扁女，火灾中的扁女死死抱紧工分本，将它看得比性命还重要。乔冬娶了烧伤的扁女为妻，他们在去医院的路上生下儿子乔石头，乔冬却不愿让自己的母亲乔大梅来接生。这种书写有一种叫人难以置信的狂热。乔石头遗传了乔大梅、乔冬和扁女的基因：沉默、嘴硬、有心劲，说一不二。小说省略了石头发迹的故事，轻描淡写地拣了两件童年小事：石头小小年纪就敢舍身引马蜂救人性命，但这样坚硬的乔石头也有他的软肋，他一直害怕心劲强韧的喜鹊。他发达后回乡开发垴包山，渴望建立祖奶宫供奉祖奶。祖奶的个人史与乔石头的发达史叠合，历史的线头得以接缝。小说结尾是乔石头鼓起勇气深夜去会见喜鹊，祖奶于弥留之际听到死神的脚步声，像《尘埃落定》一样，整部小说在死神降临之际结束。
《有生》与《额尔古纳河右岸》在叙事方式上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个文本都注意到回忆与当下的呼应。“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件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9）《额尔古纳河右岸》中90岁高龄的酋长夫人在一天的时间内讲述一个民族的世纪故事，视点跳跃，讲述时间和故事时间互相交织。《有生》今昔两条叙事线索夹杂并进：一是以祖奶之耳呈现她所听闻的关于其他众多人物的当代生活故事；二是祖奶回忆自己的坎坷身世和波折命运。在平静的回叙中，传奇的生命故事次第展开，祖奶和大众交集的故事则打开了宋庄乃至塞外的广阔生活地图。由于去各地接生，祖奶的足迹遍布塞外大地，不光是宋庄、营盘镇、张北城，还遍及塞外诸多地方，如离家六七十里远的后草地、草圪节；同时她也穿梭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她帮助富人钱家媳妇接生，也帮助付不起喜费的无名穷人家接生；她在路途为陌生人接生，让乞丐在自家床上生孩子，也在别人的产床边为自己接生；她为财主钱广外家接生，为县长太太接生，给察哈尔副都统老婆接生，还给土匪老婆和侵华日本军官的女眷接生。乡民眼中的坏人、敌人、仇人，在接生婆眼中只有一种身份——人——产妇以及她的新生儿。在祖奶这里，尊卑贵贱齐一。陌生的敲门声就是生命的呼唤，生命自具神性，超越贫富、贵贱、种族，新生洗涤一切污浊，这是《有生》的叙事根基和价值准则。
有如神启，接生成为乔大梅的命定，也是她对黄师傅的郑重承诺。天职将凡俗个体心中的光与天意连接起来，是现代文明秩序对古典宗教中“神授”的创造性转化。小说对接生进行了写实的描绘，接生不仅将乔大梅与宋庄联系起来，也使她与广大的北国大地联系起来。接生于乔大梅犹如澡雪，让她像那未被尿液淋死的蚂蚁一样逆流新生。陌生人的脚步声成为绝对命令，将围绕着乔大梅的黑暗驱赶。一度心灰意冷的她试图自杀，但窗外的脚步声让她将自己已经套进绳索的头取出来，拿起工具包就出发。在“观音菩萨”的赞誉声中，乔大梅亦重生，这新生是乔大梅与被迎接到世间来的新生儿所共享的。失去了丈夫、家公的她决定迎接更多的生命来人间，她自己亦想孕育更多的生命。接生婆对乡土中国所具的意义在《有生》中闪出前所未有的光亮。
以接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多，最为惊心动魄的要数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在印帝安营地》。一位接生的父亲带着未成年的儿子观看了接生的全过程，产妇的丈夫竟由于无法忍受妻子的痛苦而自杀，随后叙事重心位移，一段关于死到底难不难的对话在父子之间展开。海明威长于漫不经心地书写爱侣、父子等亲人之间的不相通。同样描写接生的汪曾祺的《陈小手》俏皮而反讽，男接生婆陈小手的手很神奇，但因为触摸了产妇们的身体，每次接生后要说“得罪”来与她们的丈夫告别，一次在帮助官员太太接生后反遭遇枪击，小说戛然而止，以此暗示现代转型的难度。莫言的《蛙》曲折而复杂，主角万心经历了巨大的身份反转，先是接生婆，后是计划生育工作者。小说以侄子“我”的视角呈现姑姑万心从一位生命的引渡者变成将生命扼杀在子宫的人，最后变成供奉泥娃娃的虔诚忏悔者。早期万心是乡村拥戴的“送子娘娘”，只有天上的飞行员才能与之匹配。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姑姑成了积极的流产执行者，造成很多悲剧，最后姑姑嫁给泥塑艺人，以一屋子泥塑替代那些被自己强制流产的娃娃，将它们供奉起来托付自己的忏悔之意。比起陈小手，姑姑万心的形象更具复杂性，寄寓了莫言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反思，展现出现代文明秩序与传统人伦关系之间有力的对决与渗融。至高无上的生命立场是人类历史经过迷信玄学、宗教、政治的种种颉颃、反思之后所确立的立场。以人为核心，以人为尺度，成为现代文明秩序中文学的原则。接生婆与生死切近，与冥冥之中的天意切近，是对以人为本的践行。接生婆的职业既呈现经验与科学的交锋，也反映出乡民对生命的复杂态度；同时乔大梅时常面临作为妻子、母亲和接生婆不同身份的矛盾，她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母性而服从天职的召唤，哪怕怀着身孕即将临产，哪怕自己的孩子嗷嗷待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乔大梅的接生之路。
乔大梅孩子的命名让我们感受到四时的变化，也感受到她一生是克服和重生的奇迹，那些不曾致命的伤口最后都成为迎聚光亮处。童年随父颠簸的岁月练就了她宠辱不惊的胆略，她的双脚丈量过广袤的山川、大漠，也走过田埂、僻壤。祖奶对生命的认识非常自然，她与大地上的事物有亲密的接触，她知晓生命的形状，蝴蝶会围绕着她的肩头飞翔，仿佛她浑身散发着花香。这是生命的气息在招蜂引蝶，是生命之间的连接和致意。
胡学文在《有生》后记中谈创作过程，他得意于自己找到了“伞状”的结构。祖奶就像风雨中的那把伞，她对接生的专注与投入，对苦难的忍耐和超脱，给了乡民安生的精神力量。所以无论是宋品还是宋慧，麦香还是乔石头，大家都到祖奶面前祈祷和倾诉，缓解内心的焦虑，让自我的躁动得到平息。
三、人物之“执”与生命之光
在平凡的女性视角观照下，《有生》将塞外百年的曲折、动荡、阵痛转化为个体的遭际，“革命”转化为日常生活的混乱、饥饿与死亡，大历史与家族和个人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而历史和政治本身则退后成为远景，比如乔大梅去给县长的年轻老婆接生时，发现当今的鲁县长就是幼年时请她们父女进去锔器的鲁警佐，这轻轻的一笔中蕴含着历史的翻页声。将汽车称为“大屁股”也非常形象地显示了当时汽车的罕见，以及乡民对权力的嘲讽态度。
对诸多场难产的实景描写构成了《有生》的一道景象，作品写出北国天高地迥中的人物群像。胡学文毫无保留地交出自己几十年来的知识答卷，他通晓各行各业的规则，包括锔炉、接生、货郎、擀毛、养蜂、蜂疗、放羊、养猪、做豆腐、做香包、做饭菜等多种技艺和农牧生产的知识。胡学文将对故乡大地草木的深情寄予人物生存的环境。他熟知植物和四季的气息、风吹过不同植物的声音、雨打在不同树叶上的声音，并以风景的细绘铺垫人物的情绪。胡学文也洞悉动物的秘密，并努力发掘等而下之的动物身上形而上的光，这光来自生命深处，蚂蚁、蜜蜂、乌鸦、马蜂、喜鹊、猪、羊、狼、骆驼等，这些动物与人的交流甚至比跟同类的交流更深，那些在都市已经消失的历史场景借此复现。
难能可贵的是，胡学文出示的是当代眼光，他正视并升华当代生活经验，大胆地创造21世纪的新传统，这种传统吸纳过往，并与过往进行激烈的抗辩。当下生活、当代读者才是作品生命力有效的度量衡，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未来，写作的出发点永远是当下。《有生》选择的动物、植物都是北方乡村常见的，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不是那些携带着士大夫趣味的、被诗词反复吟唱的事物，那些属于过去的风雅传统被大胆地摒弃了。譬如对于猪这种动物，大众一向以蠢辱之，骂人则鄙弃为蠢猪。宋慧不同，她养猪，和小猪仔非常亲密，毫不嫌弃地搂猪的脖子，比儿子更亲一些。猪在多数人眼里只有口腹价值，但对养育它的宋慧，猪是活生生的，是懂得主人的心情的，堪比朋友，给她安慰，这是一个常年生活在乡村的妇女最朴实的感情。同样，羊倌对他的羊也很亲热，他以《水浒传》中的枭雄名来称呼自己的羊，谁能说朴实的羊倌心中没有英雄的渴望。相比“花丰收”的学名，羊倌更认同“羊倌”这个一眼见底的名字，职业、身份形成自我认同。乡民普遍有一种从日常经验中来的感情，这种朴素的感情具有某种恒定性。我们从他者（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抑或是风景）那里所看到的、体验到的都是内心的投影，这些汇聚成自我认知。
如花对乌鸦的固念到了痴狂的程度。痴从造字来说，就是认知到了病态的程度。如花执意认为自己死于矿难的丈夫钱玉变成了乌鸦，而对乌鸦别具青眼。民间普遍认为乌鸦是不祥的，因为它的羽毛是黑色的。然而如花的想象也有现实基础，因为深深的矿井就是黑色的，她不仅不嫌弃乌鸦，还忠诚地守护、喂养乌鸦。经哥嫂的撮合与钱宝结婚之后，如花只是替亡故的丈夫照顾心无旁骛地读书的弟弟。当喜好射猎的毛根射杀了乌鸦之后，如花不依不饶，纠缠不清，甚至从村里闹到镇长处，坚持要让毛根伏法受惩。当钱玉的哥哥钱庄给毛根解释时谈到如花的念想，本来一根筋的毛根迅速理解了如花的执念，他甚至因此变得通情达理。这引发了他对亡故之妻胖女的思念。毛根去垴包山上胖女的坟墓旁修了屋子，日夜为其厮守。无论是如花还是毛根的痴，都让我们想起《梁祝》以及《牡丹亭》所开创的生死相依的书写传统。祖奶常将早夭的女儿白杏想象为停在她肩头的蝴蝶，这种诗意、动人而浪漫的狂想打乱了理性的步伐，对日常生活产生深深的干扰。
罗包爱麦香，将婚前坏了名声的麦香娶为妻。没想到麦香竟将自己不能生育的真相隐瞒而嫁祸于罗包，在婚姻生活中居高临下。最后，因无法忍受的生豆子气息，罗包与麦香的婚姻破裂。麦香与宋品偷情却并不愿意跟罗包离婚，罗包、安敏和孩子常常从没有名分的关系中受到威胁，这一切都显示凡人的我执。
少女树枝是在对父亲花丰收（羊倌）和弟弟花志钢（小更）的极度失望中成长起来的。羊倌对妻子白凤娥一往情深，可妻子竟然曾与情夫供销员合谋要杀死他。树枝的弟弟小更只想得过且过，被姐姐更名为花志钢亦无济于事。无论树枝如何打气发狠，父亲与弟弟都像一滩扶不上墙的淤泥。伤心至极的树枝执意要嫁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男子，少年时曾对乔石头身上的智谋胆识心生欢喜。后来她找贩卖古玩的黄板为夫，谁知道他竟会听信谣言，独自开采垴包山寻找宝藏。孤独而自尊的树枝与喜鹊互为知音，干脆更名为喜鹊。成群结队的喜鹊们能理解少女树枝的情怀，与她心气相通。作者通过这些常见的飞禽和家畜，发现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与驯化的动物之间深切的情感依恋。就像《小王子》谈到自己驯化的那朵骄傲的玫瑰，那玫瑰是独一的，骄傲是独特的，是小王子用自己的情感所浇灌的。我们活在世上必定会珍惜这爱的浇灌物，爱恋这与众不同的玫瑰。宋慧对猪、如花对乌鸦、树枝对喜鹊都有同等的情感寄托。
《有生》刻画的人物众多，彼此之间互镜互鉴。我们能够从人物的精神相通与行为差异中感受人类的共性和个性、社会性与独特性。乔大梅人生之路的波折泥泞并不是独有的，她身边的亲人们无不面临命运的沟壑。小姑子李二妮与祖奶几乎自幼为敌，且终生未能和解，二妮嫁给了本来要明媒正娶乔大梅的赵进元，由乔大梅接生的第一胎是男婴，却是死胎，不得不接受清宫手术，此后二妮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儿，命运便急转直下。赵进元进妓院、吸鸦片、赌钱，并将李二妮抵押掉。黄师傅的儿子也因吸鸦片而沦落，一而再再而三地找祖奶要求救济。祖奶帮助那么多人顺利有了后人，自己的女儿李桃却因无法孕育而自尽，乔枝亦因失恋自杀。小说中女性不是承受生育之苦，就是饱受情感的折磨。
面对这些难解的欲望谜题，杨一凡仰赖精神恩师方鸿儒，需要他的赐教来解决烦扰。方鸿儒并没有简单地否定欲望，他肯定欲望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强调欲望的度才是需要每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去把握的。方鸿儒倡导所谓的“灵魂调节器”，就是以信仰来调节欲望的分寸和界限。在杨一凡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人的心灵疑难，也领悟到胡学文对当下社会现状的观察和思考。现代化进程允诺的美好未来带来的并不全是幸福，社会全面加速发展之后，脱离农事生产的城市人被无解的情绪、郁闷的气氛缠绕着，激进的发展观并不能解决时代的难题。
无论是信仰、理念、梦想，还是执念、癫狂、痴、病等，这背后是同一种心理程序，过犹不及，过度则呈病态。祖奶因为接生多次面临生命危险，李贵叔放弃个人家庭生活投身革命，乔石头将致命的马蜂引向自身，乔冬救扁女、扁女却于火灾中抢救工分本……这些急中生智/愚的行为都是听从内心的信念，是自我不可磨灭的印迹。至于钱宝对知识、罗包对豆子、麦香对香包、乔冬对英雄情结、黄板对挖掘地下宝藏、杨八叉对机械、毛根对打猎、杨月莲家公对铡刀的痴迷，如此多种怪像，背后的逻辑运作机制是一致的。人靠希望活着，靠意义支持，哪怕苦熬也要有梦为伞柄。《有生》积攒起人类的希望，让希望聚焦成像，人物各执其痴，各式各样的痴、执、癫让人物互相区别又从根部联系起来，就像树根在土地深处相握。
《有生》歌颂凡俗表象下奔腾不止的深河，歌颂太阳的光辉和吐故纳新的土地，歌颂万物生生不息的力量。还要特别提到胡学文的齐物观，虽然道家老早就倡导齐物，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运行的是等级观。这等级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层面，也表现在文化审美的雅俗层面。我国古代文化传统是由士大夫、文人雅士创造的，他们大体衣食无忧，并不能真正从苍生的视角来书写大地上真实而琐屑的苦难。经历了艰难的现代转型，社会经历蜕变得日趋开放、平等，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书写、新的阐释，文学也要从当代人的生活和思想中积极发现新的人物、情感、意象，创造与时代匹配的审美方式。《有生》中，作者写平凡的小人物，写日常的动植物和风景，普通的喜鹊、乌鸦、猪、羊、马蜂、骆驼同样可以与梅兰松竹的高雅志趣平分秋色，共同展示生命的不可取代。“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开放就是花朵的天职，万花齐一。叙述让聚光灯打向祖奶这样尊奉天职的接生婆，也打向如花、喜鹊、罗包、毛根、宋慧这些不起眼的芸芸众生，是各式各样的“痴”与“执”构成人们的身份认同，汇聚成滔滔不绝的历史长河。
注释：
（1）〔日〕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第153页，王成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
（2）〔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第28页，王峻岩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3）胡学文：《有生》，《钟山》2020年长篇小说A卷，第299页。
（4）胡学文：《有生》，《钟山》2020年长篇小说A卷，第105页。
（5）〔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第9页，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6）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7）〔英〕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第268页，汪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8）何同彬：《〈有生〉与长篇小说的文体尊严》，《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9）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2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