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而黎明终归属于我们

不论你是否自明

你总是在蹈行

你已经历和见证……

只是使命尚未完成

——[美]阿曼达·戈尔曼《我们登山》

不论是基于“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古老传统，还是响应高尔基对“非常及时的书”的倡导，“一个时代需要一个时代的文学”这种观念已成为社会的集体意识。声势炽烈、影响深远的乡村扶贫进入文学领域，既是国家文学生产机制的产物，更是作家个体面向现实生活的自然发声。组织生产，官方定制，应征而作，有感而写，多元化的写作路径正在催生一个日渐宽阔的文学版图。这当然是文学艺术对重大社会现实的必然反应。

相应于历史上曾有的“知青文学”“改革文学”，“扶贫文学”能否作为一个文学潮流或许有待观察，但扶贫题材的文艺答卷已成事实。显然，对扶贫题材文艺作品的美学审视，已成为媒体编辑、专业作家，以及包括扶贫攻坚一线干部群众在内各界读者的既有动作。

扶贫文学，或者说扶贫题材的文艺作品，是伴随着中国扶贫行动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当然，作为集中力量统筹推进的国家战略，脱贫攻坚是近六年的事情，所以表面上看扶贫文艺的“阵地战”开始于当下，但其实有着更远的源头。

原载于1991年《山西文学》的谭文峰小说《扶贫纪事》，以直白的标题和深厚的内容在当年就引发过关注。该文在《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先后转载，获第五届《小说月报》百花奖，后被选入《1991年全国最佳短篇小说》等十余种选集，并被改编拍摄成电视剧。由此可见，扶贫题材即使不作为一种潮流性的写作，放在百花齐放的新时期文学里，同样能够为文学写作提供较为有利的选择。该小说特意为早年的扶贫工作队安排了富有对比意义的人物，打头就说“柳坪村来了三个主任”，而“主任”之称承应农村历史上各种运动。三个主任分别是喜欢打太极拳的临退干部张主任，喜欢唱戏编顺口溜逗笑的中年干部李主任，还有想有作为却引导村民种烟失败的小林主任。事实上，《扶贫纪事》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当年反思文学的思潮，开启了扶贫文学的批判锋芒和反讽调子。当然，这与扶贫事业开启之初的艰难有关，更与官僚批判的社会风气相呼应。小说中的小林主任显然跟《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相类似。

这种脱开“集约”写作的稀有之作，更能显出它在文坛中的美学测试意义。从《扶贫纪事》的影响可见，日渐成熟的文艺界对社会重大题材的写作一直保持清醒和警惕，对文艺本质的重视是作家的共识。“鉴于当代小说发展历程令人汗颜的教训与一时难以幸免的历史惯性，我们仍有理由提醒或呼吁：改革题材小说应该采取一种寓意深刻的，彻底摈弃了概念化、图解化陈习的、全新的美学思索方式。”[1]1985年周政保就提出：“历史感、人生化、超越性与悲壮崇高的美学风格，是当前改革题材小说的几个重要创作课题。”而《扶贫纪事》显然完全对应了该论者倡导的四个美学指标。当然，这四个美学指标不一定就是扶贫文学的定标之物。文学创作跟扶贫事业一样，是发展变化的，美学追求也同样会伴随时代而发展。

五四时期乡土文学以鲁迅为代表，其小说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性和鲜明的启蒙理性精神。1990年代的乡土小说同五四时期相比，无疑显得更加开阔多样。而深受互联网文化影响的当下，小说的艺术旨归和阅读流量被已经社会推高。而跟1990年代相比，城市题材与乡村题材的比例正好相反，这也对当下扶贫题材小说创作提出了更高的环境适应能力。

作为最后攻坚期的扶贫事业，尽管仍然有许多《扶贫纪事》中的类似故事，但随着精准扶贫方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聚焦于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的作品，正在丰富乡土文学的内涵和表达。

无论如何，把表现对象放置在更为宽广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上去审视、把握，使人物题材超越了自身的限制，显示出更宏大、更普遍的思想意蕴来，谭文峰的实践无疑具有启发意义。近年来，扶贫题材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与探索正在丰富乡土文学的美学特质。避开扶贫工作的正面记录，侧面寻找扶贫背景下的乡村变化，几乎是所有作家的着眼点。

《北京文学》推出的“好看小说”《裸石阵》，作者晓苏试图追求一种扶贫故事的新讲法，设计了一名女记者支持贫困户，利用田地一片乱石开发旅游点而遇到的命名之扰。矛盾冲突支点意外落在了文化观念的差异上，即对“裸”字的先天敏感上。驻村干部的封建观念与县领导的开明意识，尽管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想象、有点牵强，但通过讲故事来带出扶贫事业进程的做法，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晓苏另一篇《撒谎记》续写他的油菜坡故事，延续了他这种不无反讽的笔法，从精神层面观照乡村现实。韩永明的《酒是个鬼》聚焦精神扶贫，不仅让扶贫对象老谢通过“扶志”重获做人尊严，也让扶贫队员老王工作中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自我成长。在此，国家话语与个性表达得到统一，挖掘内生动力的扶贫工作与关注转型期精神状况的写作习惯高度相融。陈应松小说《火烧云》中的扶贫故事纳入了他的“神农架系列”，既具强烈的时代特征，又有作家鲜明的个人烙印。老藤的《遣蛇》一改就事论事的写法，仿照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的形式徐徐展开，情节围绕“呼蛇容易遣蛇难”这句谚语展开，提请人们反观内心的那条“蛇”，让扶贫故事成为警世喻言。章泥的《迎风山上的告别》以残障儿童的视角讲述温情故事，李司平的《猪嗷嗷叫》轻松幽默讲述一场闹剧，他们对艺术形式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探索。

留下具有艺术气质、给人审美回味文本，是扶贫文艺的最终追求。随着越来越多的扶贫题材文艺作品的面世，人们对该类题材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事实上，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当下的读者不再只是《创业史》年代和《平凡的世界》年代的读者。

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丰富的乡村文学传统，扶贫文学理应是这条文学之河的延续。有着丰富阅读经验的读者群，既会要求扶贫文学呼应既有的传统，又会要求文学艺术对乡村发展进行新的审视。与文学史既有成果形成自动的对照，是读者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当代文学中，扶贫题材文学既呼应着外来者视角的“知青文学”，又呼应着改革文学中的乡土叙事以及后来的“新写实”。前者有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西望茅草地》、张贤亮《灵与肉》作为参照，后者有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立伟《白色鸟》、何士光《乡场上》、彭见明《那人那山那狗》、贾平凹《鸡窝洼人家》等树立的榜样。

不论是外来者视角，还是本土角度，扶贫题材小说都必须在乡村演变中重新发现具有特殊意义的矛盾冲突，在人类奋斗中深入探究新鲜而深沉的心理张力，并给予文学的观照和塑造。特别是尊重每一个人物个体的意志，是小说思想内涵分量的体现。

同样写乡村的集体化年代，柳青在《创业史》塑造了梁生宝这个新型人物，而几十年之后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则把单干户蓝脸作为一个可爱的人物。这种相反的社会身份，表明乡村社会具有丰富的复杂性，这对避免乡民脸谱化有着深刻的启示。当然，塑造一种新鲜的具有脸谱意义的典型人物，在当下纷繁现实中反而可能是一件更难的事情。

长篇小说作为扶贫文学的重器，理应像改革文学中的业绩一样有着良好的表现。作为一种即时性写作，当前的扶贫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有着统一共识，就是注重小说的历史感。赵德发的《经山海》每一章开头都有一个小引“历史上的今天”，将当下置于更加悠远的历史时空，把乡村扶贫工作中的每一点变化都纳入正在进行的历史进程，在宽阔的历史视野中映照出新时代的生机与力量。

江西女作家温燕霞取材于赣南的长篇小说《琵琶围》，由于选取地域的特殊性，一开始就在楔子里交代了琵琶围的“红色历史”。这种“胎记”伴随着扶贫工作的挫折和困难，解码历史本身成为扶贫情节的一部分。小说中的读唇术几乎是历史之口欲语难语的现实隐喻，让文本的历史感成为鲜明印记。相比作家写过的长篇《围屋里的女人》，橘子婆是另一个“围屋里的女人”，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乡民又心存芥蒂。作家充分调取了自己红色题材写作的优势，把扶贫事业作为苏维埃运动的一个回音和告慰，这成为整个文本的一个核心意象和关键情节。同时，作家巧妙地选择了“后半场”，驻村工作队遇到困难被乡民驱赶，而主人公是原来的工作队员，作为“救场”角色出现。这种结构上的精心编织，加上抓取了赣南最具地域特色的建筑物琵琶围，整个小说自然呈现了一种文本之美。当然，相对于她的长篇《红翻天》和抗战题材小说《磷火》，这种即时性的赶制在艺术推敲上还有所缺乏。

潘红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记》，讲述了第七小分队的扶贫故事，他们奉命进驻河城县天马乡贫困村红山村后，千方百计找资金、跑项目，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通过一家公司捐助，架设一座铁索桥；获得省发改委支持，修通全村四个片区通屯水泥公路；通过电力部门帮助，对全村的电网进行改造；由水利部门负责实施，建成全村四个片区集中供水工程，解决山区群众饮水难；成立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引进食品加工公司，形成贫困山区群众脱贫致富产业；加强村干部后备人才培养，充实村两委领导班子。无论是从书名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都是对扶贫工作的“正面强攻”。这对于情节要求颇高的当代读者，是不容易展开的文本。

相对于中短篇小说的灵活机动，长篇小说对于塑造全景式扶贫工程有着先天的优势，但同样容易导致难以克服的“镜子病”。文艺是宣传，但宣传不一定是文艺。失真和泥实，是长篇小说需要调和的矛盾。作为虚构艺术，小说本有着比纪实散文更加宽阔的艺术空间。但不少扶贫题材长篇小说显然过于注重记录社会的意义，甚至行文中夹进了大量时政用语。这种违和感极大的语流，一部分源于重大题材写作中梳理世事的乏力，一部分来自对采风素材的自珍心态，另外就是存在向报告文学或影视文学靠拢的意图。固然，作为“非常及时的书”，我们不能对所有扶贫文学作品提出如此全面的审美要求。甚至烙下时代印记的个别缺陷，本身会是一个年代的有效反映。

相对于虚构艺术的小说体裁，散文和诗歌更容易与扶贫事业进行有效的贴身飞行。文学作为时代的镜子，作为时代的档案，莫过于选择纪实散文和报告文学。事实上，这也是当前扶贫文学中数量最多的一个门类。一般来说，扶贫题材的获得有两大路径：采风与驻村。由于扶贫工作的特殊性，两个门类的散文写作目前都蔚为壮观，而且已形成有效的互补，各呈特色又各有优势。驻村笔记，是驻村干部提供的一种特殊文学成果，也是对脱贫攻坚进程文学记录中最结实的部分。脱贫攻坚搅动了社会各个层面，而大批作家或自愿下驻或受组织委派，来到了平常采风不可能如此深入的现场，开展了真正的“深扎”行动。

《山中岁月》的作者陈涛是一位文学博士，成为甘肃省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挂职驻村第一书记，于他而言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历程。《山中岁月》全书十六篇十余万字，纯为作家驻村所见、所思、所感。[2]正如青年作家朱强谈到，这些驻村作家就像当年宦游各地的古代文人，文人笔记自然成为最应手的文体，强大的传统也成为有效的参照。这批随笔式的文字记录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冷暖人生，呈现“知青文学”当年未及现场传递的乡村观察。

这些结成集的纪实散文，虽然应时而作但又各现特色，结构方式各不相同。朱朝敏的《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讲述了湖北枝江百里洲的十二个脱贫故事。显然，这种以长篇散文作为基本单元的写作，跟时下散文潮流同步。这里的纪事，不是琐碎和不加选择的，极为考验素材挑选能力和艺术结构能力。任何一项面向新鲜事物的文学写作，其实都是一次艺术实践的挑战。在社会历史内容和文学文本之间，存在“形式化的内容”和“有意味的形式”两个层级的考验。如何想象性地建构新的社会历史图景，把文本外的世界转化为文本内的“有意味的形式”，是驻村作家心中盘桓始终的艺术冲动。在《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中朱朝敏坦言：“我要写出他们在灵与肉双重羁绊下的挣扎和抗争，我要写出他们的蜕变。我不知道，这样的人是否有资格称呼为时代新人。但是，我知道，他们（包括帮扶人员）在变化，灵与肉双重变化，在变化中完成了个体和时代的彼此构建。我想，这才是文学笔调下的脱贫攻坚战记录。”长期驻村或不定期下乡结对帮扶，给作家带来了结实的素材。[3]

作家驻村开展工作或写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赤都心史》《江村经济》这类纪实作品和田野调查。但无论从深入程度来看还是从摩擦强度来说，驻村作家在乡村体察方面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因为充足的时间摆在那里。“想到能有这样一段安静的乡下时光，从固有的轨道中脱离，在一个时间尚未变成碎片的地方学习与思考，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幸事。”陈涛的这段自白，总会让人相起了阿城小说《棋王》中那个主人公王一兵。扶贫干部的真实心迹，只能在这种驻村笔记中找到更深沉的记录，这是扶贫历程最宝贵的溯源之一。

当然，相对于驻村笔记在一村一地深入耕耘，采风写作又有着更广阔的视野，有着更全面展示扶贫风貌的可能。但当前的诸多采风散文，大多浮于成果性展示，有些为配合主题宣传，采风不够深入，作品与新闻类报道边界模糊。

这些浮光掠影的采风散文未深入透视乡村巨变背后所发生的一切，只看到表面的模山范水和硕果累累，将一些材料以颂歌式的调子形成文章，无论对于读者还是一线干部群众，都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吸引。相反，一些报告文学找到了作为自身文体的存在价值。王国平的报告文学《一芽一叶总关情》，是受命而作的“黄杜故事”，其文学挑战性可想而知。但作家显然找到了自己的讲述语感，不论是谋篇布局还是故事推进，都显示了不一般的实力。开头一个接一个地介绍全村捐茶树的二十名党员，丝毫没有通讯语言的感觉，反而像是简笔画般的“村庄简史”，寥寥数语把一群村庄人物给讲透了。同样，转述领导人的信也充满神奇的语言魅力，从而让整个文本气韵生动气息流畅。捕捉的语言细节，还原的事件发展，让政治类题材仍然呈现了文学的风采，改写了读者对扶贫文学“只有扶贫没有文学”的感叹。

扶贫题材对于当代诗歌的特殊意义，在于解答了读者“当代诗歌是否远离人间烟火”的疑惑。当代诗坛上确实存在一地鸡毛或无病呻吟的现象，加上现代诗歌在教育普及方面的短板，诗歌一度被认为是“小众”或“小资”的。

从案头之吟转向扶贫事业，这是当代诗歌重新获得社会关注的机遇。

在中国诗歌史上，像抗日战争这样重大历史事件，被认为是民族精神重塑的契机。1940年代中国诗坛出现的“九叶诗派”就曾宣言：“我们现在是站在旷野上感受风云的变化。我们必须以血肉似的感情抒说我们的思想的探索。我们应该把握整个时代的声音，在心里化为一片严肃，严肃地思想一切，首先思想自己，思想自己与一切历史生活的严肃的关联。”（《我们呼唤》）

在诗歌内容上，他们要求更强烈地拥抱时代最有斗争意义的现实，“到处有历史的巨雷似的呼唤，到旷野去，到人民的搏斗里去”；在艺术上，要广泛地吸收西方后期象征派和现代派的表现手段，追求古今中外诗艺的融合；如袁可嘉所说，既“忠实于时代的观察和感受，也忠实于各自心中的诗艺”。（《九叶集·序》）。这个流派最重要的诗人穆旦，不但在西南联大写下名作《赞美》，不久又弃笔参加远征军，亲身经历了战场的九死一生。

同样，被当代扶贫事业召集的一批诗人，在拥抱重大社会现实的过程中，重新找回了这种诗歌精神，为诗歌带来新的现实关照。无论是中国诗歌网“奋斗在扶贫第一线的诗人”专辑推送，还是各种诗歌刊物的组稿编发，扶贫题材的诗歌都数量可观。而其中最令人信服的，无疑也是诗人作为第一书记或工作队长而进行的接地气的写作，其中王单单是成果最大的代表性诗人。

扶贫题材的诗歌，或写人记事，或抒情言志，或歌咏风土，是现有的文学记录中最直接展示了扶贫工作风貌的文体。由于诗歌短小迅捷而成为不可多得的文艺轻骑兵。

毫无疑问，由于长期形成的艺术至上的诗歌风习，这类题材开始会受到业内人士的抵触。加上大量纪事性诗歌沉溺于贫困故事的浅表记录，造成了扶贫题材诗歌艺术粗糙的不良印象。但王单单的《花鹿坪手记》系列写作例外，这些诗歌既保留了口语诗写作的先天优势，同时加入了文人诗歌的跳脱和深沉，在对村中风土人情的摹写中，始终能看到杜甫的影子，比如《补瓦记》《大风起兮》。“我一共写了四组小长诗，本以为可以对我的扶贫工作作一个总结了。可当我正欲搁笔之时，很多扶贫工作中感人的场景却不停地在我脑海中浮现，有的甚至都不需要加工，一经说出即是好诗。作为诗人，我当然不会放过这种诗意来袭的感觉。”王单单的自发写作，既与他作为成熟诗人的艺术修养有关，又跟他驻村期间不断阅读有关（他驻村期间读了一百多本诗集）。

这是一种有生活经历同时又有技艺准备的写作。《花鹿坪手记》既通俗易懂又保留了艺术质地，由于真实反映了扶贫干部的见闻和甘苦，一经推出便深受乡村基层干部的喜欢，是圈内圈外同时获得好评的艺术品。他在《花鹿坪扶贫记》中写道：“——转。一直转，像陀螺/转到暮色四合，月出高山/噫，你抬头看看/月亮是不是天上的贫困户/需要我们用尽离别与孤独/一次又一次地帮扶。”他总能在大量实录式的诗句之后，找到一个突然诗性提升的契机，为社会现实赋予“有意味的形式”。

王单单几乎记录了驻村工作的一切感受以及各种扶贫措施的落实效果，甚至包含了种种难堪和窘迫。面对贫困户各种情状，他又保持着一个诗人的性情，不是简单的悲悯也不是反讽了事，诗中透露的不但是艺术情怀，还有如何面对乡民困窘的问题。王单单后期的组诗，虽然多以“记”的标题出现，但相比前期的写作越见醇熟，越具有艺术性，《新作十首》《暮春之初》等一批诗篇，就是不作为扶贫诗歌看也一样具有艺术性。写扶贫干部牺牲名单的《生命之网》里，他先是直录了若干牺牲者，最后类比抗战名单中打“X”的形象，最后创造性地“结成”了拦截贫困的生命之网。这种屡屡使用的收尾升华法，让王单单的诗歌区别于直白叙事，显示了他个人的感悟。

此外，谢宜兴《宁德诗篇》，芦苇岸的《横峰手记》，以及叶小青、北乔、田君、郝炜、小北、李欣蔓等人的优秀诗篇，不但记录了驻村生活的真情实感，还对扶贫乡村进行了人文沉思。这些诗歌不一定直接写扶贫，却与扶贫生活相关，更能保留诗歌的质地。和扶贫小说一样，把扶贫仅仅作为背景而进行的创作，或许反而更能成功，这也是超越性的问题。

扶贫文学的领域是宽阔的，作为国家战略的脱贫攻坚，既指向乡村也牵动城市，既推动物质文明也掀开精神世界，这为文学艺术提供了宽阔的舞台。扶贫既是一个民族奋进的身姿，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用文学的形式传递好扶贫事业的光芒与希望，是文学应有的使命。

“在这里你很快就能感觉到，一个独立的头脑在表达，一个骄傲、自由的灵魂在讲话——是燃烧的灯，而非温顺的镜子，一个有其内在决心的人，而非流行风尚的仆人。”[4]

进入文学艺术的扶贫题材无论哪种文体，都应该追求艺术，而不应盲目跟风、虚假抒情。艺术的核心功能是审美，从语言之美、结构之美、思想之美、情怀之美等多个维度共同塑造文本之美，是小说、散文、诗歌共同的目标，但又应根据各自的体裁特长和写作规律进行创作。

扶贫题材包含着苦难书写和奋斗意志，包含着济世美德和家国情怀，包含着民族团结和生态向美，也包含着问题症结与不足。从任何一个角度进入，都可以作为时代重要的记录。

随着全面脱贫进入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题材其实远未完成，还有许多值得作家们去挖掘、书写以及反思的内容。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既有的和将有的扶贫题材文艺作品，只有经得住美学审视，才能算是合格的文学答卷，才能成为有效写作，成为时代“最好的交流方式”。

注释：

[1] 周政保：《对改革题材的美学思考》，陈华积编著，《改革文学研究资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99页。

[2] 孟繁华：《在承担使命中淬炼青春》，《人民日报》2020年8月28日。

[3] 李雪梅：《触摸乡村精神现场的纹理——读〈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光明日报》2020年12月9日。

[4] [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镜，还是灯？》，李以亮译，《元知》网站2015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