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1年5月25日下午两点，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当代文学批评工作坊”第二期在京师学堂第五会议室举办，主题为“‘诗来见我’与中国故事的讲法——以李修文创作为视点”。

“当代文学批评工作坊”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创建，以“关注新的文学现象，聚焦批评话题，研讨新锐作家”为宗旨。该工作坊学术主持为张清华教授、张莉教授，每期将邀请相关作家与批评家以主题发言与圆桌讨论的方式展开交流。在第二期会议中，工作坊迎来了嘉宾作家李修文和他的最新散文集《诗来见我》，并邀请到了杨庆祥教授作为本次会议的主发言人，会议的上下两个半场分别由张莉、徐则臣担任主持。与会的学者、编辑、批评家、作家有刘琼、徐兆寿、郭艳、乔叶、孔令燕、季亚娅、饶翔、徐则臣、刘大先、岳雯、叶李、行超、翟文铖、张晓琴。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写作中心执行主任 张清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教授在致辞中欢迎了各位的到来。他认为，李修文《诗来见我》的迷人之处在于它将先人别致的生命体验、文化感受与当代人的互相投射、互相激发。在世界视野的观照下，因为有了作为他者的外来经验的映照，中国文学具有了其存在的独特性。在新文学发展一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学的写作者逐渐建立起身份的自觉，即要以中国人的独特讲法呈现中国文学。在这个维度上，李修文在《诗来见我》中展现出了这种强烈的身份自觉：他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通过投入大量个体生命经验的写作，和中国的传统精神之间产生了多角度的、精细微妙的对话，探究了中国故事的新内容和讲述中国故事的新方法。

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作家 李修文

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作家李修文回顾了《诗来见我》的创作历程。他提到写作《诗来见我》的念头萌生已久，最终写出了缘于他切肤的生命体验。在困难的时刻，他重新想起了伟大诗人们走过的道路和他们的作品，那些诗歌和他的个体感受形成了呼应，最终这一切变成本能和直觉激发他写下了这些散文。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杨庆祥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杨庆祥是本次工作坊会议的主发言人，他围绕《诗来见我》中的“我”、《诗来见我》重构的空间、空间中“我”与何人对话三个问题阐释了他的思考。第一，《诗来见我》中的“我”，作为一个作品形象与叙事者的兼有，有时是一个孤独、敏感、冲动、多情的小资产阶级的“我”，有时是一个偶尔陷入无产者身份的“我”：“我”偶尔贫困，能够与底层产生共情；同时，“我”也是一个江湖的游侠或浪子。这些都构成了李修文作品中“我”的重重幻影，李修文这代人写作的宿命，就是要为这个虚空的、重重幻影的“我”找到一个“实”。第二，《诗来见我》要完成一种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的重构，要重新找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短历史中失落的、江湖化的日常空间。高度秩序化的社会空间意味着江湖秩序的被规训，在这个问题上，《诗来见我》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史的一种回应。在李修文的创作序列中，这种空间的实体化指向了江东、西北，那些今天看来是异质性的空间；重重幻影的“我”不停地寻找着它的实体与本质，通过引入异质性空间，一个败北者在自己构建的异质性空间中自由舒展着自己的生命意志。第三，在这个空间中，“我”的对话者是那些生长着先人经验的、作为“人民”的、普通的生命形象，是那些遭遇苦难的被排除者、弱势者。而“我”总是跟这些普通的生命意外地相遇。杨庆祥教授认为，李修文及其同代人的写作和不同代际的写作者的写作，从不同的层面进入到了历史之中，为现代寻找我们的“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生 杨毅

在上半场的会议讨论开始之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生杨毅介绍了关于李修文的研究综述。他指出，目前学界对于李修文的小说研究主要围绕“戏仿”和“青春”两个关键词展开；而对于李修文的散文研究，主要是在五条路径上展开的：一是现代主义的先锋精神，二是中国古典文化资源，三是行吟、抒情与共情，四是人民与美，五是散文写作的文体意识。

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 乔叶

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乔叶认为，在《诗来见我》中，李修文实现了个人经验与诗歌的相逢。那些流传千古的诗歌覆盖、重合了无数人的生命经验，李修文以个人的经验融入了历史的合唱。除此之外，作为写作者的李修文具有多重的特质，一是他将知识储备融汇在文学的血液中，二是他的写作气息里凝聚了那些底层的生命经验，三是他赤诚地向读者袒露自己不堪的、落魄的、犹疑的、苦痛的东西，四是他的柔软中又有力量，被各种人生际遇打动，具有很强的共感力。最后，乔叶以杜甫“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的诗句阐释了李修文的创作：家事国事天下事，聚到一颗心里的时候，都是李修文笔下的“吾家事”。

鲁迅文学院研究部主任 郭艳

鲁迅文学院研究部主任郭艳从《诗来见我》的主体、现代人的乡愁、当下散文写作的文化资源三个角度来谈李修文的写作。郭艳认为，首先《诗来见我》的叙述主体并不是以一种知识分子身份去赋予对象苦难，无论是叙述主体还是叙述对象都是自在的、走在现代性之维上的对象，这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个体的精神自觉与精神觉醒。其次，《诗来见我》体现出了一种现代人的乡愁。现代性是线性的、必然遭遇的，李修文展现了当下人生的偶然事件与命运的必然性之间的隐秘的联系。第三，李修文的写作回溯了中国传统的诗文资源、人文资源，回应了中国的大散文传统。

《十月》副主编 季亚娅

《十月》副主编季亚娅以“情绪”切入了李修文的创作。她提出，“自我的周旋可能构成的言说矛盾”。在传统文化里，反抗的悲剧性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反抗在古代中国文化模式里面毫无作用，只会增加个人的苦难；在一个辉煌的落幕的虚无中，如何生长出今天的生机，是她在李修文的写作中更渴望看到的东西。她认为，李修文散文写作带来的新鲜感源于底层中国与高度现代化的都市中国的分离，而如何将抒情者的失败中大喜大悲的中国式审美，与当代敏感与特殊的情绪进行融合，是作家所面对的重要挑战。

《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编 饶翔

《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编饶翔首先对李修文借散文文体表达的个人生命的厚度与难度表示敬佩。第一，他看到了《诗来见我》中蕴含的情感与情义；同时，在李修文的写作中，江湖儿女的生存状态中流露出的古人义气使一个情义空间得以建构。第二，借诗进行自我抒情的“我”回归了中国的抒情传统，在对江湖世界的探索中，“我”不断纵深展开。第三，“诗来见我”的“见”是“见”，更是一种“呈现”，李修文通过诗歌呈现真理，通过诗歌抵达人类从古至今一系列核心命题的思考。在这个层面上，《诗来见我》展现出了更大的意义。

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 岳雯

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岳雯围绕“匮乏”、“向命要诗”、“诗命互证”、“诗大于命”四个关键词展开自己的思考。岳雯认为，李修文的写作正是要解决一个“匮乏”的状态，今天的我们既在现代中国的边上，又在古典中国的界内。正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匮乏，我们需要到不同的世界中寻求资源，来解决何以心安、如何心安的问题。所谓“向命要诗”，是指李修文的写作是从所有穷苦人的命里发现诗，但是疑问在于，生命是多维度的，如果仅仅在穷苦里面发现诗，可能失去生命的阔达、澎湃、本真、自然的一面。而李修文的意义在于他的“诗命互证”，他不仅在做“以诗解命”的求索，也是在命里看到诗的本色，在诗里找到命的答案。最终，李修文达到了现代人“诗大于命”的境界，并不是将艺术视作人生的附着品，而是将审美视作自足的领域，达到了将审美视为高于人生的境界。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张莉教授在总结上半场发言时指出，在“‘诗来见我’与中国故事的讲法”这一主题中，“诗来见我”的含义不仅是具体指一本书，也包含了对当代创作中如何更好地继承古典诗歌、古代戏曲优良传统的思考。在她看来，李修文在写作中一直在努力寻找“有”，而那个“有”不是西方的“教堂”，而是中国的“大雄宝殿”，他在试图从中国的古典传统中确认自我和自身。李修文中断十年未进行文学创作的经验也尤其值得关注，这位作家去做编剧，去行走，事实上也是在寻找另一种写作的可能，正是在那样一个寻找过程中，李修文重新找到了他命中注定要做的事。某种意义上，《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三本散文集，是独属于李修文寻找并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是从这位作家个人生命经历和经验中长出来的“诗”。

《人民文学》副主编 作家 徐则臣

工作坊会议的下半场由《人民文学》副主编、作家徐则臣主持。徐则臣认为李修文是以小说的方式写散文，是虚构和纪实夹杂的写法。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说，李修文散文中出现的伤离别的情绪，和作家早期的经历与阅读不无关系。《诗来见我》虽然写的是底层与民间的生活，但是却是学院派的写法，在风格上，情至深处，哀而不伤。李修文的作品实践了与传统接续的艺术稳定性。在今天，古典的缺失对当下的写作者造成巨大的困扰，在这个意义上，李修文给同代作家甚至以后的作家寻找到了一个方向。

《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大先

《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围绕《诗来见我》谈了他的三个直观感受。第一个感受是，《诗来见我》的文字是非常打动人的，篇章中流淌着一种悲怆之气。第二个感受是，诗歌中留下来的古老意象、经典词句都出于中国人情感结构、文化心理的积淀。当我们和偶然相遇的诗彼此互认时，我们感受到独属于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第三个感受则是，传统的情感结构是多面向的，在古典文人化的抒情传统之外，实际上也有一个激情的传统在文人传统中受到压抑。集体记忆的东西没有变，但是外部的环境，以及现代人关于速度、关于时间、关于生命的感受却与过去发生了区别，如何呈现当代人的感受是我们这个时代写作者面对的难题。

《当代》主编 孔令燕

《当代》主编孔令燕指出，正如李修文所说创作《诗来见我》是直觉式写作的过程，作为这本书的编辑，她感觉这本散文集诞生的过程也是自然而然的。这本书是生长出来的，它不同于书斋式的唐诗课，它就独属于李修文；李修文的创作是类似于流淌的方式。在写作的自然状态中，流淌出的文字能够打动读者；那种情感的力量，来自于作者内心最本真的赤诚。《诗来见我》阐释了两个方向，一个是中国古典的美，以及如何去体会那些美。第二个是中国式的审美，是一种物我合一的倾向。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刘琼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认为，第一，写作对于李修文来说是一种存在表达，他的存在方式决定他的写作方式。第二，《诗来见我》不仅体现了古典戏曲的影响，更有古典诗词的熏陶。中国作为一个诗教国家，诗教的形成就是一种生命观和价值观的东西。第三，诗词的表达方式看起来是这样一个技巧的东西，但其实也具有了文人化写作的气息、风格与情感。李修文的文本中喜欢用逗号连接而不是句号，他用这种方式将外来文化的咏叹调和传统的戏剧唱法的影响融合在了一起。第四，李修文的散文具有清晰的面目，是有“我”的，这本书中有一种美好的情感，它和我们日常已经久违的古典情感相连接；李修文的散文是由真情实感看到真知灼见，才看到一个真我。这是“有我”的写作。在他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的散淡与儒家的济世情怀的生命哲学的融汇。第五，李修文是有自觉的文学观的，他的文字感伤中怀有隽永，悲剧中又有一种壮怀在其中。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叶李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李认为李修文作品的重要特征是“强抒情主体”的形象建构。李修文的美学是“又苦又美”的。他的抒情主体深刻感受悲剧与失败，再在失败里汲取强烈的生命反弹。在这样的基础上，他的散文又涉及了对传统经典的扩充与改造的问题。抒情主体和他所遭逢的各式各样的人是互为主体的，那些传统经典就不再是作家投射自我想象的传声筒，而是失意的写作者跟他们之间的互相发现，这体现了抒情主体强烈的自省意识和反省姿态。实现传统的复活，不是让传统在脱离了古典时代整体性的文化结构后以圣殿式的方式在复原，而是以个人的生命方式激活我们骨髓里面流淌的文化基因。复活传统要以个人生命为中介，消除整体性的概念。李修文的散文带来了一种新的传统深入生活的方式，传统和生活就这样建立了一种血肉联系。

《文艺报》评论部编辑 行超

《文艺报》评论部编辑行超认为，李修文是一位自觉的创作者。从《山河袈裟》到《致江东父老》，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的断裂与重生，以及他创造出的新的美学场域；而《诗来见我》通过古典与现实的联结，呈现出他美学的精神源头。李修文的写作是典型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写作，《诗来见我》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作品中的“我”，是那个经历了现实生活的困顿和挫折，又在不断的与各种古典人物相逢的相逢中重新获得力量的那个“我”。那些与“我”相遇的诗人与诗篇，都变成了“我”的一个注脚。但同时，面对如此强大的抒情自我的主体性，作为注脚的诗人的主体性，乃至读者的主体性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徐兆寿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徐兆寿教授认为，李修文作品的独特性在于楚地才气与江湖义气在李修文身上形成了融汇，《诗来见我》表达了一种诗歌随着“我”的行走而不断显现的状态。今天，我们的社会在弘扬传统诗词的过程中，总是容易把诗歌简单处理成知识，而造成了对诗歌本身的破坏，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诗来见我》与我们当下的诗词教育产生了不同。《诗来见我》展现出李修文生活在有情有义的民间，而不是生活在悬置的知识分子中间，“有情”和“有义”构成了整本书的关键词。李修文的内心有一个古代君子、古代文人拥有的对天地、对人间的大情怀。从《诗来见我》开始，李修文开启新的文学旅程，是从中国古典传统中汲取营养，使中国古典与当代文学发生对话，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汇通。

会议最后，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作家李修文回应了嘉宾们的讨论。他首先表达了自己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疑难，《诗来见我》实际上是他所进行的解决疑难的尝试；他并不被小说或散文的文体所困扰，而更关心自己如何表达出所想要表达的东西。李修文说，在不断写作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诗和人的合力构建成了中国式宽阔的、超级的文本，传统的力量内化为生命的一种动力或激情，甚至是一种路径，它们最终成为自己处理世界或生活的一种方式，那是自己写作的无穷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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