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打折机票是提前一个月买好的，可见她早做了打算。只是到临行前一天，她才得知有些打折机票托运行李的重量受限。于是她不得不将一部分物品发物流，其中包括一台洗衣机和一台热水器。倒不是这些家用电器昂贵到值得千里迢迢运送，而是表明一种不再回头的决绝姿态，反正她是这么跟上门拆卸热水器的工人宣告的。她知道他们都觉得她不正常，正常的人不会把热水器拆掉之后再要求打包，还运到千里之外去。

不管怎样，洗衣机和热水器还未到目的地，她已登上飞机。从机舱的显示屏上看，飞机只是一个绿色的小光点——这种科技时代的小把戏总是让她迷惑——像一只绿头苍蝇迟缓地往东飞行。她从前还以为飞机的航线仿佛刀切一般，是笔直的。不是吗？既然都已经上了天，何必拐着弯走曲线呢？现在她才知道即便是在天上，也没有人可以随心所欲。

这样的发现让她大为诧异。并非因为她沮丧地意识到自己有多无知，而是这些年她多次乘坐过同样的航班，竟然都没关注过那块显示屏。显示屏在逼仄的机舱内最前排的上方，跟挂在儿科医院里显示排队号码的那块屏幕似的。她总是带儿子去那家医院，医院里小朋友们的号啕声，很长时间都是她噩梦的主要背景音，好在她再也不用去儿科医院了。她把儿子留给了前夫，没有跟其他东西一道打包运走。

飞机从昆明飞往厦门，明明是两座旅游城市，航线却并不热门，每日航班寥寥无几，这些年于两座城市的婆家与娘家来往奔波。到厦门机场，她知道去哪里坐大巴车，知道大巴车沿哪一条海岸高速公路行驶。轻松的一个小时车程之后，在屋顶交错掩映的旧派闽式居民区的某片屋檐下，她就到家了。这是她的家，准确地说，是她结婚以前的家。昆明那套两居室也是她的家，但准确地说，三天前和罗桥拿到离婚证那一刻起，就不是她的家了。

2

她估算着飞行时间，试图把所有与前夫有关的思绪都留在天上，落地之后，她可不愿再想起这些事了。她得从前夫的父亲们开始，她的前夫有两个父亲。

一位是她喜欢的那位。英俊且幽默，出门前会往头发上抹发胶，往衣服上喷香水，皮鞋总是擦得亮光光的，且永远是与众不同的色泽，棕红、墨绿、孔雀蓝，以及与众不同的款式，尖头、高帮，或有镂空的几何形花纹，像有一次她在电影里看见的福尔摩斯穿过的那双。很幸运，她喜欢的这位是前夫的亲生父亲。

小乐出生后，他们一家三口便跟公婆一起生活了。她该管公公罗世顺叫爸爸，不过平常她总是避免那种要叫爸爸的时刻，因为太过郑重了，在这种事情上她比常人需要更多时间。于是她在心里称他“老仔”，是闽南话“老爹”的意思。这样她会觉得亲切，也不会对他有不敬的意味。只是罗世顺从未听过她这么叫他，因为她觉得他肯定听不明白。

罗世顺十来岁的时候，就随老家亲属之类的人去了缅甸，之后又到了泰国、越南、柬埔寨。那些年去东南亚相当容易，哪像现在？罗世顺回顾青春时总是一副往事不要再提的口吻。有一次他这么说时，她发现他的侧脸有些像李宗盛的某张照片，仅仅只是像那张照片。罗世顺本人呢，跟李宗盛一点也不像。李宗盛是她喜欢的歌星，因此在同龄人中她略显过时，她的普通话也令她很难融入昆明的各种小团体，所以这些年她除了上班之外，就待在家里。

罗世顺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就把东南亚走遍了，对珠宝行业了如指掌，回到云南，一身都呈现出东南亚的艳丽风格，仿佛把东南亚全穿戴在身给捎回来了。他的性格与审美也相应变得浮夸，一直到去世他也从未改变早年间习得的这种做派。罗世顺去世时刚满五十岁，是三年以前了。

另一位呢，她在心里称作“小仔”的，是前夫的干爹，所以她也应当随丈夫称其为干爹，但她发明了“小仔”这一称呼，作为与“老仔”对应的存在——这就不是闽南话了——何况这位干爹也不值得她以隆重的乡音来对待。

“小仔？在我们这里是骂人的话。”那时还是她丈夫的罗桥对她这项发明显然有些抵触，他严肃地提醒她。“我不会让他听见的。”她说。不过，她心里觉得这个骂人的称呼，倒正合心意。

有必要叫这位干爹的时候，她就用“喂、啊、哈”这类字眼打发过去。这位干爹倒从不显出受到冒犯的样子，何况罗世顺去世后，这位干爹就跟他们住在了一起。干爹每天都能听见罗桥叫他干爹，每听见叫一声干爹，他都会像刚痛饮过一杯似的，提着嗓子高亢地来一声“咋——”作为应答。二人这一唱一和的浮夸表演出现的时候，她都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仿佛在戏院看一幕做作的宫廷剧。

3

她记得罗世顺去世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那间由丧葬公司布置的灵堂，就在临近殡仪馆的那片空地，是丧葬公司宣称的“我们自己的场地”。她本以为会是肃穆的黑白两色的灵堂，就像她的福建老家操办丧事时那样。但当天上午，她因照顾儿子最后来到灵堂时才发现，竟然有大幅红色纱巾匪夷所思地缠绕在某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经验告诉她这是喜丧。但凡异乡总有类似这般诡异的风俗令外乡人略感不适。

据说这使用了大量红色纱巾的布置属于丧葬公司的统一制式之一，被称作尊贵套餐，用以一生平顺、寿终正寝的老人的葬礼。其实罗世顺该算英年早逝，而寿终正寝的说法又让亲属不忍心拒绝为昂贵的尊贵套餐买单。

来吊唁的人不少，有罗世顺在昆明的朋友，有他的生意伙伴，有她丈夫罗桥和婆婆崔红雨的朋友，还有罗桥的前同事，这些自不用说。意外的是罗家老家的亲属们也赶来了。

从罗世顺的老家到昆明至少需要十个小时。山上只有一条土路，当年罗世顺是光着脚，踏着山间小溪中的鹅卵石走出来的。罗世顺生前的最大愿望便是给那个村庄捐资修一条水泥路，但这个愿望因耗资巨大而不能实现。

他们成群结队的，上午就有五六拨人相继抵达。他们一定是在罗世顺过世的当天傍晚就约定出发了，因路途遥远也没做什么准备，全体轻装赶路，第二天上午众人便来到灵堂了。风尘仆仆的人们尚未歇息，便大着嗓门在丧葬公司“自己的场地”外互相招呼，仿佛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场地”，他们是要确保彼此都得到了妥善的照应。男人们随身带着硕大的烟杆、烟袋，他们一抽上烟，便重新活过来了。女人们一刻不停地往嘴里和口袋里塞瓜子，评说着这灵堂布置：“瞧，这么多红纱巾，果真大气。”

她礼貌得体地给他们递茶水，他们接过去并道谢的时候，她发现他们昂头跟她说话时，鼻子往往对着天，跟罗世顺一模一样。如果不是跟罗世顺相处这些年，她必然还会以为他们昂头冲着她大声嚷着方言，是由于对她这个外省来的女人另眼相看的缘故。其实她已经能听懂他们的大部分方言了。罗世顺对她说过“语言不通是人变得暴躁的主要缘由”。罗世顺不希望她在异乡变得暴躁，他希望她能喜欢这里，他总是一字一字教她听他的方言。“能听懂就够了。”他说。罗世顺还说，他那些年在东南亚，因为语言不通，脾气可是坏透了。他还说可能那些年的暴脾气是因为他年轻气盛。在缅甸他全凭着年轻气盛让别人觉得他“不是一个牢靠的人”，这让他侥幸躲开了贩毒团伙。在泰国如果不是年轻气盛，想必几次高风险的赌石也不会参与，而那几次都让他挣得了大把泰铢。那些泰铢本来会让他娶上一位泰国太太的，只是也是年轻气盛作祟，他酒后与泰国姑娘的父亲吵了一架，因此被她的家人扔到门外边去了。心灰意懒的罗世顺决心踏上回乡的路。“我就问自己，我走了这么远，但哪里是我的家呢？答案我心里晓得，所以我得回来。”那年罗世顺二十二岁。

罗世顺的一生比别人都快了一步，连去世也是。她想起他生前总劝告她着急忙慌地干啥子呢，而他自己却比别人都着急。罗世顺从未上过班，不知道打卡就意味着“着急忙慌”是必要的技能。她天天在报社打卡，着急忙慌地“把右手拇指摁在某种高科技玩意儿上”。她这么给罗世顺解释打卡。

4

罗世顺去世后那段时间，对全家人来说都不是容易的日子。不过她也没有马上离开罗桥，可以预见那是为了小乐，以至后来她已经觉得原谅他了——作为儿子，在父亲去世之后有任何反常表现，也理当得到宽容和理解。罗世顺去世时，小乐才一岁半，仍在哺乳期。这都是按照育儿书上那些理论来的，她应该给小乐喂奶，直到他两岁。崔红雨喂罗桥吃奶到三岁呢。所以她没有理由拒绝哺乳。

“如果你有一个一岁半的儿子，你就会知道小家伙有多么耀眼。”那一年她逢年过节给父母打电话，都这么喜气洋洋地说，心里却一如既往地在黯然神伤。她同时会想起所有人的目光，会不约而同地看见这个小家伙而不会看向她，就连她的父母见到孩子时也是如此。至少人们的第一眼从不会先看她，哪怕她抱着儿子，哪怕她的脸紧贴着儿子的脸。这种退居幕后的角色也许会让年轻的母亲感到安全，不必时刻留心眼线或发型是否紊乱，反正她是这么劝慰自己的。

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更为紧要，那是意外成为母亲而产生的无足轻重的被忽略的感受。这种感受构成并加重了她那段时间的一部分沮丧。但作为母亲，这种由生育和哺乳而来的情绪抑郁，也是“正常的，它们会随着时间消退，直至恢复如初，仿佛从未生养过一样”，那本胡扯的育儿书是这样告诉她的。她读到此处，便决定不再翻看这本书，哪怕它一直待在她的枕头底下，她也没有再打开过它。因为她不相信恢复如初这种鬼话，不相信会说出这种鬼话的书本。恢复如初这种奇迹根本不会在人世间发生。想想她的母亲就知道了，母亲生养了他们兄弟姐妹七个，母亲恢复如初了吗？母亲自己肯定会说“到后来越来越容易”。但所有人都清楚，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从没有轻轻松松就过关的女人。于是女人们生育之后大部分时间的状态，都像昆明温吞的天气，根本没有想要酷热一场的愿望和劲头。

昆明这地方也绝没有海边那种湿冷得要命的天气。她本科毕业就来到这里工作。她工作不到一年就怀孕，是跟她的同事罗桥。不知道怀孕的那次算不算是她年轻气盛过的证据？而自那次年轻气盛的冲动之后，罗桥就离开了报社，因为报社不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必须有一方离开，就是所谓的承担后果。

她有时候觉得那更像一次玩笑，团建之后、酒醉之后的玩笑。直到因为怀孕而不得不结婚，这玩笑终于露出乏味的底牌。

5

她对罗世顺灵堂的印象始终与自己急于哺乳的窘迫感密不可分。

小乐被崔红雨抱到灵堂外，以便让那些老家来的人看一眼。那些人一个个抚摸着小乐的小脸，感叹他跟罗世顺是一个模子印出来。也许他们这样说只是出于对逝者的尊重。她想一定是罗世顺生前布下的那些恩泽，让小乐在这一大群陌生人中间获得广泛赞誉。但小孩是弄不懂这些成人世界里的逻辑的，小乐兴许是被太多黝黑的大手惊扰到，兀自放声大哭起来。崔红雨连忙搂住小乐，愧疚地大着嗓门解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孩子认生。”那些人中的好几个同时缩回了手，报以不知是谅解还是嘲讽的爽朗大笑。

哦，还有乳房。飞机起飞的颠簸，让她能感觉到乳房在上衣下颤动。她没有穿内衣已有一段日子了。因为她发现内衣是不必要的，就像没必要为拿出烤箱之后迅速缩瘪和塌陷的蛋糕套上光洁的包装纸一样。

那些年可不是这样。那些年她肿胀的乳房，就像小乐在她身上安装的定位雷达或遥控器，以致她甚至怀疑乳房更像是自己分娩时遗落在体内的部分，是儿子的一部分而不是她的。它总是突然以难挨的不适提醒她，小家伙在何处哭闹呼喊。那时她在灵堂内安排茶点，哪怕哀乐填充了大厅内每个角落，她也能听到灵堂外的空地上那场正在失控的哭闹，准确说是她的乳房听见了小乐带有乞求和期待的哭声。她听得懂，这是表明他饿极了的那种哭。小乐根本就不是一个认生的孩子。罗小乐的这一点跟罗世顺很像，他们爷孙都只会在认为自己受到某种威胁时才会失控。

她把水壶交给丧葬公司派来的那位爱撇嘴的小姑娘，便急匆匆走出灵堂。乳房随着她跌跌撞撞的脚步也显得摇摇欲坠。她恍惚瞥了一眼遗像上的罗世顺，罗世顺的小眼睛仿佛瞪到了最大，目光似乎在对她说：“放松一点，着急忙慌地干啥子呢？”她长吐了一口气。这让摇摇欲坠的胸，更充满了一些什么，要炸开了似的。她仓促间差点被什么东西绊住，她气恼地转身想要踢开那个东西，却发现那是一个瘫倒在门槛上的人。

她这些年陪着罗桥在昆明接待过不少老乡。那些老乡总是在最不适当的时刻出现，向他们奉送她认为是世界上最令人为难的请求：借钱啦，请求给孩子找工作啦，恳求疏通关系以便让看守所的某个小子尽快被放出来啦……总之老乡们认为罗桥无所不能。那些老乡的装束看起来都差不多，曾让她误以为他们是少数民族。“不过，这种衣服不是。”罗桥说。这只是一种手工织物，藏蓝色和黑色居多，女人身上才会出现咖啡色与白色的镶边。这种布料本质上和旅游纪念品商店售卖的披巾质地相似。只是在纪念品商店它们身价倍增，被冠以高价出售，而在老乡们身上，这种手工织物却是最廉价和结实的布料。“那个地方穷，是真的穷，无法想象的穷。”罗桥往往这样总结道。

她想把那人扶起来，不料看起来已经永远也不会动的这人，突然抬手将她推开了。

“你没事吧？”她知道自己这种明显是外地人的普通话也许会让他受到惊吓，便又放低了声线。

那人的喊声却无比粗犷：“滚开，找罗桥来见我！”

“你……他在忙着，我去叫他。”于是她又准备往灵堂去。

她知道罗桥正在灵堂的角落里摆弄音响。他们本该使用丧葬公司提供出租的音响，但罗桥以租金太贵为由拒绝了，倒不是他舍不得为罗世顺的灵堂花钱，毕竟他已经选择了尊贵套餐。他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最终罗桥连夜开车从朋友家里拉来一套小众品牌的小音响。这天早晨，音响接通之后不时出故障，都是接触不良。他的解决方式是拍打它几下。他对待音响的方式跟对待小乐的方式是一致的，认为拍打几下，就都会没事了。

她听见身后瘫倒在门槛上的那人说：“我是他干爹。”她没有回头，径直冲到罗桥面前。门外小乐的哭闹声在音响失灵的时候，听起来尤为响亮、刺耳。

她乳房鼓胀地站在丈夫面前。她觉得自己完全成为屈服于生理愿望的动物。她最不喜欢的便是这种身体比意志更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刻。是这种时刻令她怀孕，令她置身眼下的生活。于是生孩子以后，她都穿宽松衣服，不烫发也不化妆，戴黑框眼镜，因此她的面容姿态，似乎跟丈夫也越发近似：宽松衣服，黑框眼镜，不烫发，不化妆。可是此刻哺乳的需求却无法掩饰，乳房正在宽松的白衬衣下蓬勃。她感觉自己正被自己的乳房冒犯，被冒犯的她便气呼呼嚷道：“外面躺了个醉鬼，说是你干爹！”

“什么？”罗桥用力地拍着音响，让她觉得如果他再听不清她在说什么的话，也会随即拍拍她。“你爹！躺在那儿了！”说完她意识到，罗世顺正躺在灵堂中央的棺材里，她这话说得十分不妥当。“对，我爹是躺在这儿了。”他悻悻地说。此时仿佛是罗桥语气里的东西，那种无辜和哀婉，才突然让她意识到，他只不过是一个刚刚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没有人应该在父亲的灵堂同时应付妻子的怨气和失灵的音响，况且还有一个大醉的干爹。

忽然就拥进一群人来，正是那些老家来的人。他们刚刚寻见罗世顺的亲儿子，尽管这位亲儿子一副还没醒过神来的样子，也不妨碍他们纷纷拉扯着罗桥的胳膊，几乎是一齐开口冲他说话，一时间七嘴八舌，什么也听不清楚。她听出了他们嗔怪的语气，她猜想他们也许只是在嗔怪老天，不应该这么早让罗世顺死掉，因为这几乎等于通往他们村庄的公路尚未诞生便也死掉了。罗桥随即被他们拉扯出去了。灵堂突然空了似的，她也莫名地学着丈夫的样子用力拍了几下音响。这招竟然真有效，中断许久的哀乐突然响起，惊得她打了个哆嗦。她一边念着阿弥陀佛一边又往灵堂外走去。

灵堂外，婆婆崔红雨抱着小乐在围观那个醉鬼，崔红雨见她过来把小孩往她怀里一塞说：“发酒疯啦！”

“他是谁啊？”她上下摇晃着胳膊，明知道这种摇晃对止住小孩的哭声无济于事。她开始疑心这里弥散的香烛粉尘加重了小孩的不适。

崔红雨贴近她，轻声说：“罗桥的干爹，小时候就认下了。不，不，他那时才三个月大，所以你哪里认得？这些年他们只见过一面……”

“他要不要紧？”她问。她看见那人正被七八个人抬起来，扔到门外一张椅子上。

坐下之后，那人反倒清醒了似的。也许是他突然看见罗桥的缘故，从椅子里往上拱了拱身子，想站起来，但很快又跌回到椅子上。他两手拍打着扶手，像是责怪这张带扶手的塑料圈椅，让他动弹不得。他多瘦小啊，这塑料圈椅对他而言就像摇篮。仿佛是这把摇篮似的椅子困住了他，他才不得不让两只胳膊代替自己往上拱起来，瘦骨嶙峋的手掌往空中一拍，就抓住了罗桥的右手，跟猛禽突袭小动物一般，动作迅疾、准确，一点儿都不像喝醉后体乏无力的人。

罗桥并没有表现出惊讶的样子，他最擅长的就是表露出眼下这般懵懵懂懂的神色，仿佛他是早就承认过自己的无可奈何，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事也不要问他要说法。他是这世上最无辜的人。

她听不清那人握着丈夫的手说的什么，四周太嘈杂，而她的心思又全在乳房或小孩身上。

崔红雨对她悄声说：“他没事，反正我就知道他没有过清醒的时候，多少年都这样，从早喝到晚。”疑虑了一下又说，“我们那地方的干爹和别的地方的干爹不是一个意思。”说完崔红雨的眼角和嘴角同时往下一弯，无奈又讨好地挤出一个苦涩的笑容来。她明白崔红雨这样做的意思是提醒她千万不要误解。但她又能误解什么呢？

“那是什么意思？”她认为应该问清楚，同时她依稀记起，她其实很早以前就听罗桥说过这个干爹。

“哎哟哎，都是你这个小混蛋哦……”她闻声望去，那人竟然从椅子上弹起来了，而罗桥正以难堪的姿势跌坐在地上，仰面望着他，像放学路上被偷袭的小学生，可怜巴巴地看着气势汹汹的对手。然而这对手又是如此瘦小的一团，虚弱地在原地摇晃着上身，嘴里凄楚地咒骂着已经倒地投降的小混蛋。

立刻就有四五个人上前去扶罗桥起身。

崔红雨也过去帮罗桥拍着身上的土。

罗桥嘟囔着，可能是在抱怨。

那人又嚷：“你这个小混蛋，倒霉啊，小混蛋，都是你害得我哦……”声音带着哭腔，像受了很大的委屈似的。

她抱着小乐站在稍远些的地方。小乐仍在哭，只是哭得没什么力气了，只断断续续地发出呜咽。她朝四周望望，迫切需要一个能给小乐喂奶的地方。她看见几十米之外尚未完工的一栋烂尾楼，烂尾楼和灵堂之间是空旷的沙石操场。沙石地面上散落着鞭炮的红色纸屑，不远处横七竖八不规则地停着几辆车。她发现罗桥那辆刚买没多久的白色丰田，车身下半截的泥浆像一圈暗黄的花边。她带着欣赏的意味，让视线在这辆车上多停留了几秒，确信它的外形的确令她满意。

灵堂两侧有一些零散的商铺。餐馆，棋牌室，小卖铺，还有几家售卖花圈等丧葬用品……都是正当开设在灵堂附近的营生，而母婴室是不应该设在这里的。她没找到适合喂奶的地方。

人们已经把醉鬼控制住了。醉鬼真的被椅子困住了。他们用红纱布把他缠在了椅子上。但他还没有放弃挣扎，只是力气和声音都不再饱满，他抽抽嗒嗒地说：“我是罗桥的干爹……我能不来吗？……你们不让我来……凭什么……凭你娘的是个鬼呀……”有人打断他：“闹够了吧，老于，你来就来了，别给老罗家添麻烦了啊。”他又徒劳地挣扎了一番，像案板上的鳝鱼扭着黑黝黝的躯体，那条红纱布勒在他腰上，鲜血似的耀眼极了。“添个鬼的麻烦！谁给谁添麻烦！他……”他仰脸，龇出一口黄牙，冲着罗桥喊，“他才是麻烦鬼！是麻烦的祖宗！”

罗桥尴尬又可怜地左右四顾，像在突如其来的细雨中急于寻一个地方避雨的人，但终究没有发现可供他躲避的地方，便带着他标志性的迷惘的神色，低下了头。

“够了，够了，是嫌不够丢人，还是嫌捆得不够结实！”崔红雨突然发了话，大概出于某种保护儿子的本能。醉鬼的目光像在人群中寻找了许久，才找到声音的来处。他看着崔红雨的样子就像看着一位多年以前在梦中见过的人，带着似是而非的不确定的痛苦。“哦……哦……好人啊！”他声音虽低，但表情更显凶恶了。

她下意识地把小乐抱紧，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让她迷惑，也让她烦躁。她觉得自己不应该参与这场混乱，她甚至不需要去承担她的角色应当为之的某些事情。她慢慢往后退，琢磨着该去视线中的哪家家常菜馆，至少它的招牌和玻璃推拉门上并没有油渍，也许它的店堂会因此也是干净的，也许店堂里会有一个封闭又清洁过的包间，然后她和儿子便能同时得到解脱。眼下这些人，他们终将以他们的方式终结这场混乱，不需要她操心。不是吗？他们一直就是这样解决各种麻烦的，她确信。

那些人的声音依然断续传来。

“你跟罗世顺又没交情，还非要来……你差得十万八千里呢。”

“就是，罗世顺给家乡干了多少事？你呢，屁事没干！”

“老于啊，既然来了，就踏实待着吧，你是不是怕以后没人给你寄钱了？”

“你是不是馋酒喝了，来罗桥这儿要酒来了？”

“你不是老想给你干儿子告我们的状吗？正好啊，你告吧！说我们都欺负你！”

他们叫他老于，她听到了。

这位老于似乎又憋足气，嚷了一声。或许是她没有听清，或许本就是醉酒的人，瞎嚷的那种毫无意义的话。她透过七七八八的人腿之间的缝隙，看见老于的脑袋耷拉下来，一动也不动，像一个看电视时不知不觉打盹的人。

她已经来到一家家常菜馆门前。小乐突然在她怀中安静下来，仿佛耗尽电池的玩具，只用一双剔透的眼睛温顺而可怜巴巴地望着她，祈求她给他充电。

6

罗桥作为一名影视工作者，出于职业习惯，想必认为人们就应当有离奇的身世和复杂的亲属关系。类似的影视剧情节他可是写过不少：出生时就错抱回家的婴孩，成年后发现身份倒错并交换身份，以及就此引发的无厘头的笑料；比继子更年轻的继母，在富庶之家上演《雷雨》的经典戏码，结果却是《哈姆雷特》式的，“要还是不要”的悬疑，整整铺垫过三十几集。这大概也是他毫不费力就接受这名从天而降的干爹这种戏剧性事件的缘故，还是在亲生父亲的灵堂前。

不过罗桥始终不觉得这位干爹的故事是合适的电视剧素材，她猜想这都是因为他自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因此他给她讲的这段经历便也乏善可陈，完全不像他笔下的剧本那样荡气回肠。如果她的记忆没有被漫长又擅于变形的时间欺骗和美化，她回想起罗桥的讲述，大意应是这样的。

他们结婚前，罗桥才第一次见到老于。也是因他即将成家，按照传统他需要向干爹去报喜。这种报喜更多是求干爹保佑的意思。但得知那个毫无印象的干爹在那么远的老家，罗桥就不想去了。但罗世顺认为他这一趟非走不可，他就是这样一个重礼数更重情分的人。

罗桥终究还是开着影视公司的车去了。在尘土飞扬的山间土路上，他把这辆车开得风尘滚滚，四个轮胎全是泥浆，毕竟在山里，二手丰田简直宛如上帝的座驾。于是他和丰田车在老家那个名为朴茂堰的村庄的亮相便称得上是一桩事件。

他的照片其时正因为一部热映的电影在她供职的报纸的娱乐版头条亮相，而那部作品如今在她和他两人看来，都成了异想天开的败笔，完全没有价值。他车上还有一百份刊有自己照片的报纸。他戴着墨镜的照片依然不能替他遮挡踌躇满志的神色。他向村民们散发报纸，他受到整个村庄的热情围观，尤其是村里几位颇有声望的老者的亮相，更是无形中提升了他在该村庄的地位。总之村里人见到了丰田车、墨镜和Polo衫，便认定这是外面来的“大人物”，而不是回老家来探亲的当年那个不起眼又病恹恹的小子罗桥。而这位“大人物”要来探的亲，竟是干爹。

村里的老人们清楚，罗家在外发展多年，在老家他们已经没有活着的亲属了，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干爹呢？再问，这位干爹，竟是人人都瞧不上眼的那个老于。村人们瞠目结舌，仿佛听闻皇帝宣布有子女遗落民间。

“大人物”罗桥专门为干爹放了三挂鞭炮，鞭炮围着老于的两间黄泥房，像农妇颈上缀着奢华的红宝石项链。在朴茂堰人们认为只有婚嫁大事才值得放三挂鞭炮。老于被鞭炮声震得从床上爬起来，醉醺醺地出现在自家门前。

围观的人蜂拥而上，说着庆贺的话，大意是恭贺失散多年的父子终于相认。

老于迷惑不解的神情又让人们不耐烦。人们便众口纷纷说着干爹与干儿子的前缘。

老于不知是出于醉意还是出于迷惑，神情始终显示他在费力地回忆着什么。这过程中他被人们像挑柴火一样抬起来，被七八条胳膊凌空架到三嫂的小餐馆。他被摁坐在大圆木桌正对着大门的位子上。这时他嚅动着嘴唇，吐出几个令人们更加匪夷所思的字：“我想起来了，那个龟儿子！都是他！”

村支书和村里有身份的老人，都被邀请到三嫂的小餐馆吃饭、喝酒，共同见证这场父子相认的盛事。

座上都是白发苍苍的人头并非罗桥的本意，他的本意更为宏大，直白地说是宴请全村人。这是罗世顺提出的，罗世顺浮夸的做事风格的要义，就是不能让人认为他小气。但现实情况是村里确实也没剩下几个年轻人了。

老人们闻声出动，甚至都换了干净衣服。这是这里大部分老人第一次喝到瓶装白酒。尽管他们嘴上说这酒太淡，但最后两箱十二瓶酒还是见了底。他们在痛快淋漓地畅饮之后终于弄明白，原来这些神圣的瓶装白酒真的与一场婚事有关。他们激动不已，纷纷端起酒杯向老于道喜。老于是所有人中喝得最多的，他这一天是生平头一回被村里人奉为上宾，第一次坐在首席，他的两侧分别坐着村支书和罗桥。

他对敬酒者来者不拒，喝多了就颤抖着端起杯子，站起身摇摇晃晃地预备讲话。谁都知道老于讲不出像样的话，他的舌头每一天都泡在自己的泪水或酒水中。于是人们纷纷上前把他摁到座位上，告诉他日子还长着呢，往后的酒喝不完，往后的话也讲不完。

老于向来软弱，此时却强硬得像另外一个人。“你们哪个以后再欺负我？我干儿子是上了报纸的！”他满脸通红，望着在座的人的目光仿佛着了火似的。

众人神情复杂地互相对望，生怕神仙似的罗桥误以为他们真的欺负了他的干爹。

村支书行事干脆，他示意人们不要劝老于了，只要给他酒喝，他用不了多久，就会自己躺下一声不吭了。村民们一听，便加速了轮流给老于敬酒、向老于道喜的节奏。不出村长所料，老于很快醉倒在椅子底下，于是村长大舒了一口气，因为在罗桥看起来并没有要怪罪任何人的意思。待罗桥把老于扶到椅子上，村人们的欢宴便又可以继续了。这时一位老得不能再老的老人，也许是察觉到了微妙而尴尬的气氛，便从后面悄悄地拉罗桥的袖子。罗桥会意，随老人离席。老人把罗桥带出餐馆，问他是否知道老于的情况。

在罗桥看来老于不会有什么情况，他和村里任何一个庄稼人看起来也没什么区别。

老人摇摇头，那样子像说起不争气的子孙。这让罗桥感觉到老于身上确实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比如沉默。他一开口多半是胡言乱语，至少不容易让人听明白。他的脸上还有明显的苦楚的痕迹，像是要说的话太久没有说出口之后郁结而成的委屈，以致忘掉了要说的话，便又显出备加迷惘的神色。

老者松动稀疏的胡须，解释他说的情况是指老于这些年怎么过的。

罗桥如实相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干爹，我听我爸的安排来的。”

“你爸当然是个好人，就是好多年没有回来过了。但他从前在村里就是个好人，谁家有事，只要找到你爸，他全都帮忙，谁要借钱，你爸都给，你爸有求必应，他怎么不回来了呢？唉，还是……说老于，他这些年，过得可……不像个人啊……”

罗桥听老人继续讲下去。

“老于，天性有点懒，其实朴茂堰的人都有点懒，只是老于又是懒汉中的懒汉。他的老婆跟他倒称得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夫妻俩一样懒。当年还有土地的时候，他们也懒得种地，栽上烟叶之后便让它们随风长，长成什么样便是什么样，好在这里的山坡好、雨水足，他们的日子也能敷衍得不错。后来征地，老于第一个签字，把地卖了。老于说是儿子没了，还留着地给谁呢？如果只是懒还好，老天自有办法养着天下所有懒人，但老于的半生还都被噩运笼罩。这就没办法了。

“孩子长得俊俏，在这山沟里算是高个子，不像老于是个土行孙。因此夫妻俩对这孩子都疼得不行。因他不爱念书，到了年纪便想去当兵。为儿子当兵，老于卖了牛、宰了鸡给人家送礼。送礼是因为儿子体检不过关，差得也不是太多，说是只差一厘米身高。我们这地方的人，不能跟外面的人比身高啊！也不知道是牛管用还是鸡管用，总之还是管了些用的，老于的儿子终于去了部队。那个部队在甘肃，听说那地方一年也不下雨。

“也是老于的噩运到了，儿子到部队不满一年，便查出肺上有癌。我们都认为这才是他体检不过关的真正毛病。但老于坚持认为是甘肃那地方不下雨的毛病。不下雨呼吸里没有水分就伤肺。你说说我们这地方哪个不抽烟，也没像他那么年轻……一定是甘肃那地方不好。不过部队还真好，来信说是尽力救治了，只是没救回来，到医院已病情恶化，去世了。让老于夫妇去领骨灰，路费全包。得到消息全村的人都很难过，老于家的人更不用说。他们甚至都没有去一趟甘肃，到现在都没去。他们倒是要了路费，但夫妻俩都说不敢上路。

“拿了征地的钱，老于便去买了十几桶酒，和老婆痛痛快快地喝了几个月，大概是想把自己喝死吧。但酒喝完了人还活着，后来就再也离不开酒了。

“老于女儿那年十六岁，和她哥哥一样，不爱念书，天天在家里，实在受不了醉醺醺的双亲，也怨恨他们不去接哥哥的骨灰回来。这女儿便去成都打工了。老于相信女儿去打工以后，自己也就老有所养了，便把剩下的征地赔偿款接着拿来买酒，喝光。他也买不了什么好酒，这里最便宜的是散装包谷酒，两块五能灌一满瓶。

“再说老于毕竟是离不开酒啊，离开了酒，儿子就在眼前晃啊。之后’老于只好找女儿要钱，因为他们老两口儿完全没有收入了。女儿一开始也往家里寄钱，三五百的往家里寄，有时有，有时没有。老于取了钱不买米和油，只买酒。他舍不得买好酒，只买这种苞谷酒，慢慢酒量越来越差，几乎一喝就醉。但他还是天天在村里转着圈找人喝酒，谁都怕撞见他，因为他一喝酒就诉苦。一开始人们还陪着、劝着，时间长了，见了他们夫妻都远远地躲开。后来，躲也躲不掉了，老于会赖在别人家不走。他在村里每一家都赖过，吃人家桌上现成的饭菜，给自己下酒，人们只好强行把他抬出自家的门。他挣扎咒骂的时候，村里就有急性子的壮汉跟老于动手。老于那么瘦，哪里是那些种地后生的对手？老于挨打得越多，不知道什么原因，脾气反而越来越暴躁，惹是生非，就像期待着别人来揍自己一顿似的。我们觉得，这大概也跟他女儿有关，因为他不知道女儿去哪里了，反正是再也联系不上了。村里人猜想女儿是不想寄钱回家才换了手机号，专门为躲着老于。但也有村里在成都打工的人回来说，他女儿是干上……干上那个了……”

老者一连说了几个“那个”，直到罗桥点头表示理解了。

罗桥听完老者的讲述，叹息一番回到桌前。罗桥一直陪到每个人都酒足饭饱，结账，开车送老于回家。老于的家是两间低矮得仿佛狒狒的洞穴似的黄泥房子。罗桥叹了口气，给老于留下两千元钱和两箱白酒，觉得此行大功告成，可以问心无愧了。

看天色已近黄昏，喝了酒又不能开车，他便在朴茂堰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赶回。回了昆明将此行的情况删繁就简地讲给罗世顺听。

7

那一年，罗世顺灵堂旁边的那家家常菜馆，店里的三五个包间都是用木质屏风隔断的。她记得自己坐在包间内，三月仍略有寒意的春风从屏风的缝隙吹来，在她裸露的乳房上留下一些皮肤受寒生出的鸡皮疙瘩。她就这样抖抖索索、断断续续地回忆罗桥当初回老家给老于“报喜”的这段经历。

她低头看见乳房前小乐饱满的两颊，知道他安顺平静，便长出了一口气。她知道怎么让自己挨过这几天了，和所有新手母亲一样，她相信只要找到能放松身心地安全喂奶的地方，就不会觉得太糟糕。她用一袋水果跟家常菜馆的服务员搭上了话，她很幸运地得到了允许，只要不是用餐高峰时段，她可以借用餐馆包间喂奶。“包间有的是，随便你用哪间。”慈祥的服务员大婶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说，显示了过来人才有的体贴与慷慨。不过她之后很意外地得知大婶从未生养过，竟然没来由地心生一丝羡慕。

她刚刚从灵堂外那一幕带来的惊悸中缓慢恢复。她知道这片刻的安宁来之不易。灵堂那边的声响仍然清晰可见，她听见时断时续的哀乐，间或响起汽车或摩托车启动与刹车的声音，此外，老于大约是从小憩中醒来后开始嚷叫的声音也历历在耳。老于的叫嚷中，时常就会带有罗桥的名字。她远远听来觉得更像是堵塞的水管中的空气在鸣叫。这鸣叫被老于拖得很长，并逐渐微弱，最后像衰弱的风声似的，沉寂了。

她略整理了衣服和头发，抱着小孩回到灵堂。人比刚才少了许多。崔红雨从她手里接过小乐。此刻再没有比这更让她感激的举动了。罗世顺去世之后，崔红雨并没有显出伤痛的样子，而平静得就好像这本就是意料之中必然发生的事情一样，这让她此时感到有义务陪在崔红雨身边。她们在厅堂两侧为逝者亲属布置的椅子上坐下来。小乐在崔红雨的腿上张开两只胳膊摇摇摆摆地试图自己站立。但崔红雨的心思显然在别处，她搂着小乐，目光望着灵堂不锈钢门上白色的祭帐发愣，自言自语说：“都是作孽。”她不明白崔红雨的意思，但她明白的是有时候最简单的回应就是沉默，如果崔红雨真的想倾诉的话，她自然会说下去的。但她听到的话却不是关于罗世顺去世的，而说到的是那个被捆在椅子上的人。

“本来是个脓包……现在谁也惹不得，谁又能想到呢？”她“嗯”了一声，才明白崔红雨原来并不是在看祭帐，而是在看老于。老于身上的红纱布已经不见了，但老于还没醒，他的头几乎歪斜着倒挂在椅子的扶手外侧了。

“也都怪我们，不应该让罗桥回老家去见他，可你爸爸说，这是礼数，是必须的。这些礼数多奇怪啊，明明他都不记得我们了，这下可好，他全想起来了，这都几年了？”“两年多。”她回答。“是吧，两年多？我怎么觉得不止两年呢？老于不是坏人，只是过得寒酸。他的脾气也实在是太糟糕了，别人欺负他，他也没法子，倒是让自己变得更好欺负了。像他这样的人，没钱也没后人了，在那种地方不欺负他欺负谁呢？我刚听说他原来经常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不过，崔红雨也说一切在罗桥去过扑茂堰之后就不一样了。这是她从崔红雨断续的感叹中听出来的。

那地方的人开始对老于另眼相看了。他们对老于这个干儿子，起初是怀疑或许是不愿意相信的，但短暂惊愕之后他们意识到，嫉妒老于是没必要的。罗桥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根麻绳，他们完全可以用上的一根麻绳。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拽住了这根麻绳，因为麻绳的另一端是罗桥，而罗桥的身后还有罗世顺和崔红雨。罗家人如今的飞黄腾达早已在村庄成为传说，人人都想要与之沾上一点关系的那种传说。

老于在村里成了头号人物。他的黄泥房子被人们重新铺了屋顶，用沙土平整了地面。他的酒桶总是满当当的，再也没有空过。他的老婆——那个过早衰老的女人，总是被村里的女人围在中央。老婆子晕晕乎乎地听女人们诉说各自的苦恼，听着听着就忘掉了自己的苦恼，还因为自己的苦恼无法解决——儿子不能起死回生——而这些女人的苦恼多半是可以解决的：子女想在昆明找工作，盖房子缺三千元，老人想去昆明的医院……至少她们相信，老于的干儿子就是她们的救星。

老于乐得这种地位的转变。但就像受惯侮辱之后又受到无限尊崇的所有人一样，其中巨大的落差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性。老于在消受乡邻们的好意的同时也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真是无所不能的。他喜怒无常，脾气越来越差。但乡邻们才不介意老于变得多么暴躁呢，因为老于对他们每个人都有求必应，至少老于会做出这样的承诺——无论他们向老于要求办什么事，老于总是先让胳膊在空中画几个半圆，再气吞山河地来一句：“找我干儿子去，这是他的电话。让他给你办！”崔红雨学着老于的腔调，给她复述老于的豪言壮语。

那些人打了电话，来了昆明。老于自己却从来没来过。他有时对别人说，自己根本没必要跑去昆明，一个电话就能解决；有时又说不想见干儿子，见着烦心；有时则说在昆明哪有在家里喝酒自在。但也是奇怪，一听说罗桥的父亲去世，他说什么也要跟着大家走这一趟。

她突然明白这三年来那些成群结队来找罗桥的老乡都是怎么回事了。罗桥总是安排他们在味道一般但分量充裕的餐馆吃饭，安排他们住在小区内的快捷酒店，买车票送他们尽快离开……这套流程所需要的花费自然都是罗桥承担的。大概出于节省考虑，罗桥在送他们走的时候会说：“以后打电话就行了，不必每次都专门来。”

他们有的会满面春风，感谢罗桥的殷勤；也有的会怨声载道，暗示罗桥多么无情。其间的区别在于罗桥是否替他们解决了问题。

罗桥不是那种争强好胜惯于显示自我的人，有些事他顺手能办就办了，有些实在办不了就推给罗世顺。罗世顺对待这些托付的态度比罗桥郑重。罗世顺认为朴茂堰的事必须办，我们欠着朴茂堰一条命。只是罗世顺一个赋闲的老人家，手里纵然有一些积蓄，但没有一分钱的退休工资和养老金，在昆明错综复杂的人情社会里，罗世顺又能真正办成几件事呢？

崔红雨说到此处，情绪开始失控。因为她终于说到这位逝者、她的丈夫。罗世顺貌似生活简单，实则他在节衣缩食。罗世顺说自己年轻时太过挥霍，如今悔悟，而这悔悟的本质其实是他要用钱去填满那些老家人的胃口。毕竟说到底，那些人的问题绝大部分都是能用钱解决的，剩下那些用钱解决不掉的问题，则是可以用钱进行抚慰的。罗世顺大手一挥，再一挥，挥出去的人民币总是能让他们满意的。

这就是老仔。她心里这么想。

“难的是他自己。”崔红雨说，“他一分钱没给我剩下，倒留下几万元的外债。哪有什么非办不可的事情？不知道过日子要量力而行吗？不，他不知道，只知道是欠着人家的，需要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拿出来还，哪里还得清呢？这么多年都不在那地方，又没吃人家的，也没穿人家的，哪里就欠下那么大的人情呢……”

“为什么会认……这……干爹呢？”她问。

崔红雨还没答，那边又热闹起来。她们都吓了一跳。老于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的，此时他上身鼓鼓囊囊地缠着什么火红的东西。那是一挂鞭炮，在他肩上、腰上，不知道缠了多少圈，把瘦小的老于压得仿佛更瘦小了。老于左摆右摆，鞭炮也左一下右一下地跟着晃。

“又闹什么！”崔红雨猛地站起来，大概想要冲过去，然后似乎又意识到这很危险，于是停住了。

“让罗桥来见我！”老于在那边不住嘴地嚷起来，“要不我就点喽！”他一手高举鞭炮，一手还攥着打火机，就像举着一个微型火炬。

人群自动散开，形成一个圆，自动将老于置于圆心的位置。

罗桥在哪里呢？这个被老于千呼万唤的角色，怎么迟迟未在这方临时形成的圆形舞台上现身呢？

她跟着崔红雨身后挤过去。小乐在她怀里扭动着，想要下地。于是她把小乐放下，自己也蹲下，胳臂合拢，让小乐待在她的胳臂之间。

“别冲动啊！这是要演哪出呢！”“不能让他喝这么多！”人们小声议论，闲聊嬉笑的架势像是他们似乎都认定鞭炮不会被点燃。但也没人往前走一步，毕竟老于高举的打火机已经冒出了粉红的火苗。

终于有个她不认识的男人，想要冒险一试，去制止老于。那男人往前缓缓挪着小步，但老于立刻就发现了他的企图，他一只手捏着鞭炮的引线，另一只手里的打火机作势往上靠过去，吼道：“敢过来？你走一步，瞧瞧！再走一步我就点了！”此时老于眼里的光仿佛都成了红色的，就像一只护雏的猛禽。

待在她胳膊中央的小乐，被老于的一声吼吓，随即放声大哭。她捂着小乐的耳朵，崔红雨用眼神示意她把小乐抱到远一些的地方去。她带着小乐退到灵堂的屋檐下，远远观望。

“你要什么？都好说的啊。这么冲动不行的，你让罗世顺在棺材里怎么想？”有人喊。“我不要什么，我活够了，我就要死，我要同归于尽。”老于大声回答，脚下不稳，又趔趄了几步，打火机的火苗灭了，但仍惊得众人纷纷后退。

“罗桥呢？把罗桥找来。”人们仿佛这才想起这个关键人物，但人群中并没有罗桥的身影。她也四处望着，下意识寻找丈夫。她发现了罗桥，准确地说是听见了他的声音。她循声迈过灵堂高高的门槛，绕过敞开的不锈钢门板，看见罗桥蹲在门后。阴沉沉的光线里，她只看见身着丧服的他如一团雪白的影子。罗桥的头埋在膝盖间，肩膀上下抽动。天哪，他在哭，他躲在门背后哭，他在外面有人预备同归于尽的时刻，躲在黑漆漆的角落里哭。

罗桥大概是听见了小乐的哭声，抬起头来看着他们母子，但表现出一点也不感到惊讶的样子。罗桥用袖子抹抹眼睛，白色丧服把他的脸映照得亮堂了些。罗桥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她没听清，只希望他能及时解决老于的麻烦，不管他用什么方式。

“他要寻死是吗？”罗桥问。她“嗯”了一声，但没法给他更多的解释。她犹豫要不要劝罗桥赶快到外面去，毕竟他看起来状态也很不好。

“没事，我去解决他。”罗桥慢慢站起身，又稍稍跺了几下脚说，“脚麻了。”她认为此时不适合提问，但又忍不住想问。罗桥像听见了她心里的问话似的，往外走的时候头也不回地说：“这些事，我也觉得很奇怪。”

此后几年，她时常回想罗桥在门后躲起来悄悄哭的样子，就像一部老电影里的特写镜头，那场景总是重叠交映在她眼前，尤其后来同老于同住的那些日子里。她认为自己在忍受着这位不堪忍受的客人的时候，在老于将白酒瓶堆满沙发、花生红色的皮落满她的笔记本电脑键盘缝隙的时候，在老于抽烟抽出的烟雾让她的儿子咳嗽不止的时候，在老于理直气壮地要罗桥给钱买酒的时候，在老于用瓶盖装了白酒好奇地把瓶盖端到小乐下巴跟前的时候……这些时刻加起来，足够她崩溃或爆发一百万次，然而她都忍受了。因为每逢她看着罗桥的眼睛，企图开口让他把这位瘟神一样的干爹送走时，她望见的都是他在灵堂哭泣的那个特写镜头。

因为罗桥那一次完美的哭泣，他成为不能被要求、被责问的那一个。他的无辜在他自己的哭泣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何况还确实是罗桥在那时化解了灵堂的危机。

老于谁的话都不听，只听干儿子罗桥的。罗桥出现在老于面前的时候，老于乖乖地交出了打火机，他们又轻声说了几句话。人们这才都松了一口气。罗桥一圈一圈地解下他身上的鞭炮，倒像给儿子脱衣服的父亲。老于的目光也不再是火红的，而变得昏黄，只是口气仍然不输刚才，他愤愤地对罗桥说：“要不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你……”

此后她才明白老于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此后她明白的事情还包括，老于这时便宣称自己往后要跟罗桥一起生活了，他要住在昆明了。他已经无儿无女了，而这都是因为罗桥的缘故。罗桥是他的干儿子，是跟儿子一样应该对他负责任的。如果罗桥不答应就是掐灭他全部念想了，那他就让引线凑近打火机，让两场丧事一块儿办，省事。

罗桥答应了。于是老于交出打火机。罗桥后来解释说，当时那种局面，只能先答应他，想着之后还有回旋的余地，谁想后来会这样呢？

当时她和所有人一样，长舒一口气后，便不明状况地感叹着“还是一物降一物”。惯于借酒闹事无法无天的老于，原来只听罗桥的。

罗桥解除了老于身上的鞭炮“武装”，搂着老于的肩。围成圆圈的人们自动给他们让出一条通道。罗桥像家长搂着自己犯过错被教训了的孩子，从人们的夹道欢送中走向灵堂。老于看起来又委屈又亢奋，但又显出一种因为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而生出的哀戚。

他们朝她走了过来。她猜想罗桥是要把老于带到灵堂内。她侧身把门让出来，尽管这两扇大门其实宽敞得很。两人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她疑惑地看了看罗桥，罗桥也同样疑惑地看着她。她感觉他们缺少夫妻之间应有的那种默契或灵犀，于是此时才会用眼神互相质疑对方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你知道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休息一下吗？”罗桥问她。

她仍在思考与那一点灵犀有关的东西，但刹那间，她很有灵犀地立刻就弄明白了他这问话的含义：罗桥需要把老于安置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不要让老于成为灵堂门口的椅子上被捆缚的展示品，也不要让老于在人来人往的灵堂再有上演这种寻死觅活的戏码的机会。这个地方还需要舒服些，让老于能感到自己得到了妥善的招待。她几乎立即就想到了那个地方，不过她仍迟疑了几秒，因为那是她给自己找到的喂奶的地方。

“我知道有个地方。”她随后说。这是他们夫妻齐心协力最后一次完美解决危机。罗桥安抚了老于，而她为老于找到一处休息的地方。往后他们再也没有过如此团结一致的行动了。

那一天余下的时间都非常安静、平顺，因为罗桥终于放弃那套总是失灵的音响——没有哀乐的灵堂气氛倒更显肃穆——还因为老于在家常菜馆得到了很好的招待。服务员大婶早收下罗桥夫妇给的三百元钱，她需要做的只是让这位暴躁的客人酒不断、菜不断。收钱时大婶再一次对她露出那种心领神会又善解人意的笑容，让罗桥和她尽管放心。

她自然放心，问题是她仍需找一个能安静地给孩子喂奶的地方。她想带孩子回家去，但罗桥让她再等等，等他空闲下来他会开车送她和孩子回去。她便待了下来。但罗桥始终没有空闲下来，这一天注定是他有生以来最忙碌和负累最重的一天。等到她的乳房再一次胀痛的时候，她决定还是去餐馆试一试。那是晚上九点左右，餐馆的客人几乎都已散去。老于在小包间里自斟自饮，嘟嘟囔囔，时而发出一声怪叫或责骂。小包间的电视播放着新闻，老于对新闻播音员指指点点，似乎很不满意。她偷偷在小包间门口张望，瞧见了这一切。随后她找到了那位大婶，但拒绝收下大婶退还给她的多余的找零。她只是恳请再用一个包间。

她在老于隔壁的包间刚坐定，老于不知怎么就寻着她过来了。也许因为老于听见了小乐的哭闹声。她胆怯地望着老于，心有余悸地想，幸好还没有开始喂奶。

“长得真像。”老于说。

“什么？”

“小孩长得真像罗桥他小时候。”

她“嗯”了一声，便埋头盯着孩子。

老于仍坚定地站在两扇屏风中间，手里抱着一个啤酒瓶，像凶神恶煞的门神怀抱斧头。

她只好委婉地提醒他：“孩子饿了。”

老于从手心变出一把花生米：“吃这个。”

她已经不至于诧异了，这个醉鬼。

“他叫什么名字？”老于问。

她说了孩子的小名，但没再多说一个字。

“好，乐是好事，但还是没有罗桥的名字好，罗桥的名字是我给取的。”老于仰头就着瓶子喝了一口啤酒，伏下身朝孩子脸上吐出一口酒气，得意扬扬地说道。

她立即冷冷地站起身，从包间走了出去。老于在她身后喊：“嘿，真是我取的，你别不信。”

8

她抱着孩子来到灵堂外，晚风刺骨。灵堂那边断续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仿佛一群归家的小动物在洞穴中秘密瓜分食物。

她不想到灵堂去了。夜色中，灵堂门外那些苍白与火红的祭帐，正随风妖娆地舞动。焚烧纸钱的地方，有一堆黑色余烬，其中星星点点地闪着微小的火光。

她下意识往前方的空地走。如果怀中没抱着孩子，她会走得更悠闲一些。何况脚下的沙石踩上去嘎吱嘎吱作响。她加快脚步，然而现在该做什么，该到哪里去，她觉得毫无头绪。她觉得自己像是孑然独立的夜游者，走在月球上。她站在罗桥的汽车前的时候，就明白自己并没有被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迷惑。这时她突然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以及要怎么做了。她试着拉车门，发现车门并没有锁，她关上副驾驶的车门，拉开后排车门坐了上去。

小乐一直瞪着眼睛看她做这一切，像是在观察游乐场里的摩天轮。也许在孩子眼中，汽车就是一件大型游乐设施。她一只手搂着他，另一只手费力地关上车门。砰的一声打破了小乐一段时间的镇静。他在她的臂弯里手舞足蹈，不耐烦地扭动着身体。

“嘘——嘘——”她对他做鬼脸，试图安抚他，“宝宝乖，乖。”他稍微镇静了一些，似乎很认真地凝视着她，眼睛水汪汪的，大概泪水本来已经积蓄着，随后又被他自己忘记了。她感到他慢慢地在怀中变得柔软、顺从。她让他的脸贴在自己胸口。

整个世界仿佛都从绵延的喧嚣中安静下来。这个世界太吵了，她想寂静和黑暗同时出现的时候，又会有恐惧滋生。

她想打开车内的灯，可是她没有车钥匙，无法接通汽车电源。她看见车窗玻璃上映出自己的脸，苍白得仿佛游弋在半空的魂灵。车内比外面暖和一些，然而她仍在控制不住地发抖。她摩挲着孩子的小手，他的小手是暖和的。她希望把全身的体温、乳汁、力气，还有所有的一切，都给他。她竭力不让自己去看黝黑的车窗，只埋头专注于喂养。然而她却仿佛能看见两侧还有前方的车窗上犹如坏掉的屏幕般，不时闪现着不明含义的诡异的图像。

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呢？没有人应该经历这些，没有人应该深夜还在空旷地带的一辆汽车上喂奶。而这空旷地带的车内，是她唯一能找到的僻静处所。或许是自己太过忍让、被动、顺从，才会让自己和孩子一起，既无人关照也无处可去。

她闭上眼睛，以为如此便能驱散车外那些诡异的景象以及避免全部的胡思乱想，然而闭上眼睛只不过让她终于挤下两滴泪水，一滴滴在她的手背上，一滴滴在孩子的脸上。

她把车门留出一道小缝隙让空气流通。她不确定让孩子一直待在车内不透气是否危险，不过她不会让他遇到任何危险。

小乐睡得很熟了，她不想惊扰他的睡眠。她一直抱着他，像这一年多来每一个夜晚哄他睡觉时一样。等小乐醒过来，她就会去找她的丈夫。也许现在也可以，但是她不想。也许他会来找她，那她就等着。

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醒来时看见天色已经微微亮起来。她睁眼看见前车盖上停着两只麻雀，神经质地往车窗内打量。麻雀身后，灰白的天幕像胎儿的皮肤，润泽而明亮。一颗针尖似的孤星，经由车窗玻璃折射，在这胎儿皮肤般的天幕背景上，散发出弯曲的光芒——那光线真的是弯曲的，多么奇异。她想，光直线传播也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在某个位置、某种角度，也许只需要一块曲面的玻璃，便会发现光亮，会不折不挠以不同形式，也要执着地照亮大地上的房屋、车辆，还有那些在车上的人。

她看着那些曲折的光线，直到它越来越明亮，终于消失不见。她这才想起罗桥没有来找她，或许他找过了但没有想到他们在汽车上，徒劳无功地寻找一阵后便放弃了。

她觉得很冷，脚都冻僵了，但手心是发烫的。小乐仍然睡得香甜。她摸了摸小乐的脸和手，确认他是暖和的。她感到欣慰，因为在汽车上度过的这一夜，是她一生中经历的最寒凉的一夜，除了那颗不折不挠的孤星，还有小乐和她在一起温暖彼此。

9

清晨，郊区总是空气清冽的，连火红的灵堂也多了一丝凄清的味道。熙熙攘攘的人群散去了。

这天是罗世顺被火化的日子。一切都如预想，按部就班，沉默、肃穆。她始终没有得到和罗桥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他也没有问过她昨夜带着儿子去了哪里。她之后回想，那时老于一直都在。他在离他们家人远远的某个角落发呆。老于就像一个穿着土布衣服的幽灵，带着孩童似的不解的神情注视着人们宛如倾巢出动的黑色蚂蚁搬运棺椁，或在火葬设备间伫立着等待。

老于是否是在醉酒的状态中度过那上午的，她不得而知。但她确定老于脸上的哀伤与那个上午众人的哀伤性质迥异。那个天色灰白的上午纵然已经过去许久，她依然清晰记得老于略带兴奋的苦笑，还有突然举起双臂扑向罗桥想要拥抱干儿子的样子。那种样子简单说是似哭似笑，或悲喜交集，而这种样子之所以出现，往往因为爱恨交织。

这个上午她还得知的一件事情，是无法略过的——老于救过罗桥的命。

罗世顺已经成为骨灰盒里的粉末，被暂时寄放在墓园的储藏室，等待数月后的良辰吉日再行安葬。这样安排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选好墓地。罗世顺是突然心肌梗塞去世的，他们不可能提前就备好墓地。

她和家人在回城的路上了，车窗外是城乡接合部喧腾的景象。因为前一晚没有睡好，她只觉得眼前白花花的，宛如梦中刚醒来时，视线不能对焦。

好在这种时候，谁都明白最好不要说话。

老于坐在汽车后排座位，潮红的脸色显示他仍被宿醉控制。忽然他戳戳她的背，她从副驾驶座位上扭转头，望见后排座位上闭着眼睛的崔红雨。她在嘴唇上竖起一根手指，示意老于噤声，虽然她觉得崔红雨不可能睡得着。

然而老于是不可能理会这些暗示的。“罗桥的名字真的是我取的。”老于一脸真诚。

“我知道了。”她转回头，继续平视前方。

老于压低声音，对着她的后背为自己做进一步说明：“干爹给取名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她闭上眼睛，但灰白的天光与公路两侧婆娑的树影仍在眼皮上不安地跳动。

“要不就不灵啦！”老于说。

崔红雨咳嗽一声说：“说这个干吗？”

“刚好想起来，就随口一说。”老于胆怯地回答。

“那我来说，”崔红雨清了清嗓子，“是罗桥三个月大……”

“行了，什么灵不灵的？”罗桥呵斥。

她看向罗桥，刚好他也在看她。他们对视中的不解属于不同性质，但程度同样深重。她一厢情愿把罗桥的目光理解为：他会给她解释的，在适当的时候。

没有人再说话了。老于在后座打呼噜。车开到楼下，他们不得不把老于叫醒。老于迷蒙着眼问：“到了？”未待回答，已下车做出主人似的吆喝，“上楼啊！”另外三个大人面面相觑，以迥异的步态爬楼梯。罗桥抱着孩子，她拎着东西。罗桥腾出一只手，从后面轻轻按了一下她的肩。

来了，他给她解释来了。她扭头看见罗桥脸上复杂的神色，他说：“就让他住两天，他救过我的命。”

“什么时候？”惊讶中她一时想不出他们的命运在什么时候有过交集，毕竟她了解罗桥三岁时就随父母到昆明开始上幼儿园了。

罗桥匆匆赶上前去。老于酒意大概已经上了头，正在砰砰砰地拍防盗门，仿佛罗世顺的魂灵还会在这套房子里给他开门一样。她想老于的表现只能说明他从一早起就让自己迅速陷入了酒精的护佑。

他们簇拥着进门。除了老于，其余人都像列队赶赴沙场般，神色暗淡又凄惶，而老于是队列的首领。

这套房子是罗桥在认识她之前就买下的，因为他当时十分喜欢这里的艺术氛围。被他称作艺术氛围的东西，她一直认为是这六层板楼外墙那些褪色的红砖，以及红砖墙上匍匐生长的茂盛的爬山虎与三角梅都有三层楼高，这套房子就在三楼。她也喜欢爬山虎和三角梅，只是“如果再多一间卧室就好了”。她只这么说过一次，那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罗桥的父母从县城罗桥妹妹的家中搬来，以便照料小孙子。但当时她的话还未说完，便从罗桥的神色中领悟出：他认为她在埋怨他。而他显然深感委屈——谁不知道房间越多越好呢！但他向往这里的艺术氛围的时候又不知道自己很快就将走向结婚生子的庸俗人生。

罗桥这庸俗人生，如今又多了一个干爹。她跟崔红雨、罗桥挤在狭窄的厨房，低声商量关于老于留宿的问题。罗桥说：“老于千里迢迢来吊唁，显示出他对我们家的诚意，因此立即打发回山里去肯定不妥当，从礼节或情分上都说不过去。就让他住几天，新鲜感过去了，就送他回去。”她和崔红雨就一起点头，但她们这时还都不知道这是罗桥在灵堂外与老于达成的协议。

在厨房做出的决定还包括：她得把沙发折腾一番，在两室一厅中为老于腾挪出一块睡觉的地方。“其实打地铺就可以。”罗桥认为他不值得为这件事操心，“他们在山里面住着，也就是睡地上嘛。”她坚持家里不能有人睡地板的底线。

她后来回想当时情景，才明白现实中从来就没有人能拯救她，除了她自己。她还诧异自己能想起的更多的画面竟然是当时窗外那些艺术气氛——爬山虎快要爬满客厅的窗户了。客厅的光照总显暗淡，还有窗下，一张色泽同样暗淡的长沙发宛如一只长久使用的麻袋，她甚至辨认不出它原本的色泽——和房子一样，罗桥在认识她之前便拥有了这张沙发。它和这房子里不少物件一样，她时不时会从中看出一副“我们比你资格更老”的神色。为避免长久看一张旧沙发的脸色，她便打算把沙发收拾出来给老于住。而小乐五颜六色的玩具已经堆满沙发。玩具多数残破或故障，玩具们“断腿残肢”的零部件时常让她费解，她不知道它们本来是作何用途的。她把这些“玩具的尸首”都推到沙发一角，塑料、毛绒和金属混在一起，也不需要怎么费力，噼里啪啦一股脑儿用力，它们便挤成一座小山的样子。

她松了一口气，在沙发另一头坐下，摩挲着起球的布面沙发坐垫，在心里对这张给她脸色看的沙发说：“先委屈你一阵子！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她琢磨着该把这些玩具往哪里放。

没有办法是显而易见的。另一间卧室之前是罗世顺和崔红雨住，罗世顺去世后，她打算让小乐和崔红雨住，免得崔红雨晚上感觉寂寥。

老于很快就把自己在沙发上安顿舒适了。他陈旧的衣装让他几乎显得和老沙发融为了一体。瘦小的他把自己陷在了沙发里。白天过去夜晚又来到，老于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喝白酒。电视剧中但凡有打仗情景出现，老于就情不自禁地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打仗情景的镜头过去，老于爽快地再赏赐自己一口酒，仿佛刚刚并没有哭过一样。后来罗桥存放多年的白酒全都被老于喝尽。

老于几乎不离开沙发，他醒来是身子一挺坐着，他睡觉是身子一歪躺下去，两脚正好伸进玩具堆成的小山里。而他的醒来、睡去并不与白天、黑夜有关，只与他的酒喝到什么程度有关。那些残破的玩具终究还是只得堆在沙发上。偶尔他掏出一两件琢磨一番。他离开以后，这些玩具全都散发着陈年的酒气或陈年的脚气。好在小乐在这之前就对这些旧玩具失去了兴致，小乐此后甚至都没再看过它们一眼。

罗桥去上班后，家中几人互不理睬，这种状态仿佛是他们自动选择的。她带着小乐待在卧室，小孩睡觉时她会看书，但客厅里的电视声让她焦躁。老于让电视停留在总是有拳击比赛的卫视频道——儿童不宜的暴力场面。她更觉得连拳击比赛的解说都是暴力的。忍耐不住时，她便出去提醒老于，但她无法润滑自己生涩的语气：“声音开小一点。”

老于很配合，立即将音量调小。也有两次，老于酒兴正高，对她瞪着眼睛，目光表明他并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必要时她可以求助于崔红雨，崔红雨总是待在另一间卧室不出来，她忙于对着亡夫的遗像念念有词。如果她能有幸将崔红雨从卧室请出来，老于也会安静一阵子。这一阵子他只是默默喝酒，或昏沉沉、似睡非睡，蒙眬的眼睛盯着没有声音的电视屏幕，目光仿佛已至弥留之际，只剩下绝望。这种时候她又会心软，会想起他毕竟是罗桥的干爹的身份，无论他们之间过去发生过什么，无论老于一生多么艰难，眼下他还是家中客人，如罗桥说“好好过几天日子，让我们报恩”的。于是她再一次妥协，跟他说：“声音小一点就是了。”多数时候，她会得到这样的回答：“还有酒吗？”

这样过了三天，丧假结束。她应该回去上班，和从前一样，小乐交给崔红雨照料，而她需提前储存足够的母乳。

她在报社与校对员为一个冒号喋喋争吵时，心中会突然慌张，像是冥冥中被莫名的力量警示——儿子有危险。于是她放弃冒号与逗号的争论，她觉得反正自己的青年时代迟早会被这一个个标点符号终结，不急这一时。她也担心崔红雨精力不济，便给崔红雨打电话。得知一切安好后，才继续与校对员理论每一个用错的冒号。仿佛唯有如此，她每一天的工作才有意义；仿佛唯有如此，她每天打过的卡才是具备尊严的、值得她郑重其事的。

10

那段时间她感受到的预示，或许与报纸行业的衰微也脱不了干系。逝去的报纸时代，她有过不少冒傻气地想要大干一场的想法。但是如今嘛，你看看吧，就连飞机上也都不再提供报纸啦。

她在座位前的椅背袋里翻出一个垃圾袋，把垃圾袋捏在手心，捏成了一团纸球。她预感它将在这次飞行中派上用场。

那时她已经知道，这个时代报社的工作每一天都比前一天黯淡。同行倒闭或即将倒闭的消息，隔三岔五就通过小道消息扩散开来。后来她就职的报纸果真倒闭了。其实就报社倒闭之前，要不要转行的疑问已经越来越频繁地在他们夫妻之间被讨论。和她工作的报社一样，罗桥所在的影视业也正在唇亡齿寒的焦虑中煎熬。只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之前，维持现状是最好的选择。上有老下有小的夫妻，只能一次又一次以这句话为他们的讨论作结。

生计的困扰或许使他们夫妇转移了一部分注意力，让他们从罗世顺去世的悲伤中平稳过渡，迅速回归到乏味的现实生活中，也令他们暂时忽略了家中的不速之客——老于。以至于事情发生之后，她才如细数念珠般回想起，在不幸降临之前，已有过诸多微小的预兆，而他们都未曾留心。

比如有一次她下班回家，看见小乐坐在老于怀里，老于把小乐搂得紧紧的，哼着酒鬼不着调的歌谣。小乐咿咿呀呀，竟跟着学唱。

还有一次，是夜里，她听见老于翻箱倒柜想从橱柜里再寻一瓶白酒弄出的动静。之后第二天，她告诉罗桥该给老于买酒了：“他喝着酒看着电视，我们还能安稳些。如果没有酒，他上蹿下跳。”他们夫妻的罅隙因此再度加深。哪怕罗桥一再以一家之主的身份申明，老于救过他的命，让老于小住几天，这没什么不可以的。

那不是真的救命，只是一种迷信。她已经得知罗家人这所谓“救命”是怎么一回事。她认为这个说法都是他们家人这些年里相互不断强化的心理暗示。老于什么也没做，只是在那个骑虎难下的时刻应允做了罗桥的干爹，并给他取了“桥”字做名字。老于没动脑筋，因为他根本没有脑筋，他看着面前那座桥，就随口胡诌出一个“桥”字来。

另有一次，昆明春夏之交的雨天，她看见老于趴在阳台护栏上，背影抽动。她走过去，老于脸上不知是被溅上了雨水还是挂满了泪水，黧黑的面容湿漉漉的。雨下大了，防雨棚被雨滴弹奏得更加欢快。她大声问老于在做什么。老于没听清，她又问了一遍。老于猛地大叫一声，像要把肺腑都吐出来。喷出的酒气有腐败或霉烂的气息，叫过之后说：“昆明真好，会下雨，甘肃那地方，一年都不下雨。”

她知道老于想起了他的死去的儿子，或者他其实一直在想死在甘肃的儿子。她兴许可以在这种时候对老于安慰几句，然而她内心对老于只有排斥，她终究什么也没说。

不管她有没有在听，老于继续对她说，他认为他的儿子在甘肃得病，是因为他当兵的那地方不下雨。昆明真好，隔三五天就下雨。

所以他老于要在昆明住下去。她想。这样的想法让她感觉不自在，仿佛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多么自私。

她还发现过老于对着熟睡的小乐敬军礼，像佝偻着肩背的黄鼠狼般滑稽。然而她依稀体味到了这举动中的威胁。她疑心是罗桥在家的时间太少，老于才把注意力从干儿子身上移到了干儿子的亲儿子身上。

不过那又如何？尽管当时她接收过那么多次危险的预示，无论这预示来自直觉，还是来自老于荒唐的行为举止，她都疏忽了。她放弃了身为母亲的果断与坚持。她一次次跟老于妥协、跟罗桥妥协，又一次次因为瞥见逝去的罗世顺的遗像就告诉自己再忍耐一时，老于很快就会走的。而罗世顺也一定是这么希望的，罗世顺如果在世，也会希望她再坚持一阵子。

其实，她当时还可以做些什么的。后来她这样回想的时候，悔恨之意便促使她做出后来的决定，她没法照顾好孩子，一个失败的母亲。比如，那时候她可以请假在家照顾儿子，濒临倒闭的报社不欢迎她这样一个对文字、语法十分固执的编辑；她也可以在老于酩酊大醉的夜晚带小乐去旅馆避一时；她还可以像现在这样，回福建她的家、她父母的家、她六个姐姐的家，而不是在异乡过着不属于她的生活。也许她那时这么做了，事情便不会发生了。至少罗桥体会到来自她的压力，会想办法尽早把老于送走——尽管很难，但总是会想出办法的——而不是越来越惦念老于救过自己的命，或老于在朴茂堰孤苦无依的生活。至少，至少，罗桥会控制老于的滥饮，让他神志清醒不至于伤害无辜的小孩。

11

神经受损的小孩就像一部程序错乱的计算机，它依然拥有强大的运算能力，然而动因与结果无法形成关联。小孩的身体日渐茁壮，依然粗短的四肢眼见得像蒸笼里的馒头迅速膨胀。他的头脑也逐渐拥有意志，会手指着水杯或彩色塑料碗，表明此刻折磨他的魔鬼是干渴还是饥饿。只是这意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属于正常的人类婴孩应该拥有的。

她像记得所有痛苦一样清晰记得，那段时间小乐会持续表现出异常兴奋，在大人们的围观中手舞足蹈、蹦蹦跳跳。她和罗桥忧心忡忡看着小乐做这种无谓的努力，崔红雨则面带属于一个奶奶的微微的笑意。她显然意识不到小乐正在经历的困惑。

结果总是小乐摔倒，以及摔倒后的大哭。他躺在地上偶尔会口吐白沫、浑身抽搐，仿佛一口气都喘不上来。大人们急忙用尽所有办法安抚他的情绪。他镇定下来，有时也能在情绪平复之后顺利入睡。但没人预想到他陷入的将是一场漫长的持续十八个小时的睡眠。也许是饥饿令他醒来的，但面对她的乳头，他显然忘记了如何吞咽。遗忘令幼童焦躁，小乐焦躁时会咬自己的每一根手指，把所有手指都咬掉几层皮。最后她不得不捆住他的胳膊，这当然会引发新一轮狂躁的哭号。直到他终于在无奈和沮丧中放弃，他既放弃了自己也放弃了理解周围的一切，放弃了理解这个凶恶的世界。世界对小乐而言，只剩下弥漫的迷惑。

罗桥和她开着车，带着小乐在盛夏的昆明辗转求医，最终各家医院给出相差无几的结论：儿童酒精中毒，智力受损。她有过一段被泪水填满的日子，不过并没有太久。因为她的生活变得无比忙碌，她来不及悲伤。只有小乐熟睡的时刻，她才能体会到片刻的宁静，才会发现他依然是她的天使。但很快心中又翻江倒海，仿佛天使挥开了翅膀，向她展现身后浓重的暗夜的阴影。

孩童的体力恢复，甚至渐长。她抓住他的胳膊时需要用更大的力量，而他的智力依然停滞。主宰他的只有变化莫测的情绪。高兴、亢奋，或狂躁、愤怒，她努力理解并记忆他每一种情绪发作时的表现，这是他能给予她的不多的信号。他狂躁时会跑动，但无法维持身体平衡，因此无一次例外，他会让自己跌倒。他小小的身体伤痕累累，摔伤的淤青一块一块地像审判书上的印章，提醒她发生过怎样的事情。

那貌似一个平常的日子，就像大事发生之前，人间其实往往太平。只是这太平又是反常的。老于有几天都没有把电视音量调大到她不可忍受的地步，她以为他们全家人的生活正逐步进入一种新的常态。不过老于，依然在每场拳击比赛结束时，鼓掌叫好，朝空气挥拳，仿佛他才是拳台上那位胜利者。这天，老于挥拳庆祝拳击比赛中穿红衣的选手胜利时，她刚好从卧室走出来，看见小乐单独和老于待在一起。不知道崔红雨哪里去了。

她有过片刻的恍惚，她错误地将这种时常莅临她神经与身体的不受控制的感觉，归于那段时间持续的疲倦、睡眠不足。她冲兴致勃勃的老于愣了一会儿神。老于的拳头有时会正面指着她，让她感觉仿佛看3D电影时面对着屏幕中那些冲着观众奔涌而来的巨石一般。她下意识缩了缩脖子，但很快意识到老于遥远的挥拳也跟3D电影中的巨石一样，不会对她造成伤害。

显然是大意了。她知道罗桥还没有回家。她听见崔红雨在厨房弄出的声响。她朝沙发走去，想去抱小乐。这时她看见老于拧开小乐的奶瓶，把手中矿泉水瓶里透明的液体往小乐的奶瓶中倒。之后老于用自己的酒杯，跟奶瓶来了一个碰杯，随后他掉转头，冲沙发上的小乐嘿嘿地笑。小乐也嘿嘿地笑。

那是白酒，散装白酒。她顿时体会到什么是毛骨悚然。她不知道他这么干了多少次，也不知道小乐是否喝过气味刺鼻的、混有酒精的奶液。她想起崔红雨从来不会在给小乐喂奶之前尝尝，而几个月前小乐开始吐奶，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更多类似的破碎的信息迅速在她脑海中拼接组合，促使她冲过去朝老于那张粗糙的脸咆哮。

她不记得自己嚷了什么。她的记忆把这部分粗糙的话语自动过滤了，仿佛报社的校对员会把粗鄙的文字圈掉、删除一样。但她记得自己先把酒瓶子摔在地上，空了的塑料瓶在地上砰砰弹跳。她接着摔的是奶瓶，奶瓶碎裂了，不纯粹的奶浆在地板上倏忽漫溢成一大摊。小乐哇的一声开始号啕，声音已经盖过了母亲的声音。她依然没有停止咆哮，用随手够到的每一样东西往老于身上砸。老于蜷缩在沙发的角落，胳膊蒙着头，身体抽搐起来，口中念念有词。她听不清他在念叨什么，但老于的反应足够让她意识到，他在朴茂堰早已习惯了别人的愤怒和打骂，相比之下她的发泄对他来说就太轻巧了，太不值得重视了，根本不值得一提。这让她更加不能自已，她往老于身上砸了杯子、摇控器、空的啤酒瓶、变形金刚玩具，还有那本胡言乱语的育儿书，最后是花盆。

崔红雨从厨房出来，站在客厅角落大声咒骂老于是“烂酒鬼”，但崔红雨没有动手。崔红雨为什么没有动手？她想她一定是意识到，有孩子的母亲在谴责，而这谴责中包含的破坏力与随之而来的威慑力已经足够了。所以她身为孩子的奶奶，不需要多此一举。顷刻间，整个客厅狼藉一片。

她累了，转身哄着小乐。小乐大概也哭累了，冲她嘤嘤地哼。她决定带小乐去医院，立刻就去。她一只胳臂就抱起了小乐，一定是愤怒令她充满了力气的。走下楼梯时她左手哆嗦着给罗桥打电话，只是无能的左手怎么也触不到那个正确的号码。

她在医院没有得到结果。罗桥得知消息，但他能给她的也只有安慰。从医院回来，老于已经不见了。客厅已经被粗略地收拾过，但地板上奶液的痕迹还在。

崔红雨说她把老于打发走了，崔红雨义愤填膺地控诉：“他知道自己造孽了，他怎么说的？他说孩子喜欢酒。这个混账，他说他自己喝酒太孤单，没人陪他，全家只有小乐听他说话。他说没给多少酒，每天一点点。他还有脸哭，他说朴茂堰的小孩都是这样长大的，没那么娇气……”

她疲倦不堪地瑟缩在床上，说再也不想看见那个人。

崔红雨继续劝慰她，说小乐不会有事的。

同样疲倦不堪的小乐躺在她身边，看起来安详极了，还不知道自己身体内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她不知道崔红雨是怎么打发的老于。这一个月她都认为打发老于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不知道为什么罗桥和崔红雨都不愿开口让老于离开，他们一家人都这么放不下脸面。然而现在老于终于走了，以一种她几乎无法承受的方式走了。尽管她觉得自己仍然深怀着那种要杀掉老于的冲动，然而她也知道自己无法杀掉他。哪怕是不能保护孩子也不能手刃凶手。但她怎么也无法弥补了，就连让老于弥补他对小乐造成的伤害也做不到。她只模模糊糊地感到一种强烈的恐惧，这种恐惧令她无能为力之处在于它来自未来。

那个令她恐惧的“未来”，她真的再没见过老于。

12

如今她能平静地回顾这一切，她自己都感到惊讶。当初的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有一天会置身某一班离开昆明的航班。今后她还会去昆明看望小乐，但事实上她清楚这一次的离开是永久的。航线仿佛在天空画出了一道漫长而曲折的破折号，如同机舱内的显示屏所示。这道蓝绿色的破折号，弯曲的光迹，将让她的人生转折到完全不同的段落。

她想起事发之前，她跟老于也有过一些较愉快的交谈，有一次的气氛甚至轻松愉悦，几乎令她错觉他们本就是一家人了。

周末的夜晚如果有淅沥的小雨，即便是盛夏，昆明也会显出它因为清凉而倍加可爱的一面。这座城市在这种时刻往往极具迷惑性，大约是迷蒙的水汽让口音硬邦邦的昆明人全体变得柔软了。何况人人都知道，这时节翠湖的荷花正恣意开放，杨柳茂盛得会让人错觉身处原始丛林，连海鸥都会在遥远的北方思念这湖碧波，因此人们也应当柔和一些，才能应了这景致。哦，她和罗桥当年正是在那个水汽氤氲的翠湖年轻气盛过一次，之后她生下了小乐。

小乐是他们结婚的原因，如果这个“原因”已经出生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已经失效了？事后回想那一夜，这种念头就会在她心里升腾——那个夜晚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同样和老于长谈的那一夜，如今想来也是不真实的。这种印象自然少不了酒的推波助澜。酒和潮湿的空气混合，就是世界上最浓烈的毒药。她记得那一整天，她的衣服都微微湿润着，像一层冰凉的皮肤挂在身上。她回到家中，看见老于正打开一瓶酒——老于有段日子没喝过瓶装白酒了——而茶几上已经摆好了花生米和拌黄瓜。她知道老于的豪华夜宴，还有全家人夜晚的灾难，都即将开幕了。

兴许是老于冲她热情的招呼令她动了心，也或许是这天因为天气临时改变了出行计划的罗桥已经坐上了沙发，打算和老于共饮一杯的缘故——她已经知道这瓶白酒来自罗桥对干爹的奉送——但最可能还是因为窗外飘飞的雨丝窜进窗户，如同翠湖边的柳丝一样，轻拂着她，蛊惑了她。总之她记得自己确认小乐吃饱熟睡，确认自己换上了柔软干爽的衣服，再用暖烘烘的吹风机吹干了头发，也吹红了脸，之后不知怎么，她在罗桥身边坐了下来，又顺手接过了老于递来的酒杯。

崔红雨后来也加入了这场如今看来更像是全家人对她预谋已久的推杯换盏。话题由崔红雨引起。她说起二十八年前那个同样水雾迷蒙的日子，三个月大的罗桥在一场持续七天的高烧中奄奄一息。在罗世顺和崔红雨的老家朴茂堰，新生儿不算高的存活率令这对年轻的父母心惊胆战，他们担心儿子活不下来。

罗世顺那时已经走遍了东南亚，又回到朴茂堰迎娶了等待他数年的姑娘崔红雨。新婚夫妻的生活因罗世顺海外闯荡之后的富硕而让人羡慕，随后儿子的降生又将这种羡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如崔红雨说他们走在村子里，连猫狗都会对这家人侧目。

崔红雨说：“这就是福气不能太大，不然会被老天嫉恨的老理。”崔红雨相信三个月大的罗桥那次高烧发得莫名其妙，而根本原因是老天嫉恨。

……

周李立，女，1984 年生于四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出版小说集《安放之年》《黑熊怪》《丹青手》《八道门》《透视》《欢喜腾》等。曾获汉语文学女评委奖、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新人奖及双年奖中篇小说奖、储吉旺文学奖等奖项。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