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当今世界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世界，技术几乎延伸到了一切与人有关的领域。现代技术在加速度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甚至是改变着人类自身。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的主体性以及相应的人文主义的种种知识和价值都受到巨大的挑战，形成了存在论、知识论和价值论等层面的多重危机。今天讨论任何问题，都需要以科技作为背景或视野——这是当前时代的根本特点。面对当前经验断裂、知识失效、价值破碎的境况，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必须对现实、对未来有足够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李德南老师认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要对未知的一切保持凝视和思考，写作者应当具备一种综合的创造力，必须能够立足于时代而产生新的思想。接着，他指出当代长篇小说经典化的三个问题，即研究式的重读有待加强、经典化的方式不够多元以及长篇小说本身的当代性和个人性不够突出等问题。而置身于抒情与反讽的文学传统与精神资源中，如何实现郑重而有尊严的写作，则是每个写作者都应思考的问题。

本文节选自李德南新著随笔体文学批评录《共鸣与回响》（花城出版社2021年）。

对未知的一切保持凝视和思索

在我的心目中，同代人的创作和批评，应该是直指当下与未来，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探索性的。创作和批评，当然不是都要趋新逐旧，但是对于大多数的青年而言，对未知的一切保持凝视和思索，是一种责任。时代的加速度发展，尤其是科技的加速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新变，也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应对。

记得2015年在参加第六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的时候，我曾有个发言，题目叫《新经验的产生和现实感的匮乏》。我当时谈到，当今世界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世界，技术几乎延伸到了一切与人有关的领域。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其实是和技术的问题叠加在一起的。不管是讨论肉身的还是精神的问题，是讨论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问题，其实都需要以科技作为背景或视野——这是当前时代的根本特点。但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的创作和批评是缺乏现实感的。因为除了刘慈欣、韩松、飞氘等科幻作家，还很少有作家会关注科技问题。生活的高度技术化等新经验已经呈现，我们的文学表达却是滞后的。我希望我们不要只把关注新科技与新文明的重任交给科幻作家，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根基性的现实，也是主要的现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批评家所要的做的工作也非常多。我们应该对这种缺失本身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努力去为弥补这种缺失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径。我们不该只把责任推给作家，而是得与作家一起努力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时代。

出乎我意料的是，不过是短短的两三年时间，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两年，《上海文学》《作品》《青年文学》等刊物都先后推出了或计划推出科幻小说的专辑或专号。科技的问题，还有科幻文学，也开始成为诸多文学活动、学术会议与学术刊物的重要议题。

实际上，当下出现的不少新现象是值得重视的。仍以这两年的科幻文学热为例，如何理解它的发生，还有它的意义，就很值得思考。按照中国当代文学以往的发展轨迹来推测，城市文学的书写，才应该是在乡土文学主潮之后顺势而生的文学主潮。不过城市文学这一后浪还没来得及呈澎拜之势，更新的科幻文学浪潮就出现了。文学主潮的发生，并没有按照乡土文学、城市文学、科幻文学的顺序来推进，并且城市文学很可能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已经够不成主潮了——它很可能会被科幻文学所吸纳，或是被科幻文学的风头所掩盖，成为一种隐匿的存在。那么，在这样一种语境中，该如何写作，又如何展开批评？我们似乎都得有所选择。另外，不少之前主要被认为是属于纯文学领域的“传统作家”，现在也开始着手写科幻小说，他们甚至因此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写作激情。要理解这次科幻热，不能忽视他们的写作。他们之所以关注科幻文学并写作科幻文学，并不是因为以前主要是作为类型文学而存在的科幻文学有多么的重要，而是今天的现实让科幻文学这一文学样式变得无比重要。比如李宏伟、王十月、王威廉，他们都把自己的写作视为现实主义的，这也值得讨论。相比于以往现实主义者对“以史为鉴”的偏重，他们更重视的是“以未来为鉴”，是要以未来作为方法。这些作品的故事时间多是在不久的将来，有时候也直接写到当下。这些作品中的将来，离我们着实不远，甚至很近。故事中的一切，虽然并非都已发生，有的很可能不会发生，但是作者所设想的一切，都是有现实依据的或是有现实诉求的。他们都表现出一种意愿，希望看到未来的不同景象，从而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现实；或者说，他们试图勾勒或描绘形形色色的可能世界，继而做出选择，力求创造一个最合适的现实世界。他们的写作是否为科幻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是否能够对现实主义写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觉得也值得仔细探讨。

以前我一直希望成为一个古典的人文主义者，然而最近我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上，古典的人文思想也不足以应对新出现的问题。现代技术在加速度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甚至是改变着人类自身。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的主体性，以及相应的人文主义的种种知识和价值都受到巨大的挑战，形成了存在论、知识论和价值论等层面的多重危机。面对这样一种经验断裂、知识失效、价值破碎的境况，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必须对现实、对未来有足够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这也要求我们具备一种综合的创造力，必须能够立足于时代而产生新的思想。这个探索的过程会相当艰难，我们很可能会不断地出错，不过出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始终保持探索的热情并尽量形成合力，在探索的过程中互相照亮，互相纠正。当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这种境况时，危机也就成了生机，就像荷尔德林所说的：“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赎。”

当代长篇小说经典化的三个问题

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一种巨型文体，所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散文、诗歌和戏剧，也远远超过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和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取得了重要的创作实绩有关，也和读者们喜爱阅读长篇小说有关。有不少读者，可能会觉得没有时间去读诗，读散文，读中短篇小说，却始终会阅读长篇小说。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的中国当代作家其实更擅长写中短篇小说，其长篇小说的写作水准远在中短篇小说之下，但是其长篇所获得的关注度又远远高于中短篇。对于许多读者来说，长篇小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在各种文类中，长篇小说的包容性也是最强的，散文、诗歌和戏剧都很难容纳长篇小说而不破坏自身的形式，长篇小说却可以把散文、诗歌和戏剧甚至一些非文学的文本都纳入其中，使其成为长篇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上，也包括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度上，长篇小说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巴尔扎克关于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一主张，在长篇小说里表现尤其明显。长篇小说还可以是众多个体的心灵史、精神史，是特定时期的生活史、社会史。因此，要总结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实绩，进行经典化的工作，既不能忽视其它文类，也必然要重视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经典化的进程，虽然一直在持续，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我在这里主要想谈三点。

要推进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经典化的进程，首先要注意的是，研究式的重读还有待加强。对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而言，它的经典化过程往往包含着以下的部分：现场批评式的解读、文学史的确认和研究式重读。现场批评指的是一部作品发表或出版后，批评界对它迅速做出判断和解读。由于时间的限制，这种解读很可能是直观的，不会很深入细致，也不会很客观，甚至可能存在较大的误判。而在时间距离进一步拉开后，有些作品还会得到文学史的确认。尽管当代文学能否写史一直存在争议，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却一直没有停止。文学史由于自身体例的限制，对长篇小说所进行的解读往往偏于宏观，在阐释上不可能做到很完整很独到。因此，在文学史之外，还需要有研究式的重读。研究式重读实际上融合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视野和方法。就外在形态而言，它和现场批评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在表述方式与立论上往往比现场批评要客观、严谨，也比现场批评更多地融入了文学史的视野。因此，研究式重读对于作品的经典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针对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具体作家作品的解读，有的可能已经比较充分，但对于具有经典质地的作品来说，其阐释空间永远是巨大的。比如像作家史铁生，他显然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非常重要的作家，然而对其作品的阐释一直存在不少问题。史铁生的知识结构是复合的，除了文学，还涉及宗教、哲学、科学等领域，在阐释上存在很大的难度。我在做关于史铁生的博士论文时注意到一个现象，关于史铁生的富有洞见的论文，主要是出自邓晓芒、许纪霖、赵毅衡、何怀宏、周国平等从事哲学史、思想史或理论研究的学者，还有孙郁、王鸿生等具有思想史背景、哲学背景的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之手。我在做关于史铁生的研究时，实际上主要是希望沿着上述学者所开拓的思路而有所推进，虽然博士论文已经写完，但是仍旧觉得很多问题值得去继续追问。尤其是他的《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长篇小说，仍有待研究者进行研究式重读。除了史铁生的小说，还有迟子建的《伪满洲国》《树下》、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等，都具备经典作品的质地，但是在解读上，均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

经典化的方式还不够多元，也是长篇小说经典化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的问题。长篇小说的经典化，离不开学院学者和学院批评家的参与，离不开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支持，但是仅仅局限于学院内部，经典化的工作也很难有效地开展。经典作品之为经典作品，除了意味着它经得起反复阅读，还在于它们有数量众多的读者反复重读。经典作品要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只靠作品本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以更多元化的方式去唤起读者的关注，为他们理解经典作品提供一些路径。除了文学史的确认和研究式重读，经典作品的影视改编、关于经典作品的阅读讲座，等等，也都是经典化的重要方式。在往后，还应该重视跨媒介、新媒介的力量，以更为多元的方式去推进经典化的工作。

长篇小说的经典化，还需要突出长篇小说本身的当代性和个人性。经典作品往往具有超越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的质地，能够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地域的读者所阅读。而每一个时代对先前时代经典的阅读，实际上都会为作品融入当前时代的视野。虽然当代长篇小说在写作时间上和当下是切近的，但是其当代性依然会因为时代本身的加速变化而蒙上灰尘，变得不那么清晰可见。它仍旧存在一个如何突出其当代性的问题。还有个人性的问题也值得注意。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卡尔维诺针对经典作品提出了很多种定义，其中一种是：“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在解释这一定义时，卡尔维诺强调经典作品有这样一种作用：“它与读者建立一种个人关系。如果没有火花，这种做法就没有意义：出于职责或敬意读经典作品是没用的，我们只应仅仅因为喜爱而读它们。”的确，对于一部作品的阅读而言，如果没有当下时代和个人的介入，没有当代性的诉求，没有个人性的期许，这种阅读就可能仅仅是知识层面上的，和存在无涉。这种阅读给生命本身的影响是有限的，也不能为作品本身增添魅力和活力。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对一个文本或一部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 Ausschöpfung)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这不仅是指新的错误源泉不断被消除，以致真正的意义从一切混杂的东西被过滤出来，而且也指新的理解源泉不断产生，使得意想不到的意义关系展现出来。”作品意义的持续生成，实际上正是在作品视野和当代视野的交融中产生的。

郑重而有尊严的写作

数量多，分量轻，缺少思想性、艺术性和创造性，是当下文学创作和评论的惯常状态。可是郑重而有尊严的写作，也从来就有。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可能会看不到它们，也会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它们的价值。

比如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这几年，邓一光因为写深圳系列小说而频繁进入读者的视野，给城市文学融入了他个人的精神哲学。这一次，他回到历史深处，把目光投向了香港保卫战，对之进行长久的凝视和思索，以倔强的认知意志深入到一个地狱般的世界的内部。他以史实和虚构相结合的方式，呈现了战争如何扭曲人性，如何把人抛入非人的境地从而导致人无法认识自己，也反思了战争如何借助国族、文明之名而获得合法与正义的假面。这部作品的篇幅是大的，思考密度也是大的，所呈现的图景则是晦暗的，但也不乏光亮。这是一部有阅读难度、根本无法很快就读完的书，也是一部值得慢慢读、值得重读的大书。在泛娱乐化、景观化的语境中，它显然不会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却也必定会长久地矗立在文学的岛屿中。

格非的《月落荒寺》也让我感到惊喜。在这部作品中，格非对于当下现实的观察和书写既是贴切的，又是有距离的。格非的作品，比如《江南三部曲》《蒙娜丽莎的微笑》《戒指花》等等，都有一个观察历史或当下的合适的距离和恰切的视点，从而可以对问题丛生的价值观念给出批判性的书写。《月落荒寺》也同样如此。这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优势所在，也是最有价值的所在。从艺术的层面来看，《月落荒寺》也具有很高的完成度，笔力深厚，语言充满诗性，叙事从容。面对时代的变迁，还有作者年龄的递增，《月落荒寺》的写作也与时俱进，既关注到了当下的新问题，表述方式也日益深邃，却又没有迟暮之气。这种微妙的分寸感殊为难得。

我还想谈谈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领域中的一些阅读记忆。这其实也是文学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比之于文学作品，我们更容易忽略它们的存在与价值。而事实上，好的研究文章和评论文章所带来的启发和愉悦是无可替代的。

每逢遇到洪子诚、孙郁和张新颖等学者的文章和著作，我都会格外留心。他们很少在热点话题的中心地带，但他们所做的工作，有其深远的意义，不容忽视。在今年，孙郁的《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康德之影》一文让我非常难忘。它意在讨论康德对于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当代文艺理论的影响，也试图辨识康德哲学对于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论题，重要而有难度，要处理好并不容易——既需要有长期浸润其间的功力，也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求真意志。孙郁的这篇文章，显然是长期思索后的结晶，运笔从容，意理、考据、词章俱佳，深得文章之法。

围绕着《应物兄》，这两年有很多精彩的评论出现，比如王鸿生、程德培、谢有顺和敬文东的。我在这里尤其想谈谈阎晶明的《塔楼小说——关于李洱<应物兄>的读解》。它的笔调是漫谈式的，阅读它，就像是在聆听评论家面对着作家和听众不紧不慢地说着对作品的理解，对文学的见解，还有对人世的理解。对于所谈论的作家作品，阎晶明有着充分的尊重；而对于批评本身，他的态度又是极其郑重的。这篇文章，充满了现象学式的写作精神——拒绝理论先行和知识贩卖，摈弃先入为主的偏见和长期写作所可能形成的运思惯性，直接和作品相遇，重视作品每一细部的创造，在抽丝剥茧式的阅读和分析中，以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比喻照亮思想和言说。它不以虚美的、绚烂的言辞夺人耳目，而是以平实、雅正、精确的语言蕴藏亚光的智慧。这样的解读方法，是不可复制的。这样的言说方式，也是独异的。

在当下，文学生态正在变得越来越喧嚣，而因着这样的作品和文章的存在，还是可以确认并确信，创作和评论并没有失去它们所应有的尊严和价值，有志者也当继续自作功夫，持志前行。

置身于抒情与反讽的对峙中

我想从两个词谈起，一个是抒情，一个是反讽。

不管是以美学还是以文学作为视野，如今谈到抒情，时常会想起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等学者关于抒情传统的论述，也会想起陈平原对“诗骚”传统与“史传”传统、普实克对抒情与史诗的讨论。我之所以要谈抒情的话题，也得益于他们的启发。不同的是，从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感受出发，我更倾向于把抒情和反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抒情和反讽，不仅仅是修辞学意义上的。正如王德威所说的，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而已”，更可以“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我把抒情看作是一种肯定性的运思方式，在抒情的时刻，一个人是在直接地、甚至是夸大地说出表达自己对世界、人生、自我、意义等问题的正面看法。反讽则是一种迂回的运思方式，暗含着对所指向的词与物，还有词与物背后的秩序的否定。反讽的特点在于，它言非所指，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夸大事实。在反讽中，我们时刻感受到否定的力量要赛过肯定的力量，世界、人生、自我和意义都变得暧昧不定。因此，反讽意味着对世界或意义持整体的怀疑态度，正如克尔凯郭尔在《论反讽概念》中谈到的，“根本意义上的反讽的矛头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单个的存在物，而是指向某个时代或某种状况下的整个现实。”

以抒情为中心对中国文学传统或美学传统进行梳理的文章,已经所在多有，陈国球、王德威编的《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一书就收入了不少有代表性的文章。因此在这里,我不打算对它做重点论述。我主要是想谈谈具有反讽意味的写作。

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王小波与王朔的小说创作，在这方面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而在更年轻的作家中，比方说在“70后”、“ 80后”作家中，反讽已成为更为普遍的修辞方式和思考方式。

这种从抒情到反讽的转折，对于很多青年作家来说并不是一下子就实现的，而是存在一个变化的轨迹。作家最初想写的，也许是一部抒情诗，但写着写着就发现，反讽的意味开始显现了。这种写作上的变化，和社会历史的变化是有内在关联的。这些青年写作者所接受的，大多是精英式的教育，却又处于文化开始发生转折的时代，精英文化已经开始衰落了，大众文化却在快速地兴起。这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他们对自我、对生活的期许依然是精英式的，是理想主义的，在实际生活中又很少能成为精英，而是注定会遭受各种各样的挫败。特别是人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往往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又面临高房价等巨大的生存压力，在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位置。这时候就会觉得，所设想、所期待的生活离个人非常遥远，会觉得“生活在别处”。这种因时代变迁而造成的无力感和悖谬感，使得很多人会天然地认同反讽的修辞方式和思考方式。

反讽的大量运用，使得青年一代的写作带有非常强的批判性。不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过多地依赖反讽，作品的戏谑成分会显得过剩，缺乏庄重。另外，一个作家如果只具备反讽的能力而不是同时拥有建构的能力，很容易会沦为段子手。作家可以是段子手，但不应该只是段子手。如果一个作家仅仅是拥有解构的、否定的武器，而缺乏肯定性的内在价值，那么作家所做的，就不过是让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沦为更为荒凉的废墟。如果只是试图摧毁一个坏的世界，而不是同时试图重新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或是提醒人们始终对更好的世界保持起码的向往，反讽作为一种话语的意义是有限的，甚至可以将之视为与所指之物暧昧的游戏，反讽者最终也难免被虚无主义与怀疑主义所裹挟。

当我阅读青年作家的作品，我觉得其中所缺乏的，并不是揭示人生种种宏观或微观困境的能力，而是有所肯定的能力。我觉得现在我们“疑”的能力特别强，“信”的力量却特别弱。这可能会将我们带进写作的困境，还有生活的困境。

王小波与格非

如何突破这种困境？这意味着需要置身于反讽和抒情的对峙中，借此既保持批判的力度，也增强个人面对问题的勇气，凝聚担当的力量。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有两个作家的写作值得注意。一个是王小波。王小波的作品也有许多反讽的成分，却总是伴随着着对爱、自由与美的肯定。表面看来，王小波是非常后现代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骨子里却又是现代的。他富有启蒙精神，热爱讲理，崇尚自由，对知识、真理始终有坚定的信念。王小波的写作，影响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同代人，还有年青一代的作家。可是年青一代作家对他的接受和热爱，多是在他嬉笑怒骂的一面，在于他出色的反讽叙事。而王小波身上的启蒙精神，那种在艰难时期对信念的坚持，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还有一个作家是格非。格非是先锋写作的代表，当一位作家被称为“先锋作家”时，他所给人的往往是与所属时代格格不入的形象，就好像他完全不属于某个时代。格非却并非如此，他有自己的和时代共处的方式，也有自己的书写时代的方式。格非在介入现实时态度是谨慎的，所持的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他不刻意地回避现实，却也不是无限度地认同现实，而是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视距，从而更好地看清时代及其内部的真相。他的《春尽江南》《隐身衣》《戒指花》，也有很浓的反讽意味，却又带有更浓的抒情气息。从中我能够读到他对时代的否定，但他个人的信念，在小说中也是清晰可见的。在王小波和格非身上，抒情和反讽、信与疑、解构和建构是辩证统一的。

青年写作，往往意味着锐气、抱负和胆色，可是在此之外，也要不断地寻找精神资源，形成更为整全的生命哲学与写作美学，从而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故事作更充沛也更有深度的表述，让文学和生活可以互相照亮，互相成全。

出评论集，我通常会把长文和短文分开编选。短文之前曾编过一本，也就是《有风自南》。在这本书的序中，我曾谈到，写作篇幅较长的学术文章尤其是专著时，我力求用清晰、准确的学术语言来表达，甚至会刻意回避诗性语言。因为诗性语言是有弹性的，它的无限，既能带来思想的扩展，也可能成为思想表达的障碍。诗性语言也是美的，能给人带来无可替代的愉悦。在学术文章中使用诗性语言，理想的时刻，是能够以美启真；不理想时，则会让语言进入空转的状态，甚至会造成思想的瘫痪——如此，美则美矣，却终归是一种苍白的美。长文所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巨大的，一旦失败，代价也非常巨大。因此，我更多是在写作短文时接受这种美和无限的诱惑。我同时希望，这些短文中能有些个人的性情与偏好，在文体方面也能稍稍做些不同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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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这本集子，编选思路依旧，多是选取五千字以内的短文，形式则较为多样，短论、短评、会议发言、对谈，兼而有之。会议发言或对谈，偏重直陈其事，谈完即止。其余的文字，则接近汪曾祺所说的随笔的形态，“大都有点感触，有点议论，‘夹叙夹议’”，“想到就谈，意尽就收”。书名取《共鸣与回响》，是因为这些文字多半围绕我感兴趣的作品或有共鸣的观点展开，观念的衍生与回响的过程，又通过文字得以有所保留。

文学批评本质上属于一种即兴判断。在《共鸣与回响》中，这种即兴的特点，殊为明显。书中所选取的文字，多与文学现场关联较为密切。而理想的即兴判断，难度极高。它应是敏锐的，是高度开放的，是思想之火于刹那被点燃；它还出于对文学与生活的回报之情，对文学现场有所建设，能启人思，能引发更多的共鸣与回响；它属于当下，更属于未来，最终，又与过去相关。这种理想的状态，我当然远未抵达，但一直心向往之。叶维廉认为，文字之魅在于可以秘响旁通：“打开一本书，接触一篇文，其他书的另一些篇章，古代的、近代的甚至异国的，都同时被打开，同时呈现在脑海里，在那里颤然欲语。一个声音从黑字白纸间跃出，向我们说话；其他的声音，或远远地回响，或细语提醒，或高声抗议，或由应和而向更广的空间伸张，或重叠而剧变，像一个庞大的交响乐队，在我们肉耳无法听见的演奏里，交汇成汹涌而绵密的音乐。”这种理想的状态，我当然也远未抵达，但一直心向往之。

这本随笔体评论集，是一次又一次尝试的记录，亦是小结。我希望能借此提振精神，或是保持自觉。

感谢阎晶明老师、李蔚超老师指点与照亮。感谢本书编辑为此书所做的专业而细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