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我常常在想，人们所听到、所看到的作家这个形象，很有可能是在传播意义上或者说是在出版意义上的。其实在公共场合所出现的作家，我个人觉得是作家写作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作家百分之八十的时间会处在两种焦虑状态：一个焦虑状态是因为没有找到好的灵感或者是好的写作素材，觉得自己很无能，一无用处；还有另外一个焦虑是好不容易老天爷开眼，灵感降临，开始写作了，可是整个写作过程中又被寻找词语，寻找段落，寻找风格，寻找结构这种寻而不得，或者是说即便得到了，其实现度和完成度又非常乏善可陈，所以说他又对自己的才华感到失望和愤怒。所以我觉得作家起码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是这样的，其中一半即百分之四十处于没有灵感的焦虑，另一半百分之四十是属于有灵感，但灵感没有处理好的焦虑。还有百分之二十，甚至要再少一些，这才是你们所看到的，好像出现在公共场合或者是签名售书，演讲，阐述自己的写作，回答公众认为作家应该回答的问题，他们有的时候会问作家，你怎么看待网红？怎么看待碎片化阅读？怎么看待这个社会的啃老族？怎么看待某某新闻事件——就好像作家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其实，作家哪儿有那么能干呢？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作家，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可以解答全部疑问的好像 “全科医生 ”那样的人，实际上，作家本身就是一个自己怀有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以写作来纾解的人。所以作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好像是奥斯卡最佳影片《逃离德黑兰》，里面有个间谍，在谈他这个职业时，他给自己打了一个比方：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就像矿工，我在矿下劳作时，满手都是黑的，但到了地面上的时候，即使我以为我把手洗干净了，我知道我的手指缝里面还有黑的煤残留着。我永远洗不干净自己。我觉得作家也是这样的，写作这件事，是他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去的胎记式的伴随。

作家似乎是过着雷同的时光，休息或者工作是没有什么区分的。作家也像很多人一样喝茶喝酒、看风景、发呆，但他实际上真的获得了休息吗？在这样的时刻，在他的心里，总还是有一个很警惕的小人儿在站岗，甚至有可能是很鄙视地站在不远处瞧着这一切，在怀疑这是否就是生活的真实，又或者在质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资格和大家一起吃喝玩乐。看看，这就是写作者，他貌似休息，可他可能比工作的时候还要不安和软弱，永远处于一种精神的备战状态。

所以，我在想，作家可能是一个自带悲剧因子的生物，因为他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最起码我个人是这种感受，是受灵感所奴役，决定生存感与愉悦度的是灵感，而不是别的。

就说新书宣传做活动这件事，我个人从内心深处还是有些迷惑的。我和我的同行们，总像面包师一样站在台上，拿出我们刚刚烤出来的面包（书），给大家解释我用了多少面粉和添加剂和糖烤了这么一个面包，所有人都听到我做了一个面包，哦，知道了，然后可能随手翻翻掉头就走了，他们并不真的阅读这本新书，并不进入文本。我们比面包师惨多了，人们最终总还是会把他的面包买回去给吃了。但说实话我心里总在想，比如说沈从文或者说里尔克，他们会不会做新书分享，要不要跟人讲他们是如何做了一个实心馒头或是如何捏了一个包子……

不过我现在已说服自己接受了这个过程，并把这部分内容作为一个作家的职业本分所在，因为我相信所有等待阅读的作家和寻找作家的阅读者，其实彼此都处在迷雾之中，互相看不见对方，需要有人主动出来发出一声叫喊，我觉得作家必须打破他所谓的内向与矜持，要克服心理上的古老障碍，去往一些场合发出声音，也许会穿透迷雾，找到那个正想看这本书的人。我觉得写作者有这个义务，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职业在这个时代里所需要做的一些调整。

二

好了，因为现在正处于我刚讲的那个百分之二十的宣传推广期，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谈谈写作了，考虑到对文学有兴趣或者说对写作有一些幻想的读者，他们可能会想我将来要不要进入写作这个行业或者是说我要从事写作，或者是说把写作当成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构成，所以我想探讨的第一个方面是：为什么非写不可？也就是说，某一个个体和文学之间的必要程度到底有多高？

我一般拿自己的经历做例子，虽然一个人总讲自己蛮可耻的，但分享自己确实是比较方便的事情。

最起初，我和写作一点儿关系没有。我一开始学的是通信管理，我在江苏的乡下长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获得城市户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小时候成绩很好，这样讲我一点儿不脸红，我所在那个地级市是盐城，我中考成绩是全市第四名，但家里人出于各种实际的考虑，我原来填的是高中志愿，当时我爸爸连夜去帮我把志愿改成了中专，邮电学校，因为这件事我特别记恨，我认为这导致我这一辈子没有上成高中，更没有上成大学。我后来去了邮电学校，第一件事就是查字典，想看看我将来能不能做一个知识分子。当时《新华字典》上给的定义是：小中专以上的知识程度可以叫作知识分子。于是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小中专生，很勉强地算一个小知识分子，所以我上邮电学校的四年，一直在自学各种各样的课程，借我同学的高中教材过来看，有一种对课本知识的病态追求。然后我们同学之间互相写信，凡是同学寄来的信，尤其到了我上中专三年级，很多同学考上大学了，哪怕是一个很不怎么样的大学，但是只要看到“大学”那两个字，我羡慕得眼睛都要出血了，他们能上大学，我居然是中专。一年之后我开始拿工资了，第一个月工资八十四块钱，那八十四块钱拿在手上觉得非常羞耻，别人在课堂里学习，可是我居然在挣钱。我妈妈让我把五十块钱存起来，剩下的零花，可我一分钱都不要，我觉得和金钱打交道特别可耻。当然，我最终还是按部就班，像所有和生活妥协的人一样开始工作，在南京新街口邮局做营业员，卖邮票，拍电报，订报纸，我做大替班，所有柜台的业务我都会，确实也挺简单的。接下来我会讲一个小故事。

1992年左右，我在邮局卖邮票的时候，经常会在柜台下面的抽屉里藏一本书偷偷看，讲实话，对前来办业务的人，并不是那么热情地在“为人民服务”。那天有个人跑到柜台边，轻轻地说，我想要买一张古人对弈图，我一听，不就是寄个信嘛，讲究啥，还古人对弈图。抬头一看，是苏童，我立刻认出了他。当时苏童老师的一个作品《妻妾成群》正改编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国际上特别火。南京城所有的电影院都有大海报。而且我当时也已看了苏童老师很多作品。但见到并认出他的那一刻，我心情很复杂，我没有表现出我对他的认识，只是很普通地，或者说态度比一般的时候还要冷淡地把邮票卖给他。因为我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我这么喜欢文学，可我这一辈子跟文学最近的距离，就是坐在邮局柜台下面卖一张邮票给苏童吧。说话间，也就到了 2010年左右吧，当时博集天卷到南京先锋书店来帮我做一本新书《此情无法投递》的发布，当时请了好几位作家帮我站台。我记得来了叶兆言、黄蓓佳老师等，六十年代的代表作家就是苏童。在那天的新书发布会上，我跟他说，苏童老师我好多年前就见过你。他当然完全不知情，发出了苏童式的天真无辜的笑。

老实讲，这个小故事我在多个场合讲过，因为经常被人问起，我发现人们好像挺喜欢这样的故事，听上去有点儿不知是励志还是什么——事实上我自己并不喜欢。那个阶段，我很不安于生活本身，很不快乐，没有方向感，那代表了我最早期的一个状态。

但不管怎么说，在邮局工作的那些年，确实有一些小事情，让我认真地考虑起来，也许我真的比较适合写作。

有一次，我做国际长话柜台，当时打国际长途电话，是老远的一个一个格子间，离柜台比较远的地方，无法监控到对方打多长时间，还是打哪里，所以得先交押金，五十块钱或者是一百块钱。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有人给我五十块钱押金，可最后我给了他一百块的回执，并最终依此来退钱给他，到晚上结账发现不对。九十年代初期五十块钱是很大的一笔数目，大半个月的工资。后来带班师傅说我带着你去找他家。那时候人都很老实，按照业务单上留下的地址居然还能找上门去。记得当时已经是烧晚饭的时间了，一开门就闻到了饭菜的味道，还有酱咸菜的味道，还有不知道什么烧过头了的味道。家里到处放着衬衣、鞋子、包什么的，是一种被外人突然闯入、来不及收拾的场景。我记得我站在门口，踏半只脚进去，有种被这一场景所击打的强烈感觉，我只管由着我师傅跟对方交涉，心里非常无谓地想着，那五十块钱算什么啊，找不找得回来随他了。我只要有这一幕场景就好了。这里头，不知有什么东西，让我觉得很动人，很真实，但是又很悲哀，我也说不清楚。我觉得我很愿意，无数次地以不速之客的方式闯入别人的生活。当时我比较小，我是十八岁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才二十岁左右。当时我其实也不是很明确为什么这样痴迷这个闯入的瞬间，但印象之深，我到现在都记得，记得我那样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那五十块钱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

类似的场景还有。比如说还做过像大学里团委这样的工作，企业里的团委，在那个时候，有一部分的工作是组织团员跳舞。那个时候很流行跳交谊舞，大学里也会有好几个舞厅，食堂一到周末就兼作舞场。为什么要组织团员跳舞呢？因为我们单位有很多的光棍，别的单位有很多单身姑娘，所以工会和团委常常会觉得有义务把他们给撮合在一起。我当时很投入的，把头发吹得翘起来，穿一红毛衣做舞会主持人。我记得舞曲一响，灯光开始变暗，我就走下台去，看他们下舞池去跳舞。我在边上非常欣慰非常得意、想入非非地看着，就因为我组织了这场舞会，让这些单身男和单身女得以偶然地结识了，他们手拉手在一起跳舞，大家都在出汗，很紧张，也很兴奋。很可能有的人真的由此认识，有的交往三个月、三年，甚至是结为夫妻。这当中的偶然性和我作为旁观者的某种程度上的参与和推动，难道不是很戏剧化吗？当然这是很微妙的、不足为道的戏剧化，是我这种爱想的人才会想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我只是觉得很高兴，我不停地撮合他们跳，虽然当时我也是单身，可我就是想操心别人这种聚散离合、爱恨情仇。

我在邮局那十五年里，还做过劳资统计员，后来做行业报记者，做秘书等。其中做秘书的时间比较长，有八年，做得还蛮好的。我所在的是一个很大的企业，五千多人，活动很多，要写各种各样的文稿和动员报告、慰问信或者是剪彩致辞。我内心里好像有一个角色扮演的强大功能，替局长写文稿的时候，就立刻变成一个局长，有所谓俯瞰全局的角度吧。比如说要做一个裁员动员报告，我会把裁员这件事说得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们企业就应该裁员，并且他就应当主动离开、去开始新的人生 ……我写出来的这种稿子还蛮有感染力的，有一次局长还说呢，我念你的稿子恨不得停下来说这个稿子写得真好啊。

秘书做到第八年的时候，有一天在办公室，我在十七楼工作，南京鼓楼，很高的地带，在那个十七楼可以俯瞰南京城，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下面走路，我从窗户里看外面，看到很多人的头顶，我的想象力又开始发作了，这些头顶，可能是幼儿园老师，可能是警察，或者是小偷，或者是送水工，各种各样的人在走。我觉得我也是其中的每一个人，我跟他们所有人一样走在下面，我的头顶跟他们所有人的头顶一样。像在大海里面沉浮一样，我觉得我不能忍受在这里写公文了，我要到人群里面去，当然不是跳楼了，我要找一根绳子，通往下面走的每个人的内心去。我不想在这个办公室里，从一个科员、主任科员、小处长一步一步地下去，我觉得绝不应该如此，绝不应该像一张薄纸一样，把我的人生走到头。我应该纵身到下面，很贪婪地拥有每个人的人生。正是这种贪婪让我觉得我应该写小说。所以我在邮局工作十五年，成了一个很成熟、很老练的职员，但是最终做了一个很不成熟、很不老练的选择：写小说。

现在我经常碰到年轻人来问这个问题，说：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建议，看我适合不适合抛弃现在的生活去专门写作？其实这个判断最终肯定会由他来做，但以我前面个人的经历来看，除了技术上（大量阅读、必要的写作训练）、经济上（如果一无保障，我觉得还是要三思）等通常的考虑之外，我觉得一个人的天性里，要有点儿戏剧化和神经质的部分，可能会更有利于写作。包括我与同行交流的体会来看，多少也是会有这种特点。神经质的部分用得好的话，会成为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作家，当然到后面，神经质的这部分也会慢慢消耗掉，那也会需要别的东西来刷新和支撑。

三

接下来，我想说一说我的写作实践，像是做一个写作者的活体解剖：一个作家如何处理生活中非虚构的部分，然后一步步变成笔下的虚构的部分。我会举两到三个例子来谈一下。

我前一段时间出了一个小说集叫作《荷尔蒙夜谈》，这个集子里有八九个故事和荷尔蒙有关，一两个故事和荷尔蒙的关系不是那么明显。比如有一篇小说，叫《大宴》，写请客吃饭的。我发现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交往方式，导师和学生交往的方式是吃饭，朋友和朋友，异性和同性，大家好像都是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交往、才存在，才会对话和交流，所以吃饭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有位老同学也经常约我吃饭，我这人特别怕吃饭，约了好长时间未果。我后来想想不好意思，我反过来约他，可是我也约不到他，连续约了两到三次。他那段时间总这么回答我：对不起，我今天等一个重要的饭局。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说：我正在约一个黑社会老大吃饭，时间对我来说是很被动的，我一直在等回话，但是我一定要请他吃饭。他的声音压得特别低，显得神秘又兴奋。这事儿后来也就不了了之，我不知道他最终有没有请到。但他当时讲的这句话——请黑社会老大吃饭——让我听了以后心中特别一动，我感到我也想去这个饭局，也想去跟那个老大认识一下 ……我仔细回味了一下我的心理活动，觉得这里面有一种一介草民的某种不安全感、盲从感，和对强权的投靠投机意识。然后我就此演绎了这么一个小说，把请神秘人物吃饭，给弄了一个特别庞大的饭局，本来一桌人的饭席，后来一传十，十传百，无数的人赶来，有人拖着行李箱，有人拖家带口，想在这个饭局上结识大人物，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可以请他来办事情。我就把这个小说写成了闹剧，最后变得像婚宴那样铺天盖地的一个大宴。这篇小说，就是来自生活中朋友的一句话。

再讲一个例子，讲生活中的外在力量，有时候对具体的写作困境，会有一个挽救与推动。在《奔月》之前，我的上一部长篇叫《六人晚餐》。当时，我写得非常不顺利，写到中间段的时候卡住了，当时写到了七八万字，我记得我不论是到北京出差或者是到哪里出差，整天把电脑背在身上，我总幻想着是不是路上灵感一通就把小说写下去了。我当时写的《六人晚餐》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厂区的街头少年，随着整个产业转型，而被抛入了悬置、尴尬的境地，是一个通俗意义下的失败者。我在小说里开始写到他的死，但就是一直没有找到他的死亡方式。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主人公的死亡方式也是我的重要资源，我不会让他心脏病发作，或吃东西卡住死掉了等，我要赋予他的死亡某种意义，这是作家的想法，不是什么高级的想法。但是，因为一直想不好，就卡在这里，卡了有一年多。后来直到有一天， 2010年 7月 28日，记得那天我在安徽黄山，突然手机上接到短信，有人问，你好不好，有没有出现什么状况，还安全吗？我觉得好惊讶，赶紧看新闻才知道这一天，我所在的南京、我所住的那个小区附近发生了一个大的爆炸事件，化工厂的爆炸，因为我家离厂区只有二点五公里左右，所以他们担心我在家里面出事情，我赶紧心急火燎地往家里面赶。还好我在外地，如果在家的话有点儿小残了也难说。我看到我家里面的落地玻璃全都碎了，厨房的冰箱和门，被飞起来的凳子砸坏了，我要在厨房的话恐怕就会受伤。于是我开始收拾、扫玻璃。我听到对门也在扫玻璃，我似乎听到了整个小区的人、整个街的人都在扫玻璃，听到方圆二点五公里的所有被爆炸涉及的人家都在扫玻璃。

就是我在扫玻璃的时候，突然心中一颤，特别地兴奋。我真高兴我是在扫着玻璃，我希望我的玻璃永远扫不完。因为我想到了，我应该让我的主人公死在一场大爆炸中，死在飞来的玻璃里，然后他顺手扯过一块尖玻璃来就把动脉给割了，这个人当时正好有一点儿想自杀，因为很失败，因为当时这个厂子倒了，他的爱情也出现了大问题，他正想借这个时机，离开这个被时代齿轮所抛弃所碾压的生活。所以就这么个细节，使我的整个小说复活了，并使我的整个小说获得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价值。我推倒很多篇幅，重新开始铺垫一个大爆炸，开始有了一个倒计时的时间节奏和核心事件，也改变了人物的命运，改变了爱的方向与死亡的重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可能对别人是无效的，或者说对别人是有伤害的，或者说事实上对你本人也有伤害，但另一方面，当它变成写作资源的时候，又具有某种化伤害为动力的价值，并且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价值。

四

说到我新近出版的《奔月》，它跟前面几部作品的创作路子不太一样。在生活中并没有像上面这样具体的、影像式的反射，只能说是曲折的、混合的一种来自生活的诱因。它最深层次的动力来自对生活的质疑。

不知道读者朋友有没有想过，你们对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所达到的每一个目标和每一种占有，是有着非常确定性的感受，还是说带有怀疑，觉得可能是一种偶然性：你选择这个专业而不是那个专业，选择的是这位导师而不是那位导师，你跟这个姑娘成了恋人，而不是另外一个。生活中的事件，虽然是你千方百计经营而来的，但并不见得是我们人生中最恰如其分的选择，说不定只是一种物质文明标准化之下的“高度复制性”。你和你的邻人是一样的。你和你的同事是一样的。你和另一个城市的某人是一样的。你们家冰箱里放着同一个牌子的花生酱，床头柜里面是同一个牌子的内衣，女孩在美容院整成同样的双眼皮，孩子在上同样的奥数培训班 ……你过的不是你的生活，是高度复制下的模具式的生活。我怀疑很多人会有这种疑惑，我讲几件小事情。

新浪上有一条很奇怪也很出名的微博，是一个早就死去的人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条微博，他的意思是说我死了，到那边去了，你们好好地过，大概是这个意思，一条临终的留言。但是很奇怪的是，这最后一条微博上竟有三十八万条之多的转发留言，一个很庞大的数字。我很耐心地一条条翻看这些人为什么会有兴趣在这里留言，其实他们跟已故博主完全不认识，也不是过来对这个人表示悼亡之意，完全不是，他们是把这里当成一个树洞，讲生活中的不如意，平庸感与厌倦感——我不想再继续干下去了。我卖够保险了。我厌恶做 PPT。我不想对每个人笑。我很烦，每天都一模一样，但没有勇气离开我现在的生活。你很好，你做到了这一步，我真羡慕，想拜托你能不能告诉去往另一个地方，会不会变得更好，有没有不同的世界。

前一段时间，有个玩深潜运动的女生，很优秀，国内知名大学毕业又到国外留学，不仅有很高的学位，在国际深潜界也是排名很靠前的高段位，但有次在勘测水底旧长城的深潜中意外出事，后来在网上形成了非常大的讨论。大家在探讨她的死亡。生前这个女孩子总说，我在淘宝上花一百五十块钱买一件大衣，但是我花十五万买一个潜水设备，我在国外辛辛苦苦做项目挣来的钱，都来买潜水设备了。如何评价她所选择的生活以及最后所抵达的终点，且另说，但我顺藤摸瓜翻到了这个姑娘的主页，有一句话很打动人。大意是：我在做科研、休闲，或生活中的一切，都觉得那只是表面化的“我”在行动，只有当我深潜到深水区的时候，一片黑暗之中，在那里我才觉得我的存在，感觉到我这个人。我是唯一的我。

再比如，一两年前吧，我看到一个新闻，江苏无锡有一个驴友去西藏旅行，中途发生了意外，不知道坠崖了还是什么的，他脱队了。各方面力量出面，前后花了十五万元，终于辛辛苦苦把这个人给找到了。结果他在哪儿呢？他在藏区一个很普通的小旅馆里头平安无事地待着，他非常尴尬地承认：其实我是有意消失的，我想借着这个巧妙的机会离开我原来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就是想去西藏待着，和我原来的生活一刀两断。

这些例子是互不相干的。不知大家听了有什么感受，但在我这里，它们都成了某种催化剂，在我的心里产生了各种化学反应，最后混合推进，诞生出《奔月》。《奔月》的内容其实跟上面几个故事并没有任何逻辑关联，但精神上是有某种内在性的。那实际上就是人对自我存在与自我身份的永恒质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当然我是用了比较世俗的故事线：我写了这么一个平常的都市人，她做了一个决绝的打破，真的离开自己的生活，离开她的丈夫、情人、母亲、闺蜜、同事，以无名之躯去往无名之境……具体这里就不做详细地展开了。

五

所有上述这些话，都是以我本人与我的创作为活体，所进行的一个回顾与分享，最后我想讲几句关于这个题目的话。其实我最初的题目是《我以虚妄为业》。后来有读者说，这个题目是不是太灰度了。其实，虚妄不是一个灰色的词啊，它是中性的。

这一方面是我的一个，讲大点儿，是世界观。人生是转瞬即逝的、随时可以终止的。对每个人、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很虚妄的。但这并不是悲观主义，如果你能看到、明白、牢记到一切都是无为之为，才可以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本质的部分，而不在意其表面化的泡沫的部分。我只会去关注到自己想要做的那些事，在这微渺的一生里，过一个相对结实的生活，做我最愿意做的事情，并且用最认真的态度去做。所以虚妄是我的世界观，一个积极的世界观，可以让我更专注、更有激情地去写作。

同时，这也算我写作上的一个方法论。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以虚构的手段在写作，虚构我认为是具有巨大的空间也有巨大的力量与难度，但不管怎么样虚构，它最根本的还是体现、映射出人间与人性的色彩。当然了，我的色彩可能并不是那么暖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我大概得从“青”色往后数了，我可能是偏冷色调的，甚至是灰色的部分，更斑斓多义、含混的部分。我觉得任何一种色彩，都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