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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及其所创造的:东来《奇迹之年》读记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刘欣玥  2021年05月18日14:26

阅读一个陌生的年轻小说家总是伴随着很大的自由,像探索一片无名水域,若是遇到东来这样任意无拘的作者,就从结局读起也无妨。一定已经有读者注意到,东来最新的小说集《奇迹之年》里的五个故事呈现五张不同的风格面孔,却几乎都结束在一个关于“消失”的场景里。充满梦幻气质的《代春日行》结尾处,男孩生出巨大妄念,想象将女孩吞入腹中,两人如游蛇般消失在这座浮城春夜的街道。《奇迹之年》里的神秘男子阿来消失在向西去的漫天沙暴里,就如同在末日里消失的卡子草、特异功能等“奇迹”一样。《琥珀》中带领“我”进入宠物殡葬行业的卢喆卷入一桩疑案,不知所踪。《洄流》是天才少年误杀高中女教师的残酷物语,最后落在少年一段久远的神秘回忆,他曾在登山途中遇见女教师静羊,但她随后消失在山间,“像露水蒸发、升腾、飘散”。占据了全书近一半篇幅的中篇小说《南奔》结构精巧,在走马灯般的历史、回忆、现实三重时空框架里,同时嵌套了一个关于赣剧剧本《南奔》、名伶简红珠与剧作者的“戏梦人生”元叙事。小说结束于大将杨华南逃途中,儿子阿保死后化作荒烟蔓草里的一座朱红浮屠,浮屠倏忽消隐,与北魏史上著名的永宁寺塔焚毁的命运形成呼应。

在东来的小说里消失的人事物,远不止于此,甚至可以说,整本《奇迹之年》都在讲述形形色色“消失中的世界”的故事。东来对冷僻且具有传奇性的事物有偏爱,也有在故纸堆、稗官野史、流言残片里翻捡材料的耐心,这种姿态从她的第一本小说集《大河深处》延续至今。只需看一下她挑选出来的书写对象:云南深山里骑马送信的邮递员、深入边地少数族裔聚落的民国传教士、修建公园的魔术师、自称沙俄流亡女公爵的交际花、亲历世纪末集体狂热的异能者、太后专政的短寿的北魏洛阳、毁于大火的谜一般的永宁寺塔、曾在农村里穷极热闹而今式微的赣剧、隐没江湖的一代女伶……这些坍圮、消亡、遗忘、失传、破碎的旧书信、废墟、残骸、边角料,被小说家收拢在一起,重新织构成故事,足见东来的美学直觉与文化趣味,以及小说背后博杂的知识积累和阅读笔记。

借用东来早先另一篇小说的名字,她所做的语言文字创造,正与“锦灰堆”相似。这种流行于晚清,绘制破碎、撕裂、火烧、虫蛀等书画杂物的技艺,构图惨淡经营,技术要求极高,内蕴着动荡年代对“残缺之美”的特殊欣赏。而东来不仅要讲述“锦绣成灰烬”的故事,更要以“消失”在小说结束时宕开令人玄想的一笔——这似乎是在邀请读者,不要随着故事的完结,太快合上书本的最后一页。不妨稍作停留,再琢磨一下这一桩桩消隐的前因后果,听一听时代翻篇时,那些不为人知的细弱的脆裂声音。

不过这样的写法,用意不在“物”而在“人”。虽不乏怀古之思,但东来着迷的从来不是精雕细琢的旧物之美,而是那个曾经让这种美散发光泽的“人景”。她所追摹,所极力去还原的,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人”的生命图谱,是“人”留在这些片断物证中,幽微曲折的心灵痕迹。好比《南奔》中随着乡间演员与观众“人气”的散去,古戏台的美无异于没有生命力的空心棺椁,即使是一头扎进古戏台中研究的主人公也对此心知肚明。“一旦失去了观众,戏台的废弃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很少使用,戏台像失去灵魂的躯体,我和它一遍遍空洞对视。”从事“锦灰堆”式的创作的东来,未必有“以小见大”,重现什么整体文化历史全景的雄心,只服膺于她所秉持的小说意志:与不复存在作斗争,与一个“不断加速的世界”逆向而行,在过快卷入未来的万事万物里,看消失如何转换成新的创造,看脆弱而珍贵的感受力怎样得到延续。

在实体魂飞魄散处,文学启动。在这个意义上,物理性、肉身性的人事物的“消失”并不是东来小说的终结,而恰恰是开端,是文学性意义上的新的诞生。小说集的同名作《奇迹之年》最为令人惊喜。故事讲述了一个疲于奔命的都市工薪族在沙漠民宿中的一场奇遇,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名叫阿来的异能者,后者曾拥有能把勺子盯弯的特异功能。尽管这一禀赋“无用而可笑”,却让阿来深陷八九十年代席卷中国大陆的特异功能狂潮,至今仍是“奇迹”的笃信者。但是,阿来却在2012年12月21日这个“世界末日”中失去了他的异能——末日竟是以如此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阿来坚定的讲述与聆听者“我”半信半疑的内心活动同步推进。“我在信和不信间徘徊,不信更多一点,但每当有人笃定地对我讲述,我又忍不住信,不是信话语,而是信此时此刻,话语中的空隙。”随着这一场被集体遗忘的全民狂欢/创伤事件重新被翻出,引发记忆深处的震荡和现实压力逼视下的难堪,“我”的口吻也从略显尖酸的嘲讽,逐渐转为困惑、低沉和伤感。“世界没有毁灭,只是加速了,如我奔向中年。”

“加速”二字颇耐寻味。专注竞速学的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在《消失的美学》阐说了一种因为通讯、摄影机、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加速而造成的动态美学体验,“速度”正是“消失美学”的动力机制所在。一个不断加速的世界每一刻都在消逝,都在快速经历“从有到无”的裂变过程。当小说家选择望定一个“消失中的世界”,就是把目光聚焦到了这个“从有到无”的不稳定的状态——人们恍然发现,这个衰变的阶段并不算短。“奇迹”从诞生、发酵、引发失序到被抹去,以及此后强势参与清场的遗忘机制,留下了足够让人驻足深省的空间:

“世界末日,并不是指你所见到的这个世界一瞬间消亡。好比苹果烂,不是从表面烂掉的,是从心里,等到烂到表面,内里已经化成一团苦泥,要到那时候你们才看得到末日的景象,不过敏感一点的人,早已闻到了腐烂的味道。那一天,你肯定以为什么变化都没有,一切照旧,说不定你还跑去电影院里看那部《2012》看大地震怒毁人类……电影院走出来,感慨活着真好。可是,就在你们看电影的时,这个世界的一条支线消失了——神秘消失了,巫术消失了,能量消失了,奇迹消失了。其实在那天之前,它已经衰微很久了……事物恪守法则法则越收越小,最终缩到你以为的常识那部分。”

小说借阿来之口,道出一个忧郁的真相。我们的生活世界曾经如此旁逸斜出,在被整饬以前,孕育过远比“常识”要杂乱、丰富得多的展开的可能,甚至包括那些非理性的骗术、超自然的可疑现象。世界提速,规则定型,一切都被冠以确凿、精密的解释,也改变了人们观看、构思、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如手机网络上的气象预报,取代了人对天气、对大自然敏锐的感受力。《奇迹之年》里,“我”的父亲是一个气象学专家,小说用极抒情的笔致回忆起童年父亲教“我”如何模仿一株植物去觉察雨的来临,如何化作一颗水滴模拟台风生成的壮丽场景。“是不是奇迹?”父亲遥远的话音再次响起,但儿时通过反复训练长出触角的感官与想象力,已经退化太久太久。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在末日中消失的东西?

喷薄的集体高热戛然而止,一个时代急遽转身,《奇迹之年》刻画商品经济大潮卷来前国人最后的荒诞与现实一种。这样的作品令人再次确信,随着二十年的距离拉开,“世纪之交”正成为一个值得探索的新的文学形象。就像金理点评周嘉宁《浪的景观》时,将世纪末跨入千禧年的阶段形容为“一个混乱无序中生机勃发、边角毛茸茸还未被修剪平整的时代”。无论是最后的逐浪之景还是最后的奇迹显形,这里面有太多当年匆匆一瞥即错过,尚未被好好清理的经验,它们对于理解今日之世界的形成兹事体大。因此,我愿意在寓言性的层面上,理解东来对“奇迹”一词的使用。好比特殊的世纪末废墟考古,这个“奇迹消失的世界”,如同地壳运动后的余震,仍在集体和个人记忆深处,发出诱人的阵阵颤动。东来无意要用神秘学去对科学秩序发起挑战,只是通过重新挖掘这段极为复杂的近历史,写出“实然的世界”与“或然的世界”之间的拉锯与周旋,在被理性和唯科学论祛魅的现代世界里,重新打捞一种“复魅”的文学时刻。

有心人如果仔细追溯,会发现东来的许多写作素材均有真实的历史出处和文献依据。但史实拼贴虚构,让人难以轻易证实或证伪,“考据癖”最后大概会如堕迷雾——其实也无须证实或证伪。或者不妨说,这种虚实难辨,宛若着魔般的阅读效果,正是东来追求的结果。

小说集的第一篇《代春日行》如同楔子,开场即奠定了故意混淆虚与实、幻与真的边界的基调。“整件事听来都如此不真实,但它确乎发生了”之类的情境,此后在书中反复上演。《代春日行》的女主人公对斯城边边角角的奇闻异事了若指掌,如数家珍的口吻,制造出逼真的可信效果;狡黠的谎言与杜撰,又让人陷入被梦境包裹的熏熏然之感。这或许就是东来的一张自画像吧?女主人公/小说家的闲逛,也因此有了梦游与自渡的气息。“也许她自己也不能辨明其中真伪,或说,话语中的真伪向来是流动的。”从租界、长三堂子到法国梧桐,斯城处处有上海的影子,却也可以随时退入幕后,容男女主人公在公园里做一场徜徉于亚马孙热带雨林的幻梦。

东来这种虚实交杂的写作方法,大概可以称之为“一手考据,一手画梦”。东来的笔致少年老成,圆熟地钩沉冷僻史,少不了大量的案头功课。是她的知识性兴趣使然,也有一种“边缘人”面对“边缘事”惺惺相惜的体贴与欣赏,这背后当然有写作者的身份焦灼与文化立场存焉。“画梦”之技,则让她娴熟地引领读者一同浸入被审美与本体论双双蛊惑的世界,有效地纾解了索隐考证或掉书袋的乏味。粗略统计下来,整本小说集中前后出现了不下二十余次的“梦”。“梦境”通向极致的情感体验与隐秘的内在渴望。《代春日行》中女主人公只会在梦中对异乡产生强烈乡愁,《琥珀》中“我”在噩梦中与卢喆一同实施了僭越生命伦理的杀人手术,这样的时刻,以梦境的方式实现、放大了现实世界无法施行的另一种可能。《南奔》的最后,尽管山川大变,风月全改,戏台上重现的梨园旧影不过是“打捞上来的浮光掠影”,青年时代的情痴也作了“以小博大”的解构生意,但这段旧梦绝唱的余音,仍令人心驰。在很多时候,东来似乎是想要以“造梦”的方法与“消失中的世界”好好告别,与那些曾经制造出奇景的凡人好好告别——这“造梦”的手段,可以是魔术,是特异功能,是预言,是猜想,也可以是旧录像修复和舞台全息投影技术。

无论是考据,还是做梦,东来和她笔下的人物,常常表现出对于固化秩序、常规社会规约的拒绝。借用小说里的场景,世界如脚下的方砖,道路随着讲故事的人的移动而生长,以自我的心志显影。“我还可以往南走,越过篱笆,泅过那条小河,我也可以往北走,穿过那座红砖房,我还可以往回走,其实没有什么能挡住我,不过我还是决定往东走。”这句话代为宣告了现阶段东来的写作立场。从《大河深处》到《奇迹之年》,东来不断地变换风格、题材、写法,即便遇到了自己得心应手的领域也是贪鲜辄止,是一个不想要过早地自我设限和被定型的90后新人。在写作上践行着保持“野生”、拒绝被收编和框定的意志,一如这段话中所说的,自然的限度,人造的障碍,没有什么能够阻拦她探索的脚步。

东来住在上海的年头不短,将《代春日行》称为“一个异乡人对上海的别样情书”,寄寓着在这座客居城市中建立在地感与归属感的尝试。在这样的倾诉里,想要融入一座陌生城市的迷恋与好奇心有多绵密,保持“在而不属于”的戒备心就有多强,仿佛随时可以拔腿离开,奔向别的城。这样的矛盾也在提醒我们,东来笔下的“自由”的暧昧之处在于,主动的拒绝,被动的流放,懦弱的逃跑,常常掺杂在一起。很难说一个人对于自由的捍卫姿态里,没有对进入现实的溃败的掩饰,或是对于如何更强悍地直面生活,甚至直面写作的困难的回避。所以在读东来的小说时,有时候也会因为看到做梦的人一直在逃跑的路上,而在心里响起如果“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担忧。

正如东来文字轻逸、性灵的质地中总是掺着的沉郁,发光的着魔时刻,也常蒙着淡淡的怀疑的灰翳,两股相悖的力量,一直在拉扯着这个年轻的作家。狂热与专注必然无法兼容吗?越界与重复又能否成为彼此的支撑?什么样的故事能在未来捕获她,值得一个这样的写作者为之停驻,陷入更长久地沉潜与苦斗?爱与怕,困与逃,身近而心远的矛盾,必定是催促东来继续通过写作上路的动力。又或许有一天,这也将成为她在扎入文学世界的更深处时无法回避,甚至主动迎击的一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