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同质化（节选）

我还记得小时候，那些漫长的夏日的夜晚，村里的男女老幼坐在阴凉的巷子里闲聊消夏的情景。

讲述故事和闲聊意味着经验的交换，年长者自然会不厌其烦地重复讲述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走村串巷的手艺人则会报告他们在邻村的最近见闻，而那些能说会道、信息灵通的媳妇当然也会讲述当地的家长里短。

不久之后，在所有这些讲述者中，一个更具权威的角色脱颖而出，那就是采购员。

在20世纪60年代，在我们的乡居经验中，“采购员”毫无疑问就是见多识广的代名词。对于那些足不出户的农民来说，作为一个故事或见闻的讲述者，采购员周游全国各地的经历使他拥有了与谢赫拉扎德一样的神奇光环。

他们的足迹比那些工匠和手艺人走得更远，他们的口中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采购员作为一个远游者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使他们最终成为了单向度的绝对经验的提供者，其专断的讲述口吻也有赖于以下这样一个事实：他们都是本村人，对当地的风俗人情了如指掌，他们无须从这些本村的农民口中学习和了解当地的掌故。

没有人在意他的夸张，添枝加叶或杜撰，即便我们对他讲述的真实性心存疑虑，也无权对他提出任何的质疑。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了一个专断或绝对的讲述者。他几乎是垄断了所有奇闻异事的讲述权和解释权。听众们局囿于一隅的自惭形秽，使他们变得格外温顺。

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很少外出的农民没有什么故事可讲。我们只要粗略地回顾一下《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入大观园的情形，即可了解这一点。

大观园的一切对于刘姥姥来说固然无异于目睹奇幻，而对于那些生活在大观园的贾母、王熙凤、众多的公子红妆而言，刘姥姥自身的乡野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绝对新鲜的。

在这里，经验的交换同样是双向互补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很好地观察这样的经验交流或交换是如何展开的。

知青向农民们讲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交换，农民亦将农事稼穑、生产工序、农作物的辨认、农时的判断等具体可感的经验告知这些年轻人。

当然，这样的交流和经验交换往往也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现代文明及其价值系统在城市的种种表现，与扎根于传统的乡村民俗、礼仪、图腾和意义展开碰撞和对话，两者之间像镜子一样可以互相观察。

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量的伤痕小说中可以看到许多细致的描绘。

采购员的角色，有些类似于早期小说或民间故事的作者：经验的交换是单向的。作者讲述，受众聆听，或者作家写作，我们阅读。

曾几何时，采购员在村口讲故事的习俗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权威被另一个角色悄然代替，那就是村中出现的第一台电视机。

当全村的人都集中于晒场上，将目光投向那个具有魔力的神奇屏幕时，我们消夏的经验也被永远改变。不过，这样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很久。

很快，当每家每户都拥有了一台这样的电视机时，家家户户大门紧闭，新闻联播同样的声音从不同的窗口飘出，而村中的巷子里少有人迹，空空荡荡。

按照瓦尔特·本雅明的描述，早期故事讲述者大致有两种类型：其一是水手或远游者，其二是蛰居乡村、谙熟本乡本土掌故和传统的农妇。

然而时至今日，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已经变得可疑、空洞，甚至面目全非。绝对或独占的经验不是说完全不存在，至少也已经大幅度地贬值，而且这个经验贬值的过程也正在加速。

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官员在履职、贬谪、归乡、迁徙的过程中，客死途中的事例时常发生。

即便是到了近代，当年那些从北京城前往海淀上学的学子们告别父母时，往往会因惜别而泪流不止，而住在北京东城的叶圣陶邀请俞平伯前往清华探访朱自清的遗孀，事先必须对行走路线，何处午餐，何处小憩，进行周密的筹划。

对于那些徒步或骑马的旅行者来说，远方始终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所指，旅行本身当然也是一个五味杂陈的历险。

可是在今天，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远方永远地消失了，远游者的面目同时变得有些暧昧：他可以早上从北京起床，在香港享用午餐，到了晚上十二点，他可以再次在北京的家中安然入睡，如果从位移的意义上来说，他的旅行当然是完成了的，而过程却带有强烈的梦幻特征，因而变得很不真实。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今天的旅行没有任何个人经验可言，我想说的是，这种经验由于过于日常化，同质化的倾向十分明显，甚至无法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

另一方面，远方的消失也和经验的传播途径革命性的变化密切相关。

前文所提到的采购员之所以能够成为远方经验绝对的拥有者，除了他独占性的经验或经历之外，他同时还扮演了信使的角色，他是故事传播的唯一工具，这个角色有点类似于《白鲸》中的以实玛利（Ishmael）：对于闭门不出的乡民而言，他是唯一有资格把远方经验带回村庄的人。以实玛利（Ishmael）是《白鲸》（Moby Dick）的叙事者，作为故事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向读者报告故事的始末。

现实赋予了他极大的权力，他在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甚至杜撰的故事时，其合法性不会受到任何的怀疑。也就是说，他在讲述的过程中始终信心十足，踌躇满志。

可是今天，由电视、报纸、互联网等所构建起来的信息传播网具有神话般的魔力和能量，在呈现远方故事、消息时，无所不包，无远弗届，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超级叙事者”。

这一特殊的现实对文学写作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描述。

首先，写作者在表达其经验时的信心受到严厉的打击。面对现代传播手段所培养和塑造的读者，你所提供的经验信息，他或许早就谙熟于心，这些读者不再是特殊经验的饥渴的搜寻者，而是过剩信息的消费者。

我们只要对当今一般朋友聚会中的故事讲述过程进行一番观察，即可透彻地理解这一点——讲述者因为担心他的故事为听众熟知所显示出来的犹豫，使得讲述这一行为变得十分尴尬，讲述者不得不尝试着先讲一段，然后询问他的听众是否听过。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写作在今天依然是一种经验的交换，那么作者仅仅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经验陈述者。这同时也涉及故事讲述效果的贫困化：博人一笑并不容易，蕴含道德教训于其间则更显虚妄。

今天作者的叙事口吻不是全知全能的讲述，不是说教，甚至都算不上是经验的提供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叙事伦理中冷漠的相对主义。

正如本雅明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人对己都已无可指教，无可奉告，作者所能提供的不再是什么真理或真知，而恰恰是自己的困惑。我们也许不得不去面对与卡夫卡相似的处境：通过死守真理的可传达性，而牺牲掉真理本身。

其次，由于作者本人在大众传媒的塑造过程中也不能全身而退，他所拥有的经验也越来越不具备具体可感的质地。

对于一部分作者而言，写作过程变成了从阅读到阅读的过程：作者通过浏览互联网，阅读图书，观看电影，获得某些信息，然后再通过一定的修辞手段将它重新变为阅读对象。

今天的作家习惯于依赖互联网的新闻，或大量的电影光碟获取写作材料，进而进行拼贴式改写的例子并不罕见。毫无疑问，作者是这种同质化经验的牺牲品，但同时他的写作反过来又加剧了这种同质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