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装台》和《主角》作为舞台姊妹篇，所依凭的生活基础坚实,作品内涵意蕴丰厚，谋篇布局严谨，人物塑造圆满，人物关系紧密，并着力于人物命运的刻画，重视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复现；在情节的曲折、细节的铺设、语言的生动等方面都追求极致，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小说在忠实于生活真实、致力于人性发掘、探索于精神维度、承受于时间检验等方面，远胜于平俗创作。陈彦小说成功的根本经验，正在于遵循和力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借鉴经验。

关键词：陈彦 《主角》 《装台》 戏剧舞台 现实主义

陈彦首先是戏剧家，与舞台打了半辈子交道。《主角》与《装台》两部长篇小说是他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主角》写舞台上的名角，《装台》则写搭建舞台的民工，并入选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它们一个表现台上，一个表现台下，可称为舞台姊妹篇，放在一起考察，有助于把握陈彦创作的基本特色和基本脉络。

一、生活深井与专业优势

陈彦的成功首先是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成功。他的作品“路子很正”，可视为典型的现实主义风格。他也认为，自己受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作家影响很深，看重“他们所坚守的现实主义路子，对生活的热诚，以及紧紧贴着大地的写作方式”，这使他成为陕西现实主义作家新的代表。

正如现实主义传统作家所倡导的，陈彦坚持“一口井”的创作理念，认为作家要守住一口属于自己的生命深井。这口井“需要自己努力去打造、经营，打造得越是深不见底、经营得越是纯粹忘我，越是能够自然喷涌”。他这口井当然首先就是舞台生涯，他长期浸润于此，长期发掘于此，《装台》和《主角》都是这口深井中喷涌而出的力作。

身为作家，当然可以去写陌生人，行业文学之王阿瑟·黑利每部书都换一个行业来写，先从深入生活开始，显示出非凡的“写他人”的才能。不过一个作家最好的作品，往往取材于他最熟悉的环境与人群，这时他甚至不需要特别“深入生活”。陈彦曾在文艺团体当过几十年专业编剧，做过多年管理工作，“舞台上下的人物烂熟于心”，所以，能够出神入化写出他们的种种行状、种种事迹，盖在情理之中。换其他作家，专门去剧团采访三年，恐怕也写不过他，因为生活中的装台工与演员们可以随便和他打招呼，朝他笑，向他骂，与他争执不下，而不会把他视为外来客。陈彦有着一般专业作家难以取得的优势，即既不脱离人群，又具有专业作家的水准。

他的两部小说都染有鲜明的职业色彩，场景是别开生面的。要知道，人们读小说，不仅要读各种各样的人生，也要读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职业生涯，人们天生对自己不熟悉的行业内幕怀有探知的兴趣。陈彦小说向社会披露了有关戏剧行业内部鲜为人知的种种情景，使它们在题材上先就占优，这一点无可忽视。如果当初刁顺子和忆秦娥没有依靠剧团谋生，他们仍然是刁顺子和忆秦娥，但不会是这一种职业特色的刁顺子和忆秦娥。

在《装台》中，人们初次了解到，世上还有这样一种民间组织起来的城镇包工队，负责承包演出团体需要的舞台、灯光、布景等设施的搭建，并在演出过程中，协助保障设备的运转。这是技术活，外行人插不进手，更是苦力活，普通人难以忍受。关于他们的工作，书里有许多具体的描述，诸如钢架、拱顶、盖板、吊幕、半空灯光槽、机关布景、梅花网、面光槽等的安装调试，其中不少场面险象环生，扣人心弦。如刁顺子驮着灯具和圈线沿着几乎九十度的梯子攀高，看得他老婆素芬出了一手心汗；顺子和大吊钻进面光槽里打追光，热得他们浑身湿透，还要避免被观众发现，只好脱光衣服拧干汗水。更大的麻烦是，往往待苦力出尽，一切就绪，剧务方想起新主意，临时改变方案，装台工们又只好忍气吞声，重新来过一遍。总之，他们干的属于“不是人干的活”。《装台》是中国第一部写装台的长篇小说，也可能是最后一部，作者写尽了这个行当的辛酸苦辣，写出工人们默默无言的贡献，使读者认识了一群如此讨生活的人们。

至于忆秦娥们这样的戏剧名角，人们仿佛更熟悉些，公众能够看到她们在人前露脸的光鲜，盛名之下的荣耀，向她们投去羡慕的目光。但《主角》对忆秦娥戏剧生涯的阐释，足以改变人们对她们的本来印象。忆秦娥在演艺上吃的苦，似乎不比刁顺子少。单说练功上的遭罪，无论劈叉、下腰、踢腿、打虎跳还是扳朝天蹬，都常是含着眼泪熬着做下来。有些地方，陈彦写得很细，如写她入团时年龄最小，练劈叉时每次都是第一个下叉，其他女生一个挨一个动作，三十个女生全部下完叉时，忆秦娥已经下十几分钟了。这时每个人都想别人把腿撕得更开些，拱来拱去，人人都会扎心窝地疼痛。每每到双叉劈结束时，忆秦娥都会半天站不起来，有时需要教练把她拖出几米远，才能把腿收拢到一起——这种具体的写照颇有价值，使读者弄清了忆秦娥当学徒时受过多大罪。另外，恐怕也只有陈彦能写出这些业内的规则、业内的细节，它们藏有“陌生的逻辑”，引人回味。

无论《装台》还是《主角》，都属于以深厚专业背景为支撑的创作，产生独特的张力，给读者带来知识和文学的双重享受，也更容易获得成功。

二、小人物书写的新典范

当然，舞台姊妹篇能够取得成功的更重要原因，在于陈彦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把刻画人物形象、书写人物命运作为长篇创作的主要圭臬。

我们看到，尽管《装台》和《主角》分别以职业生涯为贯穿主线，但作者也避免过于围绕职业生涯展开情节，实际上，两部作品的更大量内容在职业以外，重在表现主人公所经历的更广阔的生活际遇。《装台》中，刁顺子的家庭生活内容占有显著比例，《主角》中，忆秦娥的个人生活内容更成为主体。这种叙事结构清醒而明智，决定了作品文学性的充盈饱满。王蒙曾鼓励陈彦“抡圆了写”，这个“圆”即意味着作品以主人公为中心的全方位扩展。陈彦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相信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致力于充分展示主要人物与各种人物的相互关系，由此显示主要人物的不同性格侧面，实现人物形象的丰满塑造，也使得他笔下人物并非仅为行业人物的代表，更成为具有社会普遍性的典型人物。

塑造典型人物，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原则。实际上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但陈彦心向往之，努力实践，取得了令人赞誉的成绩，特别是生动塑造了小人物的时代典型。

所有人物都是作者眼中的人物。陈彦曾担任过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西安交大戏剧学院院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务，平日接触人范围广泛，但作为有想法的作家，他的目光是向下的，有筛选的，更多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况，这也是“路子正”的一种体现，即视普通民众为文学书写的主要对象。

他从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起便确定了这个方向。作品讲述了乡村民办教师罗天福一家四口来到西京城，打饼度日，为考入了西京城名牌大学的一双儿女提供支持的故事。为写就这部作品，他常去单位对面的劳务市场和周边的农民工集散地，深入观察进城务工的农民们，与他们聊天寻找灵感，“搜集的素材特别多”，做了大量采访笔记。这是一种业余进行的主动出击式的采访，足见作者对小人物角色情有独钟。

从《装台》写在《主角》之前，也可看出陈彦对小人物命运的特殊关注。生活中总是有搭台和唱戏、露脸和不露脸之分，大众读者天然关心露脸人物，所以大众文学、网络文学多写台面上的事。纯文学、严肃文学作家则相反，陈彦首先关注的是舞台下那些不露脸、也几乎从未出现在各种媒体报道中的搭台人的命运，显示了他意识观念和眼光上的卓尔不群，乃至《装台》问世后，立刻引起文学界同仁的交口称赞。

不写装台，写不出刁顺子，只写装台，也写不出刁顺子。对于刁顺子，作者主要通过工作和生活两大场景表现。在工作中，他踏实肯干，带领弟兄们尽心竭力完成活计，对发包方百依百顺、委曲求全，目的全在于把钱挣下来，让大家养家糊口。在家庭里，他也扮演着相似的角色，尽力周旋在续弦妻子蔡素芬和女儿菊花之间，百般化解她们时时爆发的战争，用意只在于息事宁人，过几天踏实日子，最终还是难以维持现状。他是个好人，有技术有信誉，所以在这行里小有名气，文艺团体有活都找他。但同时他又是个渺小、虚弱的人，不敢对不起和得罪任何人，倾向于把所有过错揽到自己头上，源于他觉得自己很卑微。如果说在工地上他常要看人眼色的话，回到家里，女儿菊花对他的欺负更使他暴露原形。菊花的长相拿不出手，一直没有嫁出去，父亲却已经娶了三房妻子，这更使菊花抑郁暴躁，动辄甩锅摔碗，踢打后妈，甚至拔刀相向。刁顺子娶三房并非见异思迁，首任妻子是嫌他穷跟人跑了，次任妻子患子宫癌去世，第三任妻子则是主动跟定他的。刁顺子并无过错，但在女儿面前就是觉得亏理三分，不敢声高，闹得家里每日硝烟弥漫，终使第三任妻子蔡素芬含泪退出。全书读完，我们便可理解，为什么刁顺子在外受气，回到家里更要受气，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卑微如蝼蚁”的小人物。而他的卑微，又与他的善良有关，在工作中，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对于女儿，他也只剩怀有愧疚的爱。这一点，在他几次想开口求人为菊花物色对象时表现得格外明显。他也是一个传统中国式朴素“好人”的典型。

出乎读者想象，陈彦同样把《主角》主人公忆秦娥视为“小人物”。忆秦娥是作为社会名人、“秦腔金皇后”定型的，但作者对其知之甚深，了若指掌，发掘出她的本相，写出她与刁顺子同样的善良、凄惶和悲怆，入木三分，令人感喟——换一位通俗文学作家，也许会将此作写成一部风流艳史，或励志故事。《主角》当然可以处理为励志故事，它也包含有关要素，但陈彦的眼光远在励志之上。

现在看来，戏剧界的“主角”或许本来就是“小人物”才能当上的，这个主角不很像歌星影星，更像体育明星，全靠积累苦功练就真本事才能上位。忆秦娥的竞争对手楚嘉禾家境优裕，自视甚高，却正由于不如忆秦娥能吃苦和谦卑才落在了后面。忆秦娥是放羊娃出身，偶然学戏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她能练出来，靠的是她“瓜”式的笨拙和出死力气。她从来没有想过当主角，当上主角后很快后悔，受不了A B角的竞争，觉得高处不胜寒，被团长骂了一顿才往下继续。即便成名后，她回到家乡，也是忙着把一群羊赶到山上，独自坐在树荫下，“美滋滋地过了一天放羊娃的生活”，甚至羡慕羊比自己过得快活。这正是她的可爱之处，她过惯了小人物的生活，也了解当普通人的好处。与刁顺子一样，她保留有朴素的道德情感、做人的基本良知和脚踏实地的生活信念。陈彦对这位秦腔女演员形象的出色把握，从根本上决定了作品的深度和品位。

三、群体的塑造

陈彦之所以重视小人物写作，是由于他们是芸芸众生，也是社会的坚实基础。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里指出：“现实主义派也抛弃过去专写伟大人物和伟大事迹的习尚，有意识地描写社会下层人物”，陈彦继承了这一传统，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小人物书写提供了新的典范之作。

除主人公刁顺子和忆秦娥外，两部作品中还塑造有大量各具特色的小人物的群体，他们几乎个个鲜活，显示了作者长期从事创作的功力与经验。

《装台》中格外值得一提的是菊花。这个人物设计得很特别，她的存在，更使刁顺子的无奈与苟且暴露无遗，陷于内外交困。她本性残忍，是所有家庭内部冲突的源头，不仅无情地将后妈和姐姐赶出门去，也能恶毒咒骂父亲，把家里的断腿狗杀死后吊起来，还有兴致折磨蟑螂，可见其心理之阴暗。但细想，她的性格扭曲又不无来由。她太孤独了，嫁不出去，不能满足生而为人的基本欲求，父亲把其他女人娶进来，姐姐可能和她平分房产，这些都使她丧失心理平衡，走向绝望。相比父亲，她是更为卑微的小人物，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乐趣，她在书中的不时显现，常让读者的心情不能平静。但作者也写出了她的另外一面，当处境有所改善，心情好些时，她也能释放善意。她曾给父亲买过一个手机，是当时最昂贵的手机；她一度嫁给过谭道贵，有了钱，没忘硬塞给父亲一万。蔡素芬也是心地善良的女人，她难以忍受菊花的逼迫，最终离开刁顺子，是为了顺子好，也为了菊花好。刁顺子的兄弟三皮暗中追求她，她自然不肯，又实在可怜三皮的痴情，最后容他便宜了一下，就此坚决打住。作者的这一笔，使这个女人的形象袒露无遗。世上还是好人多，作者观照的虽多为底层，呈现着纷纷扰扰的尘世，但多数人都是通情达理的，包括瞿团长、靳导、大吊、猴子、墩子等，无不在要紧时刻使人感到暖意，这也传达出作者对底层生活的善意。

《主角》里，像菊花一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小人物数量更多，其中忆秦娥的舅舅胡三元格外突出，属于一个我们前所未见的、焕发奇光异彩的文学形象。他是个鼓佬，嗜鼓如命，敲了一辈子鼓，鼓点敲得出神入化，震荡人心，敲出了秦腔的灵魂。他由于生性耿直，容易出事，几次被逮捕、关押、批斗，弄丢了身份、饭碗、自由，被看管时依然在书本、桌面、同监人员的脊背上敲击鼓点。他是忆秦娥的保护神，不仅将外甥女引进剧团，而且一直成为她的后盾，哪怕是刚刚走出监狱，听说廖耀辉欺负了忆秦娥，也敢当下出手教训了廖耀辉。他是陈彦从演出团体中发掘出的一个既富舞台特色，又充满个性魅力的角色，仅凭这一个人物，《主角》也是有分量的。刘红兵是个官二代，他对忆秦娥的爱几乎是畸形的，穷追不舍到忘怀一切的程度，直至把忆秦娥娶到手，也毁了忆秦娥一生的感情生活。作者并未把他写成始乱终弃的公子哥，他即使去玩弄忆秦娥的死对头楚嘉禾，也怀有替忆秦娥出气的动机，不允许楚嘉禾在那种情况下说忆秦娥的坏话。在小说中，刘红兵成为忆秦娥摆脱不掉的灾星，他似乎必然出现，造成忆秦娥的宿命，可以说作者在其中深寄寓意。书中即使像黄正大这样“戏份”不多的角色，也被作者处理得到位出彩。这位黄主任在剧团耍尽淫威，没干过几件有利于剧团发展的事，被调走时大家一齐放鞭炮相送，可见其不得人心。但作者笔锋一转，交代到，此人在艺术团体里当了不少年领导，却从没犯过“男女作风问题”方面的错误，添了这一笔，这个主任的形象就顿时丰满了。陈彦笔下的人物，要么不写，要写就写活，有性格，立得住，不留半成品，这是他的习惯、他的坚持，也是他的功底。

四、命运与历史

从《装台》到《主角》，陈彦实现了创作上新的跨越。上中下三部的《主角》无疑比《装台》更为厚重，这不是篇幅的简单叠加，更带来生活场景和历史纵深的扩展。作品从忆秦娥11岁拜师求艺写起，写到她50岁开外事业成就，时间跨度达40多年，从而实现了人物形象塑造之外的多种价值，特别是人物命运价值、文化史价值和社会历史价值等。

人物形象和人物命运是有区别的，人物形象未必包含人物命运，人物命运则可以丰富人物形象。短篇小说也可以圆满刻画人物形象，甚至体现人物命运，但长篇小说更提供了完整表现人物命运的充分可能。

陈彦深谙长篇小说的优势，在叙写忆秦娥的个人命运上下了功夫。他双管齐下，同时展现主人公艺术上的命运和生活上的命运，使之起伏跌宕、摄人心魄。初进剧团时，忆秦娥只是个烧火丫头，住在灶门口，后来有人试试她的嗓子，有一搭无一搭地教她唱戏，没想到她便真学出来了。传统老戏解放后，她获得角色，逐渐唱红，进入省团。后又当上主角，遭到同行的算计，她挺了过来。以后老戏不再吃香，她屈尊到茶社卖唱，再后来又赶上秦腔复苏，国粹光大，她就此东山再起，代表国家出国到百老汇演出，达到事业的高峰。但很快，她又开始面对下坡路，不得不接受把主角让给年轻人的现实。她身上凝聚着传统艺人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唱戏的儒家文化精神，经历和体验了所有，回首顾望，又是满目坎坷与沧桑。作者通过一个秦腔艺人的故事，概括了许许多多戏剧演员的艺术命运。

不仅如此，作品也巧妙地通过这一代主角的艺术命运，写出了秦腔和传统剧种半个世纪以来的相近命运，获得文化史意义的价值。忆秦娥们与前辈艺人们所经历的并不相同，相对而言，前辈艺人们除遭逢战乱外，艺术道路大体是平缓延伸的，而这一代艺人们遇到了剧种大起大落、风云变幻的时代变局。秦腔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地域特征，深受西北地区群众喜爱，而忆秦娥们亲历了传统剧目被打入冷宫和重新复苏、演出大红大紫和遭遇现代视听媒体强烈冲击等重大现实。陈彦写作此书的初衷，显然也包含具体地重现秦腔的这段真实历史，唤起更多人们投入振兴民族文化的努力的愿望。要知道，他本人对秦腔艺术怀有深厚感情，作品里热忱的剧作家秦八娃形象，也容易使人联想到他的身影。这部作品，托寄了他对秦腔艺术一段生命历程的回顾和纪念，实现了印证民族文化史的特殊价值。

如果说，靠自己的努力，忆秦娥把握住了艺术命运的脉搏，成为称职的主角的话，那么，她却完全不能主宰生活上的命运，没有成为个人生活的主角。通过这两种命运的反差与缠绕，陈彦展露了深邃的结构能力。正由于忆秦娥是个瓜女子，实心眼，做事心无旁骛，才使她在事业上走得比别人远，也使她在生活上一塌糊涂。她能当上演员，先天条件之一是天生丽质，却也由此招来许多追逐之徒。成名后，男人们更把她视为女神，刘红兵、薛桂生、刘四团、石怀玉等都对她爱得死去活来，哪怕她离了婚，也马上有人接踵而至。这成了一种报应，使她疲于应付，没有精力和机会寻找真正的爱情。她是个守身如玉的保守女人，愿意从一而终，但绯闻中她有二十多个男人，她生下一个儿子，却是智障，又很快夭折。可以确定的是，当上主角，使她远不如普通女人活得幸福，其中辛酸苦辣只有她自己尽知。作者老练地驾驭长篇规模，将一个舞台女主角复杂奇异的人生演绎得淋漓尽致，发人深省。

《主角》还通过人物命运史和秦腔文化史折射出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迁，这是它能取得重大成功并获取茅盾文学奖的重要因素。

茅盾文学奖有自己的性格，获奖作品多以“厚重感”取胜，在所谓厚重感中，史诗叙事往往占有一定分量。其中理由是，唯有长篇小说，能够正面反映一个宏大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形成史诗品格，因此这类创作格外受到重视。而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陈彦，显然具有历史性叙事的自觉追求，这是一个高标准，但他实现了。

小说从1976年6月5日写起，那正是一个中国即将发生划时代变迁的时刻。这一天，还叫作易青娥的忆秦娥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走了出来，脚上穿着一双那个年头算最好的白回力鞋，两只鞋的大拇指处都有点烂，是她娘觍着脸从邻居家借出来的——这样的时刻，这样的细部，都预示着作品即将揭开真实的、不平凡的历史性写照。全书结尾时，50多岁的艺术家忆秦娥又回到九岩沟，现在村里已遇不到什么姑娘媳妇小伙子，村民的故居正面临着为封山育林让路的搬迁。其间凡40年，小说严格忠实于历史原貌，写出了各个时期的世情演化、社会迁移，以及各种像白回力鞋那样确凿无误的细节，使人读来时时生出感慨，忆及国人阅历过的风风雨雨，沧海桑田，领悟有关历史真相、历史经验及历史方向的种种启示，感怀于心。这样的史诗性作品，大概也只有陈彦这样年龄的作家才能够写出来。

考察舞台姊妹篇《装台》和《主角》的各个侧面，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所依凭的生活基础是坚实的，开拓是深入的，作品内涵意蕴丰厚，谋篇布局严谨，人物塑造圆满，人物关系紧密，并着力于人物命运的刻画，重视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复现，在情节的曲折、细节的铺设、语言的生动等方面都追求极致，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应该说，如此全面的掌控和经营，与作者长期从事戏剧创作有关。戏剧创作也许不如小说创作自由通达，但要比小说创作难得多，要在有限时空中实现整体效果，调动所有艺术手段，以事倍求功至，并现场接受观众群体检验，实力必须过硬。所以，陈彦的获奖，为许多小说家的创作带来一定借鉴意义。还应该看到，舞台姊妹篇也属于主旋律创作，《主角》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而它在忠实于生活真实、致力于人性发掘、探索于精神维度、承受于时间检验等方面，远胜于平俗创作。它的根本经验，正在于遵循和力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