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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分析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的意义，即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既扩充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以便在更大范围传承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一定贡献。

关键词: 少数民族; 汉语小说; 语言策略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汉语是中华民族的族际共同语。当代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将自己的母语称作第一语言，将汉语称作第二母语。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采用汉语传承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表达少数民族审美体验，开创了少数民族小说的新的叙事方式，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坛。少数民族汉语作家采用汉语写作最初的目的，是要更深层次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用汉语表达少数民族内涵。他们在使用汉语时，除了运用汉语表达以外，少数民族作家还采用很多方法来改换汉语，在汉语中增加少数民族语言的和少数民族文化因素，增加汉语的少数民族语义。

一、穿插汉语标识的少数民族语言

十七年的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其主题和内容与汉族汉语写作的主流文学史是一致的，但当时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却采用了很多不同于汉族作家使用汉语写作的方法，使得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凸显出不同于汉族小说汉语写作的陌生化特色。其方法是在叙事过程中穿插一些用汉语标示的少数民族语言，穿插一些少数民族谚语、敬语祝词，以此展示少数民族特色。这是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家力图增加汉语的少数民族内涵的努力。这既是十七年少数民族作家在进行少数民族汉语小说创作的一种方法，也是在语言方面表达少数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举措。

1．穿插汉语直译的少数民族语言。十七年少数民族作家在进行小说汉语写作时，除了采取少数民族地理空间设置、风俗风情描写以及少数民族典型物象运用外，还采用穿插汉语直译的少数民族语言来展示少数民族的特色。所谓的汉语直译的少数民族语言，就是用汉语的语音来直译少数民族语言，又被称作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译拼音。比如十七年蒙古族汉语小说中就穿插很多汉语直译蒙古语，在蒙古族作家创作的汉语小说中，“额吉”是母亲、老大娘的意思，“那达慕”是蒙古族的体育大会意思、“特古日克”是圆的意思，“阿日德”是百姓、公民的意思，“嘎贝亚腾”是功臣的意思，“巴彦”是富裕的意思，“乌苏”是水的意思，“达哈”是翻毛皮的意思，“浩特”是村子的意思等等。十七年蒙古族小说的汉语写作中常常穿插这些汉语直译蒙古语，增加小说的蒙古族特色。比如蒙古族作家安柯钦夫的小说《在冬天的牧场上》，就穿插了很多汉语直译蒙古语，比如“从她翻毛的达哈(翻毛大衣)下面露出油亮的牛皮马鞭，外面是翻毛的山羊皮鞋套。”“羊群的咩咩叫声，划破了哈特(蒙古人居住的自然村)的寂静。”又如蒙古族小说家朋斯克创作的中篇小说《金色的兴安岭》也穿插了很多汉语直译蒙古语，比如“黑喇嘛笨重的点点大方脑袋，操着满口乌珠尔沁口音说:‘哎、达日噶(长官)，你是好人。’”这篇小说的人物名字都是具有蒙古族内涵的名字，比如巴特尔是“英雄”的意思，哈尔夫是“黑小子”的意思，巴雅尔是“喜”的意思、温都苏是“根”的意思等等。这些蒙古族名字没有翻译成汉语表达，而是采用直译方式，因而增强了蒙古族特色。玛拉沁夫也在作品中穿插很多直译蒙古语，比如小说《花的草原》里的描写，主人公杜古尔在旧中国是“终身不得骑马的奴隶”，在新中国则成为一个“阿日德”(公民)，他与家乡的长跑小将们比赛时要跑到到耶娜根茂都(爱情之树)那边绕上一圈才能返回等等，都是运用穿插汉语直译蒙古语的方式，来显示小说的蒙古族特色。

2．穿插少数民族谚语。十七年少数民族作家进行汉语写作时，通过语言张扬少数民族特色的另一个方法，是穿插少数民族谚语。在这方面蒙古族著名作家玛拉沁夫在他的汉语写作中有突出的表现。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篇幅不长，但作品中运用很多蒙古族的谚语。比如萨仁高娃在等候恋人的时候碰上了反革命分子，作品就用“放走豺狼的人，是草原的罪人”给萨仁高娃以力量。当萨仁高娃和反革命分子宝鲁格斗，因体力不支晕倒致使宝鲁逃跑后，作者又运用蒙古族谚语“打围只打了兔毛没有打着兔子是可耻的”来激励醒了的萨仁高娃去继续追捕敌人。当宝鲁放火烧了草原后，作者又运用“荒火是草原的死对头”，说明宝鲁的阴毒和萨仁高娃救火的勇敢。后来还用“瞎子爬一辈子，也爬不出科尔沁草原”说明蒙古族人民对于抓住宝鲁的信心。这些蒙古族的谚语，将这篇在当时很普通的抓获敌特的故事增添了蒙古族特色，并且能更好地增加语言表达的生动性和鲜明性。

彝族作家李乔在《欢笑的金沙江》中运用了很多谚语来显示小说的彝族特色，比如“金杯配玉盏，瓦盆子配粗碗”，“哪一只鸟雀起身早，它就能多啄一粒粮食”，“不吃羊的狼没见过，不打娃子的奴隶主没有过”，“猫儿放火，烧得了山林”等等。这些谚语都是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中总结出来并包含彝族人民智慧的通俗语言。运用这些谚语，一来可以提高作品的生动性和新鲜感，二来可以增强小说的彝族特色。

3．穿插少数民族歌谣。穿插少数民族歌谣也是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增强少数民族特色的举措之一。民间歌谣是民间文学的典型代表，是民间最美的诗歌，具有生动的语言、丰富的想象、精巧的构思等特点，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谣是一座丰富的民间诗歌宝库。民间歌谣分为劳动歌、生活歌、时政歌、仪式歌和情歌等。在十七年蒙古族小说汉语写作中，作家们运用穿插蒙古族民间歌谣的方法，显示蒙古族文学特色。比如玛拉沁夫就在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中穿插蒙古族的赞词、祝词。在献马仪式上，祝词家满怀深情唱道:“它那飘飘欲舞的秀美长鬃/好像闪闪放光的金伞随风旋转/它那炯炯发光的两只眼睛/好像一对金鱼在水中游玩/它那抖擞笔挺的两只耳朵/好像湖面上盛开的莲花瓣/它那震动大地的洪亮嘶鸣/好像动听的海螺发出的声音”。只有蒙古族这个视马为兄弟的民族才会这样去赞颂马，从而让读者了解到蒙古族民间歌谣的丰富和博大。

十七年彝族作家也采用穿插彝族民间歌谣的方法来增强小说彝族特色，苏晓星、李纳、李乔等彝族作家，在他们的反映彝族人民翻身解放以及彝族人民的新生活叙事中都穿插彝族歌谣。苏晓星的短篇小说《马帮一日》中，当马帮队长深情地弹起月琴时，马上就有人顺着月琴的调子唱起了情歌:“只要你挂在我心上的时候，一切都难不住我。枯枝搭桥我走得过，悬岩挡路我飞得上。路远，我变股狂风吹来，天黑，我擎着太阳照亮……”这首情歌运用彝族特有的物象，表达了爱情的执着，而且充满新奇浪漫的想象。李纳在小说《婚礼》中也穿插了优美的彝族歌谣:“相交要学长流水，细水长流不断根，相交要学千年藤子万年树，分开除非树倒藤断根……”这是彝族人民对于友谊的一种独特比喻，表明彝族人民对于朋友之情无比忠诚的美好品德。

以上几种方法，都是十七年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增加汉语的少数民族语义的方法，这种方法一般被称为“汉语加汉译民族语”的方法，这种方法给汉语增加少数民族特色，也增加少数民族汉语小说的文化特色。对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来说，这种方法清晰地表达了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民族的认同，使得少数民族特色更加鲜明，也解决了用汉语书写不能完全表达少数民族语言内涵的难题。“汉译民族语”一来丰富了汉语词汇，二来直接表达少数民族语言内涵，使得少数民族语言的原汁原味渗透到汉语表达中，凸显出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与不可替代性，从而使得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和汉族作家创作的少数民族题材小说有了明显的区别。

二、扩充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

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的不断发展，也随着汉语的进一步普及，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使用汉语越来越娴熟，在使用汉语表达少数民族文化内涵时，不再仅仅采用穿插和增加少数民族语言和宗教语言的方法，而是从外及里，对汉语的语义、词汇、语法按照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转换，用汉语表达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用汉语表述少数民族思维，从而开始了从跟随汉语到改造汉语的过程，这种改造使得现代汉语具有了民族化的特色。其结果是，加强了汉语表达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功效，增强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和理解空间，扩大和加强了汉语的表现力及交际功能。

在描写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时，少数民族作家采用汉字标示少数民族宗教词汇和民族词汇方法。汉字的语义原本表达的只是汉族的文化内涵。但随着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在写作中的探索，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在汉语写作中，汉字的语义在特定的语境中已变成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语义，从而既增加了汉语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又让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定内涵有了汉语承载者，从而让少数民族具有自己的用汉语表达的不同于汉族文化内涵的审美意象。从某种角度看，这是语言的跨文化交际的一种特殊现象。比如在汉族文化中，月亮意象包含有团圆、宁静、思念的内涵。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月亮，常常是团圆的象征，寄托着亲人团聚的期待和愿望，是思乡和思恋亲人的憧憬。“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望月怀远，明月千里寄相思。”这些名句都是月亮意象的鲜明表达。月亮在古诗词中还是离愁别绪的载体:“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依楼。”“月光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汉族人使用汉语时，汉语和汉文化是同步的，汉语的能指和所指都是汉文化内涵。但是，少数民族作家在运用汉语时，和汉族文化是有差异的。“月亮”在回族文化中有着和汉族文化不同的含义，回族之“月”表达的是穆斯林信仰，表达的是圣洁、清洁之意。回族汉语作家在汉语写作中，采用将月亮之象表达回族文化之意的手法，在汉语中增加少数民族的文化之意。

藏族作家阿来对少数民族的汉语写作有自己很多独到的见解。他真切地领悟到用汉语表达少数民族文化之意的美妙之处，他在《阿来: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汉语: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等文章中反复提到用汉语表达藏族文化意象的作用及对汉语发展的意义。他说:“如果汉语的月亮是思念与寂寞，那么藏语里的月亮则是圆满与安详……作为一个写作者已经把一种非汉语的感受成功地融入了汉语……这样，悄无声息之中，汉语的感受功能，汉语的经验性的表达就得到了扩展。”就是采用这种方法，阿来将藏族的文化意蕴用汉语表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反过来说，阿来对汉语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那就是给汉语增加了藏族文化意蕴。

少数民族作家在进行汉语小说创作时，极力要表达的是少数民族意识和少数民族思维。阿来把这种创作体验称作是一种奇异的体验，并预言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种体验。采用非母语进行创作，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其他民族中也存在。比如吉尔吉斯的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就是这样的作家。虽然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双语作家，但他主要的小说都是用俄语创作的，他的著名作品《白轮船》《一日长于百年》都是采用俄语创作。艾特玛托夫不同意作家只能用母语创作的观点，认为除母语之外还可以掌握另一种语言，而且用另一种语言可以寻找新的反映形式，是在新的语言环境中观察世界的补充手段。

艾特玛托夫的感受和实践对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写作来说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阿来在创作小说时，就采用汉语表达藏族文化，将汉语作为藏族文化新的反映形式。在阿来的《尘埃落定》中，读者发现他的很多语言具有隐喻的特点，就如同写诗一样，他的语言用意象激起汉语的张力，读者在阅读时常常要经过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意义来回穿梭，才能明白其中他所表达的含义。而汉语的能指在阿来特定的语境中，总是把读者引导到藏族文化

内涵之中，即引导到藏族文化的所指之中。这是因为藏族文学传统中常运用隐喻、象征、比喻等方法，喜欢借物喻人，具有诗性智慧。这种诗性智慧具有藏传佛教的主体性。也就是说，意象所指的意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意可以是接受者的意，也可以是说明者的意。阿来将藏族特有的诗性智慧用汉语表达出来，从而使得汉语增加了藏族的表达方式。因此，读者在《尘埃落定》中，常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奶娘把我从母亲手中接过去……我尝到了痛苦的味道，和原野上那些花啊草啊的味道，而我母亲的奶水更多的是五颜六色的想法，把我的小脑袋涨得嗡嗡作响……她觉得自己非常聪明，但我觉得的聪明人也有很蠢的地方。我虽然是个傻子，却也自有人所不及的地方。于是脸上还挂着泪水的我，忍不住嘿嘿笑了。”这样的例子在《尘埃落定》中不胜枚举。每个句子都如同诗歌一样具有象征意义。同时，又符合傻子那不同常人的跳跃不定的思维，一举两得。

三、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少数民族作家在运用汉语写作时，不是被动的学习，而是主动的积极的学习。这种主动学习一来是因为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为了更广泛地传承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只有汉语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点。二来是充分认识到汉语的主体性地位和优势，认识到汉语具有的与时俱进和包容吸纳的特点。阿来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藏族文学研究家。他除了创作藏族小说以外，还发表了很多文学评论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阿来认为，汉语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族际共同语，不仅仅是国家政策积极推进的结果，还因为汉语本身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汉语白话文真正具有我手写我心的能力，具有感知新事物、表达新思想的能力，这是汉语在各少数民族中得到普遍使用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语具有开放和包容的能力:因为开放，汉语大量吸纳外来词和少数民族词汇;因为包容，汉语能清晰表达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并能让所有懂汉语的人清楚认知。阿来以一个藏族作家对汉语的理解，高屋建瓴地说明了汉语作为官方语言、作为中华民族的族际共同语，对于少数民族作家写作的重要意义。阿来一直都在主动积极地学习汉语，并在汉语中融进藏族文化内涵，他清楚地看到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汉语写作的贡献和意义，那就是不断地加强少数民族的体验和思维，从而增加汉语的少数民族质感和韵味。这样使得汉语不再仅仅是汉族的语言，而是融进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以后，成为中华民族的族际共同语。阿来说:“汉语在扩张过程中，吸收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异族人，加入到汉语表达者的群体中来……当这些人群加入到汉语表达者的行列中来的时候，汉语与汉民族就不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了。”阿来以自己的写作为例，明确地提示出自己和汉族作家使用汉语的不同之处，这种差异性恰好说明语言的丰富性与张力感，只有差异才能带来丰富，只有丰富才有趣味，只有趣味才有美感，一切人文表达概莫如此，语言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扩展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其意义有两点:第一，汉语作为中华民族的族际共同语，需要更多的顾及到少数民族的表达和思维，那么少数民族汉语作家采取的很多方法很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得少数民族读者从中体会到亲切感。第二，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这些努力，使得汉语不再仅仅是汉族的语言，而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这样就可以加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认同，对促进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具有良好的作用。

同时，阿来明确地表达少数民族汉语作家运用汉语写作的另一个意义，是更好地表达自己民族的文化意识。有人认为，少数民族作家在使用汉语写作时，会随着少数民族作家掌握汉语的熟悉程度而丢失本民族的意识和文化。但是，阿来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在我比较熟悉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中，好多人运用汉语能力越来越娴熟的同时，也越来越具有本民族文化自觉，就是这些人，将对汉语感受能力和审美经验的扩张，做出他们越来越多的贡献。”阿来在这里其实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少数民族进行汉语写作时，要注意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意识，要防止运用汉语写作而完全汉化的趋势，在运用汉语写作时，要具有自己民族的文化自觉，表现自己民族的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二是对这种跨文化的写作充满信心，因为他看到，这些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不是越来越汉化，不是完全用汉语表达汉族意识，而是越来越具有用汉语表达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能力，从而使得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从语言到人物、从形式到结构，从主题到内容都具有民族自觉性，有利于创作出真正多元一体、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