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7年10月8日，太原下着蒙蒙细雨，我拉着拉杆箱一早赶往西客站，乘坐去临汾隰县的大巴。拉杆箱里放着换洗的衣服和几本书，现在只记得有本雅明的《启迪》，不清楚怎么还带了个睡袋。

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还会去担任副乡长，因为2007年在家乡乡镇担任过同样职务，进了作协，一心想搞创作，挂职初衷是为了体验生活。时隔十年，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到了隰县，雨越来越大，到挂职的阳头升乡，一天只有两次班车。我踟蹰在这座陌生县城的十字路口，身后墙壁上是一排红色的“好人榜”。

坐出租车赶到乡政府，已是下午两点多。整个乡政府十分安静，人们正在睡午觉。我敲开一间办公室，给我住的屋子还没有准备好，尽管国庆节前培训我们时要求8号到岗。我被临时安排住在别人的办公室，里面有两张床，床单被罩都是用过很久的，泛着油腻的光。庆幸自己带了睡袋。后来知道，本地的乡干部没有在乡政府住宿的，只是中午在床上午休会儿。过了会儿，另一位副乡长给我带过来一台“小太阳”，就是像电风扇那样转来转去的电暖器。虽然刚进十月，但是山里的气温很低，尤其是晚上。

我开始了扶贫工作生涯。每周五天四夜待在乡里，与干部们一起吃住，还时不时到村里开展工作。有一次，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徒步走了十几里路，到附近一个村子。我的计划是把全乡的村子都走一遍，做好我分管的工作。

几个月之后，要求单位在每个帮扶村加派人手，我兼任了竹干村的驻村工作队员。此后又被山西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抽调，和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撰写反映山西脱贫攻坚的报告文学《掷地有声》，开始全省采访。

几年来，几乎走遍了山西集中连片的太行山区、吕梁山区的58个贫困县，深入了数百个贫困村，见到了形形色色的贫困户，采访了众多的扶贫工作人员和致富带头人。

不是这次由点到面参与扶贫工作，我理解的农村还是自己想当然的农村：一是农村像年迈的老人生机渐渐逝去，二是农民依旧保守落后。

但是因为这几年的工作，看到些不一样的农村和农民，他们给我的震动，不亚于读到优秀文学作品。

在革命老区武乡县，我们采访这里的微商。一进创客小院，没等我们开始采访，几十位做微商的已经架好手机，现场直播我们的采访过程。我们从采访者变成了被采访者，这种身份犹如文学作品里的反转。采访几位微商之后，我深深地感到，他们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我们搞文学的。我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父亲和我的时代》，在《人民文学》2020年5期头条刊出，被多种选刊转载，收入了《小说选刊》编辑的年度作品选。

扶贫工作很艰辛，大多在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工作和生活条件差。许多单位派出的都是男干部。但在采访过程中，触动我的却大多是女干部。在临县，见到了从孝义市文化馆来的“80后”女“第一书记”，她讲初到村里不适应，因为没有资源被人歧视，怎样耐心地一步步开展工作，最后讲到市里评选先进个人，村民们为她编上伞头秧歌，用歌曲的形式为她拉票。她给我们放出村民们唱她的歌，那些声音说不上多好听，歌词也大多没有什么文采，但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这是在生活中，第一次见到活着的人被用这种形式赞美，还是一个普通的人。后来我以她为基本原型，写出了长篇小说《大地》，发表在《中国作家》上，被《长篇小说选刊》转载，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的许多细节，来自另一位扶贫女干部，那是运城市政协的，她在闻喜县扶贫，为了给贫困户上户口，开车带上贫困户数次奔赴四川大凉山。

从2017年到2019年，亲眼目睹了乡村一步步在变化，水电路网讯通了，不适合居住的地方移民搬迁了，许多地方的贫困户不用花一分钱，就在县城有了单元楼。当然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有的人游手好闲，不愿意干活儿没有积蓄没有房子，便现成分到一套房子；有的人辛辛苦苦一辈子，当不上贫困户，享受不到政策。但政策照顾到的，大多数还是那些绝对贫困的人口。而且，乡村发展，不再是前些年的领导拍脑袋，许多村落请了建筑设计方面的专家团队，像中国乡建院、重庆高戈伍度等，他们完成的作品，结合许多现代因素，在实用和审美上，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使人有种来了就想留下的冲动。以前看到服装代加工、电子元件生产，都在沿海开放城市，这次脱贫攻坚发生了一次大的产业转移，许多小山村加工外贸产品，疫情期间，偏关县居然给蒙古国生产防疫服。

政策的实施，使“两不愁”“三保障”真正得以落实，解决了农村的绝对贫困，虽然有的人还是很穷。而在脱贫攻坚中涌现出来的时代新人，是推进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在离石区采访，有位三十多岁的俊俏的姑娘让我佩服。她的丈夫有工作，儿子读高中，她不是贫困户，但她心甘情愿去当月嫂，认为凭劳动挣钱过好日子天经地义。为了多挣钱，她离开家乡，远赴汕头、深圳，甚至已经报名到加拿大，因为给那儿的华人当月嫂收入更高。姑娘的想法是，每年换一个国家，今年加拿大、明年美国、后年日本，钱也挣了，还能开眼界，相当于旅游了。因为疫情，不能出国，她居然花了两万多元通过网络培训考了五个证，提高了自己的身价。还有一位做月饼的，是交城人，丈夫家暴，她带着两个孩子离了婚。为了学会电商销售，竟然一次是“顶替”村里其他人的名额去参加培训，学完之后觉得不够，又让女儿报上名她去学习。她们这种学习的劲头，远远超过了我周围许多所谓的“文化人”，我认为这是新时代的一种精神，她们也是我下一步创作的素材。

在方山县采访时，一个村子人们都搞装潢。我问村支书人们去哪里干活儿，他回答说：“你心有多大，去得就有多远！”他们村去得远的，去了北京、上海。采访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他这句话还在我耳边回响，每次想懈怠时，它就出来鞭策我。

时代总是属于那些做好准备的人，狄更斯《双城记》里面关于时代的论述，放到什么时候都正确。现在的时代既纷繁复杂，瞬息万变，又阶层分明，分工明确。怎样让自己活在最好的时代里，怎样让作品搔到时代的痛处，我想得睁大眼睛，正见我们的时代。尽管每个人看到的时代都可能像盲人摸象，狭窄局促，但每个人把自己看到的时代书写下来，汇集到一起，就是我们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