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中宪：人的空间化与物的门外汉
二〇二〇年国庆节之后，我获得了一种新的写作语气，如同一段刑期结束，我自由得无法无天，自信心也触底反弹，我决定每天在公众号上推送一篇千字小文，并立下字据曰：对城市生活内核的又一次疯狂试探。
这是一场拉练式的写作极限运动，大概在第二篇文章的中后段我就找到了一种筋骨全被抻开的感觉，此后便越发胆大妄为。我刻意保持“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节奏，每天只想今天这一篇，明天的事情明天想。第二天一早，将醒未醒、元神将归未归的一刻，一个新的点子或标题或开头总会跳进我脑子，将我唤醒，天还未亮人还没醒透，底气可是光天化日明明白白：今天这篇，又有了。
我的想法是：绝不能让写作影响了生活，写作绝不能快于、早于生活，如果我今天就构思好了明天的写作，我怕明早醒来，我会不知道如何过明天的生活，反过来就会影响我后天的写作。写作永远是回忆式的，生活永远大于、优先于写作。我这样想不但是为了保护生活，也是为了保护写作。
城市生活看似两点一线，按部就班，空间定位到米，时间精确到秒，但当无数这样的人挤在一地聚众生活时，便呈现出巨大的、近乎失控的流动性、随机性，如同十个阿拉伯数字并不多，但彼此交叉，就变成无数密码——城市文学是这密码的破解者，如今我们大概只破解了两位数，这座写作的富矿还远未被开发。站在高楼或人行天桥上，以作家或鸟的视角俯瞰，人们低头赶路，靠导航而不是内心的方位感行进、转弯、躲避拥堵，人人精确导航，整体上却极度迷乱，每个人都曾在某一瞬间拥有整个城市，然后在其余时间彻底迷失。——这是城市对我展现出的魔力，我的小说服从于这种魔力。
我当然没有做到“每天”写一篇，因为有些天我甚至从早到晚连电脑都没机会碰一下，那些天我只是在全神贯注地生活，但此时我要格外感谢那些不写作的日子，是它们滋养了写作，我绝不能让滋养与被滋养者颠倒了顺序，错乱了比例。我今年四十出头，“全神贯注生活”对今天的我来说，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对此我也有格言，我把它用在了微信签名上（我总是过于清醒、热爱总结，有时真是恨透了这一点）：偶尔写作，经常思考，时刻体验。
不幸的是，我在收获自由的当天下午就被戴上了新的枷锁：大概也是从第二篇起，我开始有了明显的起止动作，也就是说，这些随机的文字有了开头和结尾，有了起承转合，有了似有若无的“立意”，变得更像故事了。一个欲擒故纵的开头和一个戛然而止的结尾实在是太诱人了，我总是招架不住，这大概就像导演醉心于 “action（开始拍摄） ”和 “cut（停止拍摄） ”两个指令一样，是一种挺变态的心理。要知道，几个小时前我还发誓把它们消灭干净的，不到一天它们就顺藤摸瓜，找上门来。只能说，我和它们太熟了，太血脉相连了，它们像老家的穷亲戚，总能搭着高铁和长途公交车，敲开我的家门，或者握有我的微信号，即使长年失联，也能突然发来长信，要我帮他同事的侄女升学就业。
我翻阅刚入手的《卡夫卡日记》（我目前这种一天一篇、随遇而写的做法，倒真有些像日记），惊叹卡夫卡的定力，即使是在日记这种很私人、很不正式的写作中，他仍然谨遵自己的写作纪律。我那爱总结提炼的毛病又犯了，我把卡夫卡日记的阅读笔记摘录如下，世人都知道，阅读或多或少有功利性，我能读出什么，取决于我有什么、我关心和焦虑什么，所以这些读后感也不过是另一种自律与自我安慰：
1914·6·21
日记中的“我”，每一个举动都很合情合理，不合理的是周边人，而“我”无力反抗，只能一步步走下去。深深的无力感，无意义感。
卡夫卡专治注意力涣散！因为他随时闭合，他不是那种随叫随到，即插即用的作者，读他最好一直读下去，他不给那些三心二意的人机会。
1914·7·23
他在日记里都能隐藏自己，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的写作伦理如此决绝：绝不触碰那些已知的，已被归纳的部分。
1914·7·27
他解放了文体的形式感，取消了事件的起止点，没头没尾，无止无休。
他无所企图地罗列日常，他的生活和写作是融为一体的，或者根本就是同一件事。
1914·7·28
罗列一个个人。许多妙语。绝不试图完整地描述人，只取片段。绝不写别人眼中的人，或别人期待看到的人，只写自己的独特发现，因此充满主观性。他不靠写作寻求浅薄的认同感。
这一天一战爆发。世界似乎与他无关，但世界不只存在于大事件中。他只保持对日常生活的警觉。
1914·7·29
即使在日记里，“我”在一天内也变换了多个身份：我首先是约瑟夫·K，富商的儿子，不愿接受父亲的摆布，甚至看公司门卫也不顺眼。接下来“我”是贫穷的学徒，因为偷钱被老板赶走，“我完全不知所措”。
我喜欢他的不知所措。
七月二十三日那篇，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说出全部，又隐藏自己。我希望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间断地选取真实生活中的一些触点，将其放大变形，写成一篇篇小说，每一个触点都是真实的，事关我本人的，但是合在一起，现实摇晃，我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身边最亲密的人也会在这场写与读的追踪中迷失。如同跟车，老司机叫你跟紧他，你一路盯着他的车屁股，默念他的车牌尾号，左转右转，超车变道，一路到达目的地，才发现你早就跟错了。——这是我理想中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也是我眼中人与城市的关系。
读书时我的老师、社会学家张乐天教授这样描述他的研究和写作（大意）：知道难，也知道自己能克服这种难，只是暂时不知道克服的办法在哪儿。现在，我在自己的写作中也体会到这种感觉，这真是人生最美妙的瞬间之一，就像“男女双方都知道对方想和自己上床，只是暂时未上”是相爱的最佳阶段一样。
然而我一面隐藏自己，一面又提出一个几乎相反的要求：这一次，能不能稍稍带上点感情？
我这样说，一定是因为之前的我总是不带感情。不光是行文风格上的所谓“冷峻、疏离”，更是内核上也近乎无情，或者说，总在写作中回避现实中自己用情最深的那些点。原因或许有很多，但我想这首先是因为写作上的无能，只敢写那些不痛不痒的事。做人怎么可以这样？我一旦认清这一点就再也无法容忍。清晨，当那个点子从天而降，进入我体内时，我不能急于吞下它，然后顺利生出一个还不错的蛋，我要检视它：你是不是我的痛点？在我的情感浓度排行榜上，你算老几？如果排名靠后，哪怕排名第二，也请你先走开，因为我要先写第一名。
我在手机备忘录里搜索我的城市文学观。（如今我也越来越依赖这些机器来记录和记忆，很多重大问题我都要先问它。我在备忘录里列了详细的目录，比如“构思”“素材”“句子”，以及专门收录人名或器物名的“名字”等，然后在每一个目录下随机记下大量字句，这些只言片语其实充当了每一次写作的发起者，它比清晨的灵感来得更可靠，更立等可取。）大致有这样几个关键词：
悖论、错位与迷失。时至今日我仍然容易在各大商圈迷路，我是“大型商场综合征”晚期患者，商圈、地铁、广场、咖啡馆、斑马线，总是无差别地接纳各种人，是天生的城市物种展览馆，在这种地方，不管遇见什么人都不意外。伦敦有个Piccadilly Circus（皮卡迪利广场），相当于伦敦的五道口或五角场，天南海北，人流繁忙，奇葩密度极高。伦敦人说，如果你在Piccadilly Circus待得够久，你会遇见所有你认识的人。——这就是城市的感觉，我的许多小说意象来自这种地方，我在这里随机遇见一些人，与他们发生一些故事，多数都浅尝辄止，很少伤筋动骨。大家摩肩接踵，有时近到鼻孔共用一小片空气，但是毫不相干。有时我们依靠意念和推理交往，互相一搭眼，就预见到最终结局，因此干脆不让它开始。因为要换房，二〇二〇年上半年我跑遍全上海，去了很多从未去过的板块，几乎重新发现一座城市，我发现单是“房地产”这一线索便可独立解释整个上海。途中零星记下一些句子，类似《房地产辞典》，或许藏着我的一些写作秘诀：
落地窗：先让自己住进一个个水泥盒子里，再想方设法把盒子的洞开大一点，再大一点。
均价：先盖高楼挡住天空，再出更大的价钱住到高楼的高层，好离天空更近一点。
保姆间与人车分流：对手和冤家早已同床共枕，越是相依为命的亲密对象，越要分居。
车库：人为什么一定要开车？因为步行不容易找到车位……
千人一面，一面之缘。我常去一家店里洗车，已经洗了四五年，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经常坐在桌子后面紧张计算利润的老板其实是两个人：哥哥和弟弟。两人长得极像，但又不是双胞胎，上下差了三四岁，一个孩子上小学，一个尚未婚配。这让我震惊，为自己的熟视无睹而负罪，决心写一篇小说来谢罪，在这篇小说里，洗车店里的所有人，从老板到每一个洗车工全长着同一张脸，只是年龄性别神情各异。另一次，我在自动柜员机隔间取钱，外面有个人为了催我快些，不时发出一些焦躁不安的动物拟声词，我后来开门与他擦肩而过，但是双方都戴着口罩，谁也没看清谁，那一刻我想，此生我和这人恐怕再难相见了，或者纵使相逢应不识，但是千真万确我俩曾在同一个密闭时空隔墙相对，怀着各自的心事……我同样为这个人写下一篇小说，这样的时刻总是让我心动。人们常说小镇青年适合当作家，因为小镇既足够复杂，又不至于过分庞大，小镇青年一生都和同一小撮人周旋，抬头不见低头见，因此便于长久观察和深入描画。然而我生活在两千四百万人的上海，迎面而来的每一个人，此生都可能再不相见，我必须为这样的状态负责，写下与之适应的文学。
人被空间而不是时间定义。格非老师曾在演讲中提到一个迷人的话题：重返时间的河流。我的体验是，我们可能很难重返，因为在我生活的城市，时间已经不是一条河流了，顶多是一条人工景观河道，河道两侧，房价差好几万。有什么样的空间，就生出什么样的人。很多年我致力于将空间作为我的小说的背后大 BOSS，至于时间——我确实没时间考虑时间。时间即使有意义，也早被前人写尽，相比之下，文学对空间的开凿才刚开始。我的小说是城市空间里长出的庄稼，这片空间的人早已背不出二十四节气，只知道二十四小时营业，996，淡季旺季，同比环比……人们生造了一批全新的词汇来涂改时间，以使它配得上这片空间。我为这片空间深深地着迷，包括偶尔的废墟——两区交界处一小片失管的树林，即将拆迁的危楼，无人认领的建筑垃圾，等待土拍的荒地——还有什么比废墟更能象征我们荒芜的内心？我常在这些地方就地展开一次旅行，顺便萌发出一篇小说。如果说城市是我的日常，废墟就是我的远方。
同理，物成为人的定价者。这已经与“物质主义”或“拜金”无关，而是人处在空间中，人被空间定义，而空间中满满都是物，因此人都在外化、物化，即使最曲折幽微的内心，也总有一款恰当的产品代言。物质面前我们变得不知道如何描述自己了，因为物抢先描述了我，描述得比我还生动传神。我们当真实现了物我两忘、物我合一，只不过这一次物占主动。未来或许也不存在“曲折幽微”的内心了，因为物总是相对更固定和静态，更标准化，这样粗枝大叶的物，决定了我们只配拥有粗枝大叶的心。过去我们被时间定义时，时间是无价的，或者至少是均价的，对谁都没有差价，但现在，每一个物都明码标价，贵的贵，贱的贱，已不可能放进同一个购物车。——我们的文学要去研究这样的物，进入这样的物，而不是继续清高地扮演物的不屑一顾者实则物的门外汉。
二〇二〇年我经历了一场缓慢的崩溃与更加缓慢的重建。二〇二一年春夏之交，有一件大事要发生：我要搬家。我二〇〇〇年来上海，如今二十年整，除去读研三年，剩下十七年一直住浦东，浦东是我不折不扣的第二故乡，不管地理还是文学意义上，虽然我可能在小说中只字未提浦东，但浦东是我事实上的文学根据地。但是这一切看来要结束了，再过几个月我将离开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这个占全国 GDP 八十分之一的地方，搬到郊区松江，住进城乡接合部一间颇为古典的建筑。我内心充满了文学式的恐慌，我想到马原离开了他的西藏，董夏青青离开了她的边疆，我虽然只离开我的浦东三十来公里，但我不敢小看这段距离，我怕我住到那片田野之后会丢掉城市的感觉，我迄今仍未厌烦这种感觉。从出生起，我历经农村、县级市、省会、北上广，一直在行政意义上往上走，往城市中心走，这是我首次越过折返点，开始往下、往外围走了。二〇二〇年国庆前后，搬迁大计前脚刚确定，积压已久的一批灵感后脚就来了，催我写下一系列小说，不知道算不算对浦东、对城市提前开始的一次深深的怀念。未来吉凶未卜，但是没有关系，因为除了写作，没有什么真正值得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