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写过一部与生态文学有关的长篇小说《环形山》，扉页题记写道：1964年7月31日，美国太空船“徘徊者”7号坠毁前17分钟拍下了人类第一张月球环形山照片。月球最大的环形山是阿尔芬斯环形山，其次是帕提玛斯环形山、阿卡琉斯环形山。这则题记与我那时多年从事环保工作有关，我因此比较早接触了生态、环保、生物多样性、生态伦理学、可持续发展、温室效应、海平面升高等诸多问题，写过大量生态环境新闻报道，对生态文学概念也不陌生。那时候中国较早的生态伦理学家余谋昌的文章很吸引我，正是从那里我初步得知：大约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法国人率先提出了“生态伦理学”，认为伦理学的正当行为的概念必须扩大到包括对自然界的关心，道德上的权利概念应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和过程，确认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简而言之，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是：应当尊重所有生命和自然，不应当伤害生命和自然界。我刚从西藏回来不久，立刻想到了佛教中的杀生戒，想到科学的宏论与宗教自然观如果不是异曲同工，至少也是殊途同归。

1992年，我深入毛乌素沙漠调查采访一桩生态破坏事件，那地方真是荒凉，大漠中唯一所剩的一点绿植也已像斑秃一样，没有风也像是正刮着七级风一样。类似环境与人互为灾难的现场镜像我见过的太多了，没少写过揭示批评警示人类的报道，更多的是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报道，但是多年下来，我时常感到无力。2001年，我又接受了一项采访任务，当时我认为又是一次例行公事。但当我驱车进入北京陌生的怀柔、顺义、平谷、密云四县交汇的山区，峰回路转时突然出现了一座现代生态庄园，我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庄园朴素，有小径、池塘、石板桥、山谷、砖木房屋，一切都十分简单，就像写生一样。山上新植的侧柏并不比谷底的灌丛高，不过将来无疑会超过灌丛。我完全没想到当今中国，而且就在北京，存在着这样一个生态庄园。庄园主人贾晓淳是位知识女性，曾在军中服役，后来下海，创造过商业奇绩。上世纪末，她来到距北京市区70公里处的顺义荒山脚下，租赁了正面可视的三沟四梁八面坡，共200公顷的荒山，投下300万元巨资，从此展开了她作为一个拥有三条山谷的女人的全部梦想。

当我听说庄园的某个地方还养着蒙古狼和藏獒，我发现这样一个荒山脚下的庄园，一个温和而沧桑的女人应该不仅仅只眷顾一些小动物。贾晓淳走过很多地方，西部、黑土地、草原，她还谈到英国的生态庄园、人与自然，但一些中国元素让她把庄园命名为“归真园”。我急于去看那两匹蒙古狼。狼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概念，一种危险而稀世的概念。我一直认为狼与人类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关系，甚至最终是一种共同的悲剧性的孤独。狼一直是人类的天敌，狼正在消失，狼养育过人类的弃婴。狼孩被许多国家证明是存在过的。但你什么时候听说过狗孩？她问我时还真把我问愣了。我见到了蒙古狼，两匹，流线型，我与其中一只淡黄色眼睛的对视，长久地对视，我认为我不仅看到了蒙古大漠、时间的风云、孤独、悲凉，我还看到更多的无法言状的东西。后来我们讨论了狼的眼睛，却最终都没说清它的目光到底蕴含了什么。

贾晓淳鼓励我把小说写出来，那时她已是蜚声国内外的杰出环保人物，完全不在乎我以她为原型写一个多面人物，她的大气让我肆无忌惮，她理解小说不同于新闻，应有更多可能，更为复杂的表现，应有殊途，即使同归也不全是现实层面的同归。她学导弹专业，但也酷爱读书。贾晓淳在《环形山》的虚构世界里，或者现象学的意义上变成了一个新的人物：简女士。庄园还是原来的庄园，非常现实主义，有着生态环保的光环，密室中的三个植物人是简女士过去的三个情人。密室被布置成“环保展厅”模样，每个人前面都有展板说明文字，简女士定期到“展厅”手持教鞭讲述三个人类的“标本”，他们对爱的破坏和人类对脆弱环境的破坏并无二致，人，或者说患了“现代病”（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人即是万恶之源。她支持野人考察，赞助野考队，认为野人与万物平等，与自然和谐，一心向佛，地球永存，但真的将神农架的野人带回来考察却碰到伦理问题：野人是人还是动物？野人馆放在动物园是否可以？简女士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要去人类中心主义。但问题并没到此结束，当动物园的野人越来越接近人，最终有人发现所谓的野人不过是20年前一名失踪的年轻野考队员。但当要揭露这一点时，主人公简女士竭力掩盖、反对，并阻止“野人”进一步回忆起过去。

无疑，这是一部喜剧小说，在正确中包含着错误，错误中包含着正确。“生态文学”显而易见是一种预设性很强的理论，正面书写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对于非虚构作品，如新闻、调查报告、对话、报告文学等来说是很自然的。然而，对于虚构文学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以为生态文学首先还是文学，其次才是生态，而文学要比一种立场或主义要复杂得多，且不说内涵。比如人性的复杂度，就是表现技术、形式、流派、方法也要丰富得多。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文学同样可以用喜剧的、反讽的、荒诞的方式展现事物的复杂性，正如前面所述，可以在正确中发现谬误，在谬误中发现正确。

行文至此，我无法不想到《堂吉诃德》，虽然伟大的塞万提斯尽情地嘲笑了主人公荒唐可笑扭曲的行为，但正是在荒唐中我们又发现了其内在的合理性或合理的一面，比如理想主义。我们从不觉得堂吉诃德是绝对的荒唐可笑，现实生活中，我们说这个人有堂吉诃德的精神，往往是一种肯定。生态文学应该能让读者从内心、视野等方面都感受到复杂性，在复杂性中确认一种精神，这要比在简单中确认一种事实有力得多。我希望读者读完《环形山》更确认某种东西，简女士其实并没有大错，只不过走了极端，出现了变形、荒谬，成为另一种“恶”，但同样，正是在她的极端中，我们可以确认她的某种正确。这也是我所理解的生态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