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大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诺贝尔”一直是文坛甚至社会念兹在兹的图腾，莫言获奖，俨然完成了全民心愿。

莫言崛起于1980年代的寻根、先锋运动。他的小说从《红高粱家族》（1988）、《酒国》（1993）、《丰乳肥臀》（1996）到《檀香刑》（2001）、《生死疲劳》（2006）、《蛙》（2009）等，多以故乡山东高密为背景，一次又一次地完成“现代”“革命”“国家”的历史叙事中，凡夫俗妇的困境与挣扎、屈辱与反抗。他的叙事杂糅传统说故事人的世故、现代乡土文学情怀以及拉美魔幻现实小说的奇思妙想，不仅颠覆了既往的八股文式写作，也凸出文学众声喧哗的力量；荣获大奖，可谓实至名归。

但诺贝尔奖也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的荣誉。莫言得奖后各种褒贬纷至沓来，谓之为国争光者有之，名过其实者有之，遑论种种借机攀比附会的怪现状。面对这些得奖后遗症，莫言缄默以对，一如他的笔名——莫言——所示。与此同时，更令读者关心的是他创作的持续力。莫言如何证明自己？是否有所突破？都是想当然的话题。

《晚熟的人》是莫言得奖后首部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十二篇作品或写成于2012年得奖前，或为新近完成，合而成书，很可以一窥莫言八年间的变与不变。莫言作品向来大开大阖，篇幅越长，越能显现他那种异想天开、兼容并蓄的气魄。在新作中，他似乎有意摆脱这些特色，风格转为内敛，时而怀旧，时而嘲讽，显露一种若有所思的节制。短篇的形式也不容许过分复杂的情节和人物发展。

对莫言的粉丝而言，《晚熟的人》乍看未必是惊艳之作。写过各种题材，如今作家颇有返璞归真的姿态；在盛名之下创作，想来也有不得不然的理由。但仔细阅读各篇作品，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的企图，甚至会心一笑。关键之一，正是书名《晚熟的人》。

二

相对于“早熟”，“晚熟”之于莫言有着复杂的意味：既可能是大器晚成、后劲十足，也可能是后知后觉、恍然大悟，甚至不计一切，后发制人。无论如何，“早”“晚”之间出现的时间落差，使得社会的顺时针不再可靠。而在政治人类学的词典里，“生”“熟”之间的学问大矣。一回生、两回熟，熟能生巧，熟门熟路，熟极而烂。“熟”是文明的现状，也是生存之道。从“晚”与“熟”意义各种可能的排列组合里，莫言观察当代中国形形色色的现象，也思索当下社会本身是否也是晚熟症候群的一端。

《晚熟的人》基本围绕两类题材展开：一类关于莫言近年返乡、重新认识当年人事风貌；一类关于莫言对文坛众生——包括自己身为“作家”——的观察。这两类题材的交集恰恰在于他对“晚熟”这一关键词的体会。借着回顾自己来时之路，不论是困窘的童年生活，或者是进入文坛后的是是非非，作家与其说有了恍若隔世的感叹，不如说忙不迭地跟上时代，辩证“生”“熟”，甚至不无“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困惑。

还乡小说是乡土文学的大宗，可以回溯至鲁迅的《故乡》，莫言成名作如《白狗秋千架》等也循此方向展开。游子重返故里，回顾童年往事，体认城乡差异，感叹时移事往……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主题。然而莫言新作里的返乡之行证明这套公式已经过时。《地主的眼神》里的老地主，经过无数清算和运动，竟熬到寿终正寝，在村人围观中风光入葬。《斗士》的无赖受尽村人羞辱，以他的后半生贯彻毛主席“阶级斗争”；“他的仇人们，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眦睚必报的凶残的弱者”。《天下太平》里的农村早已经成为环境污染的渊薮，肿瘤的鱼、变态的鳖、各怀鬼胎的村人，共同活出一个太平盛世。《等待摩西》里的红小兵“文革”中狠批他笃信基督的祖父，三十年后自己成了狂热基督徒，并以此行走江湖。命运的轮盘哗哗地转着，负负得正，一切“都是历史的误会”。

更突出的是《红唇绿嘴》《晚熟的人》。前者写莫言的一个小学女同学多年屡仆屡起，进化成家乡网络时代的恐怖分子，以五个手机、两个公众号买卖谣言，操弄民意。她食髓知味，俨然以莫言经纪人自居。“在网络上不能讲仁义道德，越无耻越狠毒越好！网络真他娘的好啊！”后者写莫言的一个邻居同样历经革命洗礼，新时期摇身一变成为地方名流，借着莫言获奖牟利敛财。小说高潮，莫言看着《红高粱》景区爱国狗血擂台赛，被操弄得怀疑自己身在何方。

莫言在这两篇作品中都以第一人称出现，看着家乡巨大变化，啧啧称奇。鲁迅式的故乡忧郁症早已过时。如今的乡亲父老耳聪目明，何其机灵；他们不需要莫言之辈的同情或矫情。他们犹如《天下太平》中基因突变的鱼鳖，已经成为一个新品种。套句《白毛女》的名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果如此，以后社会又把人变成了什么？

早熟和晚熟差别何在？“有的人，小时胆小，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有的人，少时胆大，长大后胆越来越小”。莫言的邻居如此解释着。换句话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不，龟兔赛跑，后来居上。只是这样的“晚熟”充满铤而走险的投机，无所顾忌的盲动，还有，完全扭曲的正义逻辑。20世纪的革命、启蒙运动不乏路线之争，毕竟有起承转合的线索。莫言早期《红高粱家族》《酒国》拆解却仍依违历史大叙事，即使中期《生死疲劳》和《蛙》退一步以轮回想象作为现实的解脱，也还投射某种因果秩序。《晚熟的人》中的各色人等赶上了（革命）历史末班车，却要后发先至，昨是今非：“我们晚熟的人，要用一年的时间干出那些早熟者十年的业绩。”在这里，时间成为竞技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先来或后到无关宏旨，重要的是迎头赶上，创造“业绩”。

“晚熟”征候不仅发生在乡村，早已蔓延成社会的感觉结构。莫言暗示他所置身的文艺界就不乏是类人等。《表弟叶赛宁》《诗人普希金》里，泛泛之辈无才无德，却能无孔不入，而莫言自己往往成为他们利用或攻击的对象。《贼指花》是篇具有神秘色彩的作品，围绕一群文坛男女的小奸小诈，而故事核心居然指向偷——偷窃与偷情。所谓文学在此有如障眼法，混淆了生活与创作。这篇作品相当生动，有如莫言与文艺圈牛鬼蛇神交游多年后的心得报告。而小说最后指向叙事者莫言也有自欺欺人之嫌，不可尽信。这当然充满后设趣味了。

这神奇的“晚熟”效应让文学和农村——或整个社会——产生不可思议的连锁。在《地主的眼神》里，小学三年级的莫言据说因一篇作文《地主的眼神》“轰动全县”，也坐实了那位地主的罪状。“从此以后，我就明白了，写作文可以虚构，而且也明白了，作文中的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关系。”莫言其实是“早熟”的，但几十年后他才明白，自己熟成的速度未免过于缓慢。《红唇绿嘴》和《晚熟的人》里，莫言衣锦还乡，惊觉乡人早已经把握时机，将他虚构的世界还原为历史旅游景点，大发利市。“假作真时真亦假”，人人都能无中生有，大做文章，人人都是文学好手。莫言所能做的，无非是戏上加戏，扮演好名作家“莫言”的角色。

三

“晚熟”一词让我们联想到当代文学理论的关键词“晚期风格”。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在《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纵观近现代西方文学与音乐大家的晚年作品，注意到一种特殊风格①。一般以为岁月与经验赋予大师一种“和谐与宁静”。或与人生难题和解，或成就圆融的智慧。但在贝多芬、施特劳斯等例子里，晚期风格不仅不见圆融与和解，反而呈现矛盾、孤僻，甚至自我放逐的倾向。这是萨义德所谓逆向反常（against the grain）的创作。在此，时间发生错置：创作者越过生命顶点，感受到时不我予，反而有了特立独行、自甘异化的冲动。晚期风格每每引人侧目，但在晦涩甚至古怪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艺术家放出奇招，仿佛与时间的必然性相抗衡。

我们无须套用理论为莫言的新作强作解人。但就着萨义德所定义的“晚期风格”，我们仍可探问在莫言创作历程中，《晚熟的人》所显示的转折意义：它是初老的莫言重新出发的尝试么？果如此，他如何展现不同以往的“晚期风格”？他在评价当代社会晚熟症候群的同时，如何为自己的创作定位？所谓“晚熟”是饱识时务，是随波逐流，还是从心所欲——“必”逾矩？

为这些问题定调或提供答案也许言之过早，因为我们期待莫言的创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如此，《晚熟的人》显示莫言对时间的技术或幻术不能无感。他对“晚熟”或“过熟”不以为然，但也不得不承认，那是当下中国的处境。在这个大机器里，人人操作进退之道，不论“早”“晚”，必须烂熟于心，莫言期待从回忆中找寻那些原初（却也可能早夭）的生命，那些“生”的或“半生不熟”的人和事，从中投射现实的对照。

或许这是莫言对“晚期风格”的试探？因为客观环境的限制，《晚熟的人》尽量不碰政治，就算揭露社会问题，也缺乏追根究底的锐气，而代之以嘲讽、对照或回忆。读者或谓莫言笔下避重就轻，但他别有所见：

一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我在写作，早期是向外看，对罪恶的抨击多一些，更多想到的是外部强加的痛苦，想到自己怎么受社会的挤压和别人的伤害。慢慢就向内写了，写内心深处的恶，尽管没有释放出来。②

换句话说，主义和教条以外，莫言更关心的是根本的人间伦理。革命的狂飙几番起落，古老的话题依然打动我们：什么是虚饰与真实、邪恶与宽容、意图与责任、暴虐与慈悲？当然更尖锐的潜台词是，如果社会多少年来号称改天换地，创造了美丽新世界，何以这些话题永劫回归，历久而弥新？

《晚熟的人》中诸作提醒我们，性善或性恶俱分进化，莫衷一是。这使得莫言的批判立场变得犹疑，甚至及于自身。最好的例子是《红唇绿嘴》。莫言对家乡的那个网络女强人充满无奈：“她的智商很高，她的知识面很广，但她为什么连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呢？我想，真正可怕的坏人还不是那些知道自己坏的人，而是那些不知道自己坏，反而认为自己很正确很好的人……他永远都认为别人欠他的。”然而，当他回忆这个女性当年所遭遇的意外屈辱，以及事后她歇斯底里的报复，他网开一面，承认生命无可言说的黑洞。

莫言曾经写道，“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能真正产生“大悲悯”③。诚哉斯言。但实践这样的表述，谈何容易？人心唯危，道心唯微——不论是什么道，什么主义。只有对生命的复杂性有了敬畏之心，文学的复杂性于焉展开。

这让我们再思《晚熟的人》中篇幅最长的《火把与口哨》。小说中，莫言仍然以第一人称记叙少年所见的一桩婚姻故事，以及一场人狼大战的传奇。故事中的男女因为吹口哨相爱成亲，日后丈夫因矿难骤逝，一家四口的生活因而崩坍。悲剧却刚开始。他们的孩子一个为狼所噬，一个中毒而死。至此，我们的女主人公几乎重复着鲁迅《祝福》中祥林嫂的命运，但事实不然。她燃起火把，直奔狼窟，杀死母狼和嗷嗷待哺的狼崽，自己也力尽心碎而亡。

与《红唇绿嘴》开场背景相似，《火把与口哨》写的也是一段“文革”中期的往事。但莫言所要探讨的恶与伤害不仅来自人与人间疯狂的斗争，更来自天地不仁的凶险。故事中的平凡人家一夕间毁灭，令人无言以对。多少年后莫言回顾往事，却另有发现。时代是这样纷乱无明，生命何其脆弱。那四口之家刹那间崩塌，徒留凄厉的口哨声萦绕乡村。但——比起五十年前无限上纲的革命叫嚣，五十年后呶呶不休的“红唇绿嘴”“火把与口哨”反而留下一些纯粹的、有如寓言的东西，让我们反思卑微与执着、恶与悲悯的本质，而不禁心有戚戚焉。

这也是迟来的体悟吧。以此，莫言赋予“晚熟”一层相对积极的定义。晚熟是时间的考验，你我不免，只怕熟斯烂矣，失去本心。经过大风大浪，作家看尽一切，传奇不奇，他要书写平常里的不堪，也要记录那屈辱里的高洁。晚熟的作家冷眼观世，心照不宣，但更可以自行其是，笑骂由人。在这一转折点上，莫言开始实验他的“晚期风格”。

（王德威，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

【注释】

①Edward Said，On Late Style：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New York：Vintage，2007。

②《莫言——唯一一个报信者》，《南方周末》2010年2月10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41514。

③莫言：《生死疲劳》，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第6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