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有一天，一个女人突然对他的丈夫说：“我不再做饭，不再洗碗，不要生小孩，从今以后你也不要再碰我了。因为我要写小说了。”不知道他的丈夫会作何感想。无论是古今中外，一个女人敢于说出这样一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都需要有着惊人的果敢和勇气。20世纪的英国（依然笼罩着维多利亚时代鲜明的保守风气）就有这样一位女性，遇到了一个甘愿为她牺牲一切的男人。这个幸运的女人就是著名现代主义作家、文学评论家、女性主义先锋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

和许多出身贫寒、卑微的作家不同，伍尔夫的家世可谓异常显赫。1941年4月3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伍尔夫的讣告，其中一段写道：“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萨克雷的外孙女，达尔文家的亲戚。伍尔夫家当时与诸多文学名家有来往，常来拜访的有斯蒂文森、拉斯金、罗厄尔、哈代、梅瑞狄斯等。”家中浓厚的文学氛围与他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密不可分（我们可以自然联想到，为何伍尔夫后来能在享誉全球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扮演核心角色），他是维多利亚时代出身于剑桥的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学者和传记家。在整个文学史上，或许只有简·奥斯丁的父亲能在女儿成为作家的道路上给予同样巨大的影响。后来有人说：“奥斯汀在世界的一隅嘲笑全世界，伍尔夫则在世界的中心看轻全世界”。

或许是上苍的嫉妒，伍尔夫的成长之路可谓异常坎坷。幼年时遭到同父异母的哥哥猥亵，13岁时母亲因风湿热突然离世，导致她第一次精神崩溃。两年后，伍尔夫失去了同父异母的姐姐斯妲拉（当时正怀着身孕），对性和婚姻的恐惧深深植入伍尔夫的生命中，成为她一生中不可逾越的沟壑。1904年，22岁的伍尔夫又遭遇了父亲的离世，她再度精神崩溃，并企图跳窗自杀。和写下《海利根施塔特遗书》却坚持活下去的贝多芬一样（对于一个女性而言更为艰难），涅槃重生的伍尔夫由此开启了辉煌的创作生涯。为了不拖累家庭，她开始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作品，同时在一间在职成人夜校 Morley College 任教。更重要的是，她在24岁之后结识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的一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社交圈，伍尔夫的人生转折点由此到来。

凭借着显赫的家世渊源和卓越的文化修养，伍尔夫和姐姐瓦娜萨·贝尔（Vanessa Bell，一位后印象派画家）很快成为这个知识分子团体的核心人物。主张“高级趣味”的伍尔夫无法忍受贸然登门的平庸者，只有才华横溢、妙语连珠的人才有资格走进她的客厅，她的冷眼与挑剔使得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像大浪淘沙一般，留下来的座上客都是当时英国社会最自命不凡的才子们，囊括了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伯特兰·罗素、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诗人T·S·艾略特、小说家E·M·福斯特、历史学家和传记家里顿·斯特拉奇等，他们的作品和观点对英国乃至全球文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推进了女性主义、现代经济思想、现代主义小说以及现代艺术的发展，堪称20世纪最强大的朋友圈。

更重要的是，这个团体不仅给了伍尔夫智性、自由、平等、友谊，还让她收获了爱情。作为团体中的一员，作家伦纳德·伍尔夫被弗吉尼亚的美丽和才华所深深打动。当他第一次在剑桥看到身穿一袭白裙、手持阳伞的弗吉尼亚时，伦纳德感觉她的美丽“简直让人神魂颠倒，就好像在画廊里突然面对面打量伦勃朗或者委拉斯凯兹的杰作一样”。1911年秋天，伦纳德趁着回伦敦休假，鼓足勇气向弗吉尼亚表达了爱意。尽管他们有着一致的文学爱好与追求，在精神上是契合的伴侣，但出于对婚姻的恐惧，弗吉尼亚并没有马上给伦纳德答复。直到一年后，她终于答应了伦纳德的求婚。这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事实证明，没有伦纳德，就没有世人所熟知的伍尔夫，她可能只是英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小小注脚，而不是享誉全球的女性主义先驱、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二

面对着精神脆弱的伍尔夫，伦纳德一直给予悉心照料。伍尔夫在疗养院休养期间，伦纳德每天都会用最温柔的笔触给她写信：“我亲爱的狒狒，要不是太晚的话，我会给你唱一首猫鼬的快乐歌，开头是：我好爱慕你，我好爱慕你。今天见到你之后，我非常确定我们很快又可以在一起了。我最亲爱的，别再说什么连累我的话，你带给我的是最完美的幸福，我哪怕只是静静地坐在你身边读书，也能感受到那种快乐。”对此，伍尔夫的内心充满着感激，她跟她的朋友说：“要不是因为他，我早开枪自杀了。……伦纳德是我生命中隐藏的核心，他是我创造力的源泉。”

为了能够安心写作，他们搬到了乡间的一所房子里。上午，他们一同专心创作；下午，两人悠闲地喝茶漫步，然后继续写作。1913年，31岁的伍尔夫创作完成了自己的小说处女作《远航》。书中女主人公雷切尔·温雷克是一个24岁的姑娘，在从英国到南美洲一个度假胜地的航行中，她经历了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心路历程。雷切尔在寻找自我、解构维多利亚时代传统女性形象的同时，伍尔夫也在解构传统的写作手法。传统小说中至关重要的情节在书中变得无足轻重，传统小说极为看重的“行动”也几乎消失。取代情节和行动推动小说进程的是人物不断发展的洞察力和不断觉醒的自我意识，这正是在几个“重要瞬间”的捕捉中得到了体现。

伍尔夫夫妇订婚当日

1917年，伍尔夫夫妇在家中的地下室建立了霍加斯出版社，只因她想写所有想写的东西。由此，伍尔夫迎来了创作生涯的黄金时代。1921年，霍加斯出版短篇小说集《星期一或星期二》，收入了她的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她将因精神疾病引发的幻想移植到了创作中。1922年，伍尔夫出版了实验性小说《雅各的房间》，这代表了她的意识流长篇小说创作的开端。1925年，她的代表作《达洛维夫人》正式出版，在整个英国引发强烈的轰动。伍尔夫通过对达洛维夫人一天中生活细节的描述，来塑造她一生的经历以及一战前后的整个英国社会。从某种意义来说，这部女性自我意识启蒙之作的深远影响力不亚于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有人直言《达洛维夫人》就是《第二性》的小说版），至今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2002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时时刻刻》讲述的正是三个不同时代的女人和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1927年，伍尔夫出版了一生中的巅峰之作《到灯塔去》，这部准自传体小说无论是创作视角还是心理描写，抑或是意识流手法，都运用的炉火纯青。正如她曾在日记中所写，这部作品将是相当短的，将写出父亲的全部性格，还有母亲的性格，还有圣艾夫斯群岛和童年，以及她通常写入书中的一切东西，生与死，等等。在此，伍尔夫通过这部情节极为简单的小说探讨了人生的意义和自我的本质，指出自我有可能逃脱流逝不息的时间魔掌并不顾死亡的威胁而长存不朽，其自如的视角转换、精妙的象征手法、独特的音乐结构以及对绘画艺术的借鉴，让整部作品臻于完美。

由此，伍尔夫成为与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并驾齐驱的三大意识流文学宗师，他们共同将意识流小说推向全世界，极大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文学创作的手法，成就了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道宏伟的分水岭。小说家E·M·福斯特称伍尔夫将英语“朝着光明的方向推进了一小步”。值得一提的是，伍尔夫夫妇创立的霍加斯出版社在29年的时间里总共出版了527部作品，包括伍尔夫本人、T·S·艾略特、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等英国作家的小说、诗歌和艺术评论，还引进了弗洛伊德、琼斯等心理学家的开创性著作，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俄国小说家的经典作品，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或许唯一的遗憾是，伍尔夫夫妇出于商业考虑拒绝了出版詹姆斯·乔伊斯的巨著《尤利西斯》。

三

继完美杰作《到灯塔去》之后，伍尔夫向着自己的人生巅峰迈进。1928年10月，伍尔夫两次应邀前往剑桥大学多个女子学院，做了主题为“女性与小说”的著名演讲。不久后，她将这两次演讲加以大幅修改并扩充成书，题为《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就此诞生。这本书的开篇直截了当：“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或诗歌的话，每年必须有五百英镑的收入，外加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在那个女人“从来没有半个小时能称作她们自己的”时代，伍尔夫发现女人想要记录自己的生活，“总是会被打扰”。一个带锁的房间，意味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它不受任何权势或他人思想与行为的影响，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去创造一个崭新的小说世界，正如她早年在《论现代小说》一文中的名言：“往深处看，生活好像远非‘如此’。把一个普通的人物在普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 

对于深受维多利亚时代种种束缚的女性（即使如伍尔夫这般显赫的家世，作为女性的她依然没有机会被送去学校读书，她所有的教育都来自父母和家庭教师），伍尔夫这样鼓励道：“我希望你们可以尽己所能，想方设法给自己挣足够的钱，好去旅游，去无所事事，去思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或是在街头闲逛，让思考的鱼线深深沉入（生命）这条溪流中去。”即便是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一个女性被严重物化的时代），这段话依然掷地有声。由此，伍尔夫在演讲中抛出了一个震铄古今的金句：“一个人能使自己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在一个普遍异化的时代，与其说这是伍尔夫送给女性的宝贵箴言，不如说献是给全人类的礼物。

反复低吟伍尔夫的这一格言，不禁让人想到德国伟大哲人尼采在《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一书中一段同样令人动容的文字：“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他在世上只存在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巧合，能把如此纷繁的许多元素又凑到一起，组成一个像他现在所是的个体。……他应当听从良知的呼唤：成为你自己！”是的，尼采和伍尔夫的两段文字超越了西方人生哲学长期停留在“认识自己”的层面，从认识论走向了实践论，作为一位从维多利亚时代走出来的现代女性，这一点尤其可贵。

当我们这个社会还在争论是否应该增强男孩子的“阳刚之气”这样的伪命题（“阳刚之气”是一个典型的话语陷阱）时，伍尔夫在将近一百年前就给出了让所有人“成为自己”的宣言：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在伍尔夫看来，“双性的心灵是易于共鸣而有渗透性的：它毫无阻碍地传达情感；它天生有创造力、光彩夺目、浑然一体”，“若只是一个纯粹的男人或女人，那是没救的。”这一“雌雄同体”论不是指向生理性别的“同体”，也不局限于写作的单一领域，而是在更广阔的社会和人文领域，提示和启发我们思考传统的二元社会性别对个人的规训和限制，如何阻碍我们“成为自己”。

2014年，英国著名演员艾玛·沃特森被任命为联合国妇女亲善大使，在随后所作的那次著名演讲中，她站在伍尔夫的立论基础上做了极为精彩的阐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对社会性别气质的观察。“我看到，年轻男性因为害怕自己显得不够‘男子汉大丈夫’，从而在承受心理困扰时窘于寻求帮助。”艾玛·沃特森想要告诉公众，传统的二元社会性别气质规定，不论对女性还是男性都是一种束缚和压抑。因为“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敏感；女人和男人都可以强壮。当男孩也能被允许脆弱和感性——拥有这些他们曾经摈弃的特质，他们才是更真实和更完整的自己……是时候把性别理解为光谱，而不是南辕北辙的两个极端了。”这不正是“雌雄同体”吗？隔着九十年的时空，一个英国女作家和一个英国女演员，在各自的女性主义演讲中，互相激荡和回应。

这相当美妙，却也无比酸涩。因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成为自己”的自由之路，道阻且长。这也让我们在一次又一次时代的映射和回响中，更加发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深邃而久远的价值。

四

遗憾的是，伍尔夫终究没能抵挡住精神疾病的折磨。1941年2月，她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说《幕间》的创作，题目象征着两幕暴力戏剧之间的宁静，暗指英国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而法西斯的狂攻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小说所展现的这一生存困境始终萦绕着一种不祥之感。一个月后，预感另一次精神崩溃即将开始，伍尔夫担心自己永远不会再好转，在留下两封分别给丈夫和姐姐瓦娜萨的短信后，她在一个无人的清晨用石头填满口袋，投入了位于罗德麦尔她家附近的欧塞河。她走向了死亡的漩涡，也走向了新生。如她本人所说：“我会像浪尖上的云一样消失”。巧合的是，同为意识流作家的代表人物，伍尔夫和乔伊斯同年出生，又于同年去世。

但爱没有消失。伦纳德对伍尔夫的精神之爱，在漫长的时间里缓慢的流动，温柔的包覆，织起一张透明的网，将她托起。正如伍尔夫在留给伦纳德的遗书中的深情告白：“最亲爱的，我想告诉你，你给了我最彻底的快乐，没有人能和你相比。然而这一次我熬不过去：我在浪费你的生命……害病之前，我们的日子快乐得不能再快乐，那都来自于你。从第一天到现在，人人都知道。”弗吉尼亚去世后，伦纳德把她的骨灰埋葬在院子里的榆树下，并在她的墓碑上刻下了她的小说《海浪》中的最后一句话：“死亡，即使我置身于你的怀抱，我也不会屈服，不受牵制”。同时，伦纳德致力于整理编辑她的小说、随笔和评论。同年，伍尔夫的遗作《幕间》出版。 

罗马尼亚邮票上的伍尔夫

20世纪70年代，伍尔夫和她的一系列杰作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心主题之一，她的作品被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广泛阅读，并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大量的文学作品致力于她的生活和工作，她一直是众多戏剧、小说和电影的主题。这一切，皆源自于她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成为自己”的不懈努力，这种游走于优雅与癫狂之间的焦虑，穿梭于现实与幻想世界的探索，徘徊于生存与死亡之间的抉择。一如卡夫卡的评价：“伍尔夫一只手挡住命运的袭击，另一只手匆匆在纸上记下自己想写的东西”。或许因为她曾经离癫狂很近，才瞥见最真实的心灵；或许因为她曾经敏感脆弱，才更要追逐极致而坚固的自我；或许因为她曾经深陷黑暗，才想去另一个世界寻觅独立的光源。

总之，弗吉尼亚·伍尔夫终究成为了她自己，而无数人却主动或被动地扮演着社会或他人所期望的角色，而唯独不是他（她）自己。这种对人生可能性的开放姿态驱逐了所有庸俗的宿命论观点，因为在伍尔夫看来，“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也要尽情感受这种没有答案的人生”。

人的生命或许有千百种模样，但只有一种最极致的模样。你成为你，何其所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