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害怕伍尔夫？
伍尔夫肖像（约1912年） 瓦内萨·贝尔（Vanessa Bell）作
1941年3月28日，英国现代主义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投河自尽，尽管她的生命已然消逝，但是她的文字与思想仍然还在熠熠闪光。今年是这位女作家逝世80周年纪念，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作家、翻译家黄昱宁从《达洛卫夫人》《一间自己的房间》等作品出发，带领我们一同感受文字之中意识的流动和思绪的飞扬，重新解读伍尔夫的当代意义。
一
在20世纪60年代最知名的百老汇舞台剧里，一对纽约中年高知夫妇从头到尾浸泡在酒精里，在滔滔不绝和歇斯底里之间弹跳，时而戏谑时而尖刻时而崩溃地唱起一首被改编的童谣。《三只小猪》里的那首“谁害怕大灰狼”被改成了只有知识分子才能会意的谐音梗——“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wolf/Woolf）。童谣贯穿始终，整出戏就以此命名——《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尽管故事本身跟伍尔夫一点关系都没有。作者阿尔比在解释剧名的时候，说他曾在纽约一家酒吧的洗手间里看到有人用肥皂把这句话写在镜子上。“这显然是在用‘伍尔夫’来指涉‘大灰狼’……就好像在说，谁害怕度过没有虚假幻象的人生。我突然意识到，这实在是一个典型的、在大学中流传的知识分子笑话。”
那大约是1962年的事，离弗吉尼亚·伍尔夫自杀的1941年，已经过去了20余年，作者本人渐渐变形成一条知识界的暗语。伍尔夫，约等于大灰狼，约等于“度过没有虚假幻象的人生”。这种被符号化的宿命，其实早在伍尔夫生前就注定了。20世纪20年代，在很多人眼里，伍尔夫约等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领袖，远离平民生活的沙龙女主人，匪夷所思的造句高手和不肯好好讲故事的神经质小说家。这样的说法不仅充满偏见，而且显然并没有真正进入文本。
二
重读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我还是会惊叹伍尔夫组织材料、营造结构的能力。议员夫人克拉丽莎的一天，要走怎样的路线，作怎样的安排，才能把这个人物以及周边群体的面貌和心态层次分明地展现出来——换成作者立场去想象小说的原料，才会知道这样写有多难。这一天之前的历史，这一天之后的未来，都被压扁成半透明的薄膜，一层层叠在这一天的截面上。行走在伦敦的并不仅仅是此刻的克拉丽莎，那些薄膜不时飞扬起来，我们随手就能抓住一星半点，窥见她的昨天与明天。伍尔夫的难度在于，表面上意识的流动和思绪的飞扬必须呈现无序的状态，必须最大程度地呈现思维自由驰骋的“原生态”。但小说的结构不能是无序的，思维的落点必须经过精密的计算，读者随手捡起的，才可能是有价值的、闪闪发光的东西——把它们拼起来，才有可能贯彻伍尔夫的文本意图。
《达洛卫夫人》的文本意图是什么？伍尔夫曾在日记里认真地回答过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我要表达的观念多极了，可谓文思泉涌。我要描述生与死，理智与疯狂；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动态，而且是最本质的动态……”与伍尔夫本人年龄、身份、知识背景相仿的克拉丽莎当然可以精确地传达作者对于世界的认知和人生的思考，她与昔日的情人彼得、今日的丈夫彼得之间的微妙关系也能折射出更为复杂的光线，但是，仅仅用这些来实现伍尔夫寄托在这部小说里的野心，似乎有些力不能逮。因此，伍尔夫进一步提升了《达洛卫夫人》的难度系数。从小说一开始，她就引入了另一条故事线，“三十上下、脸色苍白”的赛普蒂默斯像一尊奇特的雕像，突然浮现在第15页。
赛普蒂默斯出身贫寒，上过一战的战场，亲眼看着好朋友在身边死去。从现在的眼光看，他有严重的战争创伤应激综合症。他眼中的世界是晃动的，他的心理独白常常既显得荒诞变形，又神奇地道破人间真相。赛普蒂默斯的一天与克拉丽莎的一天构成两个平行世界，他们的地位和环境距离悬殊，但在心理层面上互为倒影——赛普蒂默斯的忧伤映照着克拉丽莎的困扰。伍尔夫的关键决定是，并没有沿着传统的小说思路，从一开始就安排赛普蒂默斯成为克拉丽莎的人际关系网络上的某个节点（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与列文那样的关系），而是一直在延宕他们相遇的时间。他们在伦敦街头擦肩而过，在同一天想起莎士比亚的同一句诗，但直到结尾，他们才发生了整部小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客观联结——在克拉丽莎的晚宴上，她的客人威廉爵士随口提起，他的病人刚刚跳楼自杀。站在上帝视角上的读者，知道那就是赛普蒂默斯。恍惚之间，克拉丽莎突然觉得自己“很像那陌生的年轻人，多奇怪，对他毫无所知却又那么熟悉”。那一刻，倒影与本体重叠在一起，人物与未来的作者（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想起伍尔夫本人的结局）也重叠在一起，这是小说才能办到的事。
三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像伍尔夫那样，坚持让“意识”从头流到尾，同时不惜工本地搭建文本的内在结构了——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这样写都太难了。但是，现代作家下笔，谁也不能说没有受过意识流的影响。意识流的基本技术，渗透到那些热爱伍尔夫甚至讨厌伍尔夫、害怕伍尔夫的作者笔下，成为现代文艺不言自明的默契。1998年，迈克尔·坎宁安用伍尔夫的方式，把伍尔夫本人写作《达洛卫夫人》的过程，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时时刻刻》，替所有的当代作家完成了向伍尔夫致敬的仪式。《时时刻刻》得到了普利策奖，小说改编的电影帮助尼克尔·基德曼得到了奥斯卡奖——人们都在议论基德曼传神的假鼻子，想象她就是那个古怪的女作家。再后来，2018年，我在布克奖小说《送奶工》里又依稀嗅到了伍尔夫的气息——那种任凭思绪飞驰，持续挥霍意象，内在仍然保持致密有序的能力，真的有点像伍尔夫。
不过，当代的每一个写作者，也许更应该铭记的是：伍尔夫曾经以怎样激烈的战斗姿势，捍卫现代文学的合法性。重读《普通读者》里的很多篇章，很难将她的言论与她柔弱的肖像完全统一起来。在很多段落，我确实看到了一头站在山岗上傲然呼啸的“大灰狼”。
“你们的任务是促使作家走下他们的神坛和宝座，如果可能，不妨妙笔生花，但无论如何应真实地描绘我们的布朗太太。你们应当坚持，她是一位有无限可能和无穷变化的老妇人；能够出现在任何地方；穿任何衣着；说任何话，做天知道什么事情……不过，不要指望眼下就能够将她完整和圆满地表现出来。要容忍断续、朦胧、凌乱、挫败。一个美好的事业召唤你们伸出援手。最后，请允许我大胆断言——我们正战抖着接近英国文学的一个伟大时代。但只有下定决心，永远、永远不抛弃布朗太太，我们才能赢得这个时代。”
这是《一间自己的房间 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及其他》，伍尔夫的著名随笔，其措辞之激烈飞扬，应该不仅仅因为它是根据一篇演讲稿扩充而成的。这是上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向古典文学叫板，并初步确立江湖地位的重要文献之一。隔了大半个世纪读，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种“接近伟大时代”的近乎晕眩的憧憬和“战抖”，并无夸大的成分。文中提到的英国作家阿诺德·本涅特那番墨守成规的言论（“只有人物真实，小说才有机会流传……”）成了便利的箭靶——对于何为“真实”的质疑，进而指出“真实”的另一种维度，正是这些新兴的、离经叛道的小说得以“合法”的理论前提。伍尔夫的聪明之处在于，她把檄文的底子藏在里面，而运用她最擅长的让平淡场景变得神奇的能力，假设在火车上“曾有一次小小的聚会”——代表保守阵营的威尔斯先生、本涅特先生以及高尔斯华绥先生就坐在那个象征着芸芸众生的、看起来不值得花费笔墨的“布朗太太”（其女性身份当然也是伍尔夫精心选择的）对面。伍尔夫温和然而坚定地指出，列车正在行驶，但不是从里士满驶往滑铁卢，而是从英国文学的一个时代驶往下一个时代，因为布朗太太是永恒的，她代表的是人性。伍尔夫相信，那些爱德华时代的小说家不会对这样的形象稍加留心，他们只会张望工厂、乌托邦，甚至是车厢的装潢和材料，但决不留意布朗太太，决不留意“生活”，决不留意“人性”。沿着完美的逻辑轨道，伍尔夫顺利抵达了她的结论：所以，作为新一代的写作者，“我们”要和“他们”划清界限，适合“他们”的手法和套路不适合“我们”。对“我们”来说，那些套路意味毁灭，那些手法意味死亡。
四
二战后，此前作为文体革新者代表的伍尔夫，身后的文名在一段时间里颇为沉寂，即便用“一落千丈”来形容也不算过分。但文学研究的热点排行榜从来都喜欢走环形路线，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浪潮又把她重新席卷到聚光灯下的银色沙滩上。《一间自己的房间》被广为传诵，尤其是下面这句：“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这款适宜出现在房产广告或者女性时尚杂志上的名言，一般都被截去了后半句：“……而如此这般，女性的本质和小说的本质这个大问题仍没得到解决。我逃避了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结论的义务，就我而言，女性与小说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这两个问题”，对于女性在文学史上的尴尬处境，每个女性写作者都感同身受。尽管小说体裁自诞生时起，就与女性阅读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写作基本上是一件阳性的事。女作者被遮盖的名字，被湮没的作品，被荒疏的才情，只怕比那些得以幸存的要多得多。对此，伍尔夫的表述让人过目难忘：
“只要读到女巫给人溺死，女子遭魔鬼附体，兜售草药的看相女人，甚至出类拔萃的男士背后的母亲，我想，追踪下去，必会发现埋没的小说家，受压抑的诗人，某位默默无闻的简·奥斯丁，某位将血泪抛洒在沼泽地里，或者在路边游逛，装神弄鬼，给自己的天赋折磨得发狂的埃米莉·勃朗特。”
女性写作者承受的“危险”，不只是制度、阶级、经济、历史之类的抽象概念，不只是比男作家高得多的自杀率，而是所有这些因素和现象合成之后掰碎了弥漫在生活细节里的——它们迫使你在下笔时总在怀疑有没有忠实于自己的声音，总在怀疑你的风格是否不够女性化或者太过女性化（喜欢标榜自己的文笔雌雄同体的，总是女人）。伍尔夫在吁求“一间自己的房间”时，试图将所有这些细节都塞进那个象征意味浓厚的“房间”里，好把女作家面对的困境一次性清算。然而，即便通透如伍尔夫，她在清算的同时，也深刻地体会到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个悖论，一眼就看穿了问题的“悬而未决”。评论家曾经指出，愈到晚年，伍尔夫就愈是倾向于避开具有所谓女性风格的表达，愈是极端地想动摇两性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刻意，既背离了《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得出的结论，也正是很多女性写作者穷其一生都难以挣脱的宿命——尽管，写下那些词句时，她就端坐在属于她一个人的房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