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当春乃发声——内蒙古作家“自然写作”策划会

3月20日，上午，绿意葱茏，墨香氤氲。内蒙古多位作家在春分之日，齐聚呼和浩特，共同探讨自然写作的意义和方法，并为《草原》杂志“自然写作”专栏出谋划策。

“自然写作”专栏由张炜、阿来、梁鸿鹰、施战军、陈应松、鲍尔吉·原野、冯秋子、刘亮程、任林举、艾平、李青松、兴安、黑鹤、苏沧桑、傅菲等国内自然写作作家、评论家、报刊主编共同发起，并联合《文艺报》、中国作家网共同推荐。栏目开设以来，引起广泛关注。为更好地打造“自然写作”品牌栏目，《草原》杂志举办了这次以“自然写作”为主题的策划会。

当日，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内蒙古文联名誉主席、作家特·官布扎布，评论家、作家兴安，作家路远，内蒙古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作家杜拉尔·梅，作家王建中，诗人广子，内蒙古青年杂志社副主编、作家照日格图，内蒙古大学副教授、青年评论家鄢冬畅所欲言，从不同的角度畅谈了对“自然写作”的认识和思考，并对《草原》“自然写作”专栏提出了诸多可行的建议。

《草原》杂志主编贾翠霞

《草原》杂志主编贾翠霞开宗明义，《草原》重新倡导“自然写作”，意在号召广大作家朋友关注生态坏境，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创作态度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表达对自然的关切与尊重，以及对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境况的反思和忧虑。并表达了将“自然写作”专栏打造成品牌栏目的决心，以及对这一专栏未来发展走向的期许。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草原》以“北中国诗卷”影响全国，我们希望“自然写作”也能够引起国内文学界的关注和支持，成为新世纪《草原》崭新的亮点。

在座的作家充分表达了各自对“自然写作”的主张和思考，并结合自己的创作，对不同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以及如何坚守文学生态、扩宽“自然写作”的视野展开热烈的讨论。

作家们思路活跃，现场讨论热烈，不同的观点不断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各位作家建议，《草原》作为内蒙古的省级文学刊物，应该进一步加大自然写作的推介力度，以自然写作为契机，巩固文学主张，打造刊物的品牌影响力。同时，拓宽不同形式、不同体裁的自然写作文本，丰富自然写作的内容。策划举办“自然写作”的创作、研讨活动，以“自然写作营”等形式，组织作家真正到自然中去感受自然，并转化成自然文学的文本。

“自然写作”大家谈

特·官布扎布（作家、内蒙古文联名誉主席）：

《草原》杂志推出“自然写作”栏目并重新倡导“自然写作”，值得关注。在我有限的认知里，地球和地球上以本能的形式存在的东西都是自然。它们是以物种和相互间关联的形式呈现的一种现象。人类也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的，后来进化成了人，并在人性中孕育出了除本能以外的本性和理性。于是把自己之外的存在称呼为自然，也从此开始寻找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和内涵。科学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物理性”思维的成果，科学家们在认知物种的构成和各物种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发现了组合它们的方法，一下子给人类提供了生产生存资源的无穷力量。文学不是“物理性”思维的产物，但“自然写作”发起者们的初衷是不是想把作家们的注意力以新的方式引向自然存在呢。从本性中衍生出来的愿望很难有终极价值，而从本能中提炼出的追求才有永恒的意义。所以，以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重新思考我们的世界，思考我们的写作，或许会让我们的文学焕发新的能量。

兴 安（作家、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自然写作”是十八、十九世纪以来受到西方文学关注的创作观念和写作形式。有人问“自然写作”与“生态写作”的区别，我觉得“生态写作”应该是“自然写作”的一部分，它要比“自然写作”的产生要晚得多，应该是工业革命后，科技生产和机械化、城市化给自然和人类生存环境带来负面的破坏之后，一些作家主动进行的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而“自然写作”其实在很早就已产生，是古代人将自然作为一种审美对象进行的研究和描述，比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被认为是动物文学的祖本，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长诗《农事诗》，被认为是最早的“自然写作”。十九世纪“自然写作”经典作家梭罗（《瓦尔登湖》）受其影响很大。我国古代更早便有关注和描写自然的作品，比如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经》，有一多半与自然有关。还有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被认为是最早的自然地理著作。

具体到“自然写作”与“生态写作”。我以为“生态写作”更多的是以人为主体的，强调了人的主导性。“自然写作”则是以自然为主体，或者说将人与自然作为对等的考察和文学创作的因素。传统意义上的游记散文不是自然写作，自然文学也不只是文本中的风景描写。

西方的“自然写作”观念也是有一个过程。中世纪后，基督教神学的建立，强调了上帝的神圣地位，并赋予人类高于自然的优越性，即“所有的生物为了人类而造”，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都是为人服务的，所以动物或植物在文学中的形象或者是被人类利用的，作为食物或工具，或者作为与人类对立的超自然物。直到近代以来，人类才开始反省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到两者的关系是平等的互为依存的关系。从这一点看，反倒是我们东方的宗教，包括原始宗教，更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依存，乃至崇拜和敬畏，比如“万物有灵”的观念。现代以来的自然研究者们，也发现自然界的生物和动物，其实并不低等，只是我们认识的角度不用，或者我们还不了解。比如鸟类，季节性的迁徙、精美的巢穴、准确的定位系统，还比如乌鸦丢石取水的实验等等，足以证明某些动物是拥有高度智商的，甚至还为我们人类的生存给予启发。

内蒙古地缘辽阔、生态多样，多民族相互交融，这为“自然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可能性。新中国以来，前辈的作家们也为我们或多或少地提供了丰厚的自然写作的元素或样本，这也为我们的自然写作奠定了基础。

路 远（小说家、编剧）：

虽然在我所有的作品中都有对大自然的详尽描写，但那不是“自然写作”。若干年前曾与评论家李陀先生有过一番深谈。他是在看了我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一个短篇小说《疯驼》之后，特意让责任编辑兴安约我到他家去见面的。他对我说：“路远，你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人对大自然的敬畏，这个够你写一辈子的。”正是从那次谈话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把大自然作为小说所要表现的主体，陆续写出了《黑狐》《狂犬》《荒野的精灵》《鼠群漫过草地》等以大自然为主体的作品。

“自然写作”不能仅仅拘泥于简单的对动植物、对外部环境的描写，应该往更深刻的领域探讨挖掘。其实仔细思考，“自然写作”的对象涵盖面是非常之大的：第一，自然的改变——又可分为人为的改变，其中包括人对自然的破坏，人对自然的利用，人对自然的修复；还有自然自身的变迁，如火山、冰山、地震、洪水、飓风……等等；第二，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又包括对无限空间时间的敬畏与遐想，对自然神秘现象的敬畏与崇拜，对自然不可知力量的恐惧等等。第三，人与自然的关系；第四，社会与自然的影响。还应该有很多。

人在改造自然时，对自然进行了无情的伤害，同样，自然对人的报复也是异常残酷的，如地震、洪水、沙漠化、蝗灾、瘟疫等等。人类如何能与自然达成和谐共存？这可能才是每一个“自然写作”的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杜拉尔·梅（作家、内蒙古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草原》杂志社推出自然写作的创作思路，特别符合我们内蒙古作家的创作理念，我刚翻阅了“自然写作”的基本定义，是这样说的：“一切以自然为对象的书写”为“自然写作”。那么可以说，过去我们倡导的“生态文学”、“环境文学”都在其中，而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生态文学”应该属于自然文学，而自然文学与“自然写作”应该有所区别。“自然写作”以自然为主题，但思考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生命意识自然呈现出来的创作状态。我觉得在内蒙古作家队伍中，“三少”民族作家差不多都属于“自然写作”。他们的作品贴合自然，融于自然，他们自身就是自然的泥土里萌生的种子，生命呈现也是没有经历过修剪的“蛮荒”状态。“本真”创作是“三少”民族作家写作的主要特点之一，他们写出的很多作品都应该属于“自然写作”的范畴。

广 子（诗人、评论家）：

无论是重新审视自然还是寻归荒野，今天的“自然写作”或自然文学其实远比梭罗、爱默生、利奥波德们时代的自然文学概念和审美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是文学创新动力自身的吁求 ，另一方面自然本身也面临着困境。但重提“自然写作”是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在目前的文化语境下，将视野朝向自然或荒野也许是一种可能的方向和途径，甚至出路。

与其讨论“自然写作”这个概念，不如考虑它的现实意义。尤其当我们站在精神的层面来看，会很快发现——自然，它更象是文学永恒的初恋。但必须明确它与生态文学或环境文学的区别，作为一种深度体验的自然文学，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毗邻概念，即同样为地域性写作所倚伺的“深度描写”。“没有地理上的支撑点，就没有精神上的支撑点”（程虹），与当下自然所面临的困境相比，我们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如何寻求我们的精神支撑点，我们的地理支撑点在哪里？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对我们或许已经不适用了，那要如何构建一个新的“土地伦理”，以破解自然的困境。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自然写作”去面对，去加以思考。

《草原》今年倡导、重塑自然写作，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我想，编者们的魄力还可以再大一些。甚至可以考虑把《草原》办成一个纯自然文学期刊，形成一个文学现象，一个新自然文学现象。

王建中（作 家）：

与万物共生。“自然写作”有质朴、简单、清洁的思想。理想的“自然写作”是清水洗过的文字，可见赤子之心、处子之爱、挚子之情。自然是精神的依托。《草原》倡导自然写作，旗帜鲜明擎起一杆大旗。这是《草原》了不起的一个贡献，也为《草原》的创新、提升找到一个方向。持之以恒，《草原》将成为“自然写作”的“重镇”，对自然文学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会丰富自然文学的内涵与外延。《草原》倡导“自然写作”，名至实归。我相信，它将重开当代自然文学的大河。当下倡导“自然写作”，还有一种倡导新生活的意味。回到自然，重建一种精神，这也许是《草原》倡导“自然写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鄢 冬（诗人、评论家、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作家的“自然写作”如果一定要有所超越甚至独树一格，应该由对“自然经验”的摹写上升到“自然哲学”的建构和传释。“自然写作”的状态，无外乎有三种：一种是经验主义，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游记类、生活类的作品都归于此；一种是先验主义，诸如“三少”民族先民所崇尚的原始宗教其实就是一种人对自然的先验表达；还有一种，也是“自然写作”中最应该提倡的，就是爱默生的“超验哲学”，强调直接越过事物本身而直达本质。在我看来，“自然写作”的高度就应该在于此。

“自然写作”不能流于自然表层，而是应该和自然建立一种深度对话关系，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对话关系并非单调的仰视、俯视或平视，而应该是复调式的存在。如果说“自然写作”者可以把自然当作“主体”，那么也不能轻易丧失“自我”，而应该是主客体频繁换位，最终在作品中完成了作家的“主体”寻找。更为重要的是最终呈现的是作家的自然哲学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一般性的状物写景作品中区别出来。

照日格图（散文家、翻译家）：

我跟自然的接触和了解，还停留在我上大学之前的时光里。10年的农区生活和10年的牧区生活，让我认识了不同环境下的自然，也让我了解了人为干扰下，自然的不同的呈现方式。我认为既然现在提倡“自然写作”，就要有别于之前的游记、单纯赞美自然景色的小短文等模式，去寻找和回归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无非三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破坏自然；自然威胁人类。也就是，人=自然，人＞自然，人＜自然。这就要求作者选好角度，在自然中写作者的位置，决定了作品的高度和广度。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自然对人类的威胁似乎越来越小了，但对于我个人而言，对自然的恐惧没有停止。现在，我依然记得，12岁那年放羊时，八月末的一场大雨，险些要了我的命。就呼伦贝尔草原而言，大家对它的赞美过多，是因为大家永远在它对人类最友好的时间段去采风，写出来的东西自然光滑圆润，但只能代表片面的真实，或者说，是某种表象。包括我的弟弟、我的父母在内的当地牧民，生活得并不容易。所以我写自然，就要写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统一。自然在赋予我们基本的生存条件的同时，很多时候也威胁着我们的生存。更多时候，我们战胜自然的方式，就是战胜自己，让自己的体魄和内心变得足够强大，战胜自己与生俱来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