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文字下乡”再省思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上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如今它还被列入教育部统编高中语文教科书。该书对认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特质提供了重要参照，“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为人熟知。书中用两个篇章讨论的“文字下乡”，表面读来似乎浅显明白，其实不同学科的学者见仁见智，解读不一。因此，就需“文化自觉”如费老晚年一再倡导的补课，重新审视“文字下乡”。
解读：对“文字下乡”的不同声音
费孝通基于“乡土性”的时空格局，认为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发生，最早的文字是庙堂性的，从功能角度来看乡民与文字的关系：在面对面的熟人社会，文字既有缺陷又无必要。尽管其本意原是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推行的平民教育，但乡土中国的“无文字性”论说影响深远。历史学者大都如萧公权《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一般，把传统中国乡民识字率低当作基本事实，认为乡土社会处于无文字状态：帝制中国的乡村居民，基本上都不识字。
不过，王铭铭认为这种按基本需要的图式来解释传统中国文字的做法，在一个有文字文明的社会中复制了无文字的部落社会形象。与早期历史学者对“文字下乡”论断的接受不同，社会学与人类学学者多持否定意见。为此，陈心想在《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中，试图跳出功能学派的需求论，从供应学派的角度（供应产生需求）反驳：文字对村民还是有用的，阻碍文字下乡的关键是乡村穷，上学认字花费大及乡村缺乏文字教育的供给。
上述学者各执事实一端，也有学者试图不偏不倚，汲取“文字下乡”养分用于相关议题的探讨。熊春文致力于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他将“文字下乡”视作对乡村教育的渗透，这个过程始于晚清新学延续到21世纪初的“双基”工程。针对当时农村大量村庄学校的消失，他提出一个与之相对的概念“文字上移”，并将自古以来中国乡村教育趋势归纳为“学在官府”到“文字下乡”，再到“文字上移”三个阶段。罗志田、王先明等人聚焦于中国近代的权势转移和社会转型，他们讨论了一个与“文字下乡”相反的过程——颇似张光直提出的“文字离乡”，用于阐述科举制度废除对乡村识字教育的影响。综合而言，对费孝通“文字下乡”解读莫衷一是。那么，到底该如何适切理解这一看似易懂，实则难解的概念？
自白：费氏初心与晚年缺憾
《乡土中国》主体篇章原是应《世纪评论》约稿，根据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乡村社会学”课程，随讲随写、随寄随发，其中不少篇章在茶馆写好便直接交给了等候在旁的编辑，后以“杂话乡土社会”系列刊载。1948年初版又应储安平邀约，稍作补缀、修订加入“观察丛书”，以《乡土中国》面世。后记中特别交代因不停催稿，许多概念都是不成熟的，算不得定稿，更不是完稿。1985年重刊时，费氏在序言中言明《乡土中国》并不排斥其他社会体系在基层发挥作用，书中所述看法大可议论。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指明书中提炼的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现象的概念是Ideal Type（观念中的类型），这虽不是通常理解的韦伯倡议的“理想类型”，但无疑是经验论分析。通过对自白式的序言、后记梳理，《乡土中国》是一部可讨论、修正的未定稿，其对传统中国的描摹也切忌当作全部，还有诸多其他可能性，尤需留意其中对概念的提炼是理想化的。这种包容的开放性是理解《乡土中国》的基调。
具体到“文字下乡”概念的探讨，分属《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两节，前者从空间格局分析，后者从时间层面说明，出发点是驳斥乡村教育工作者把“愚”作为乡下人的标签。作者并不反对当时推行的“文字下乡”运动，而是要辨明识字与否并非愚的标准，乡村的文盲并非因为乡下人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其推论的是在几近静态的乡土社会，文字在交流沟通中的缺陷，由此反思文字下乡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结论是只有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
费老之所以得出上述观察和认识，主要源于自身经验累积和理论资源。从经验方面看，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乡村在知识传承上的重大断裂，费老出生时科举制度已然废除多年，童年记忆是父母从事新学教育、自己从小念新书，而新式教育与乡村知识需求隔阂匪浅。等到他1936年进入开弦弓村调查，科举废除已30余年，恰好是一代知识人老去或故去，那是乡村教育最为衰微的节点；1938年回国来到了云南，由于抗战的动乱，西南乡村学校的破败不难想象。严格意义上讲，费老真正的调查是在开弦弓村的一个来月，这些有限经验并没有完成马林诺夫斯基倡导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的“过关礼俗”（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从理论资源上论，20世纪20—40年代，功能学派大行其道，青年费孝通颇受门派影响。彼时功能学派虽走出野蛮社会转向对文明社会的研究，但主要还是侧重静态分析，出于方法论立场，常常漠视历史材料。
也正因此，费孝通晚年在自我学术反思和批判时，一再提到缺了国学教育。在《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中他多次自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断是从看得见的现实出发，即亲证的田野工作，而看不见的东西自然被摒弃一旁。当他倡导“文化自觉”，最常提的就是去补历史的课。值得珍视的是，时近88岁的费孝通还特意谈到《乡土中国》只讲了特点，没有过程是个缺陷。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老人最常捧读的是陈寅恪、钱穆、梁漱溟等文史大家论著，不幸人生有限，几年后费老就告别人世，所幸寄予年青一代期望：历史和现实结合，尤其是“回到历史里边去找现实的来路”。
补课：作为历史进程的“文字下乡”
《乡土中国》虽洞见迭出，一版再版，但并不自我框定，更未盖棺定论，而是保持开放。等到作者暮年白发，作自我反思之旅，抱憾其中缺乏历史过程，想做弥补工作时，已人近黄昏。因此，我们如果既要不忘费老青年初心，又能拾补其晚年缺憾，就需有意识地在其未尽之处做些历史功课，从而延伸和拓展经典的魅力。
《乡土中国》立论的前提是开篇首句“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但近年刘永华通过对王朝赋役制度的乡里实践、普通农户记账兼日记的“排日账”研究，认为普通乡民出于制度的强制性要求或个人主观诉求，频频走出乡土社会，时常与外界打交道。在“乡土的”中国之外，还存在一个我们不怎么熟悉的“流动的”中国。换言之，费孝通先生虽早已预料到传统中国还有其他侧面，晚年更是申明传统中国远比“乡土”社会复杂，但其立足于理想的静态乡土本色而提炼的“文字下乡”，在面临历史学的拷问和诘难时，难免遭到挑战。
倘若要使学术长河奔流不停，还得回到费老暮年留下的告诫：多读点历史。对此，提倡通过田野走向历史现场的中国历史人类学学者，似乎“跑”在了前面。他们基于制度史的地方实践，注意到文字在明清地方行政运作、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和仪式表演等不同层面的重要性：在各种日常实践的场景，文字逐渐成为必需。科大卫、刘志伟有关明中期以来华南宗族发展的讨论显示，士大夫正是通过文字推行教化，重塑了华南社会的意识形态。在这一学术共同体中，郑振满、赵世瑜、黄向春、李仁渊等还对民间文献持续关注，揭示乡民生活中形成、使用的各类文献，其书写、使用和传承本身就是“文字下乡”的历史过程。
而文学史、教育史、社会文化史则从书籍、出版和阅读等层面，评估明清以来乡村识字率增加、通俗日用读物在乡间扩散，尤其产生了各种专门针对功能性识字（记账、写信等）的杂字。自民初以来，刘半农、常镜海、郑振铎、张志公等人已有留意，近年又在各地发掘了成百上千种新杂字。这种民众读物的生产也是“文字下乡”的结果，反过来，其教读乡民认字又促成这一社会文化史进程。不妨说，“文字下乡”是颇为繁复的动态历史进程，还需诸多解释。就此而论，《乡土中国》中的“文字下乡”看似简明易懂，实则充满了无限复杂性和解释空间，而这种启人心智的张力，恰是经典的浩阔与丰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杂字读物与民众识字研究”（18CZS028）、江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民间传统蒙学读物杂字研究”（17BJ3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