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近年来得到了比较频繁的谈论，批评家都在不同程度地反思和关注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

这和当代文学自身的发展分不开。1985年之后，“新潮小说”“先锋文学”“第三代诗”“探索话剧”等概念迭出，文学创作的形式、文体等备受关注，并在此后不断被更新、阐释。“先锋文学”的实验性为当代文学的形式意味和表意方式进行了重新“编码”，并把假设的“当代性”语境置放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来考量。西方的现代主义随之更加频繁地传入中国，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已死”将文本自身的意义不断凸显，“可读性文本”不断向“可写性文本”倾斜，于是任何一位读者、批评家都有可能成为文本的“作者”，参与到一个无限的文本再生成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的文体意识走向了较为自觉的理论探求和形式实践的路径。正是当代文学对自身形式的关注，使得当代文学批评在参与到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语境之中同样吁求着自身的主体性建构。换言之，文学批评也要注重文体的建设。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面对变化加剧的文学现实的同时，还要面对西方理论与文化研究热潮的冲击。1990年代，文学批评在双重复杂语境下仍然延续着1980年代对形式主体自身的言说建构上。因而，我们所责难的当代文学批评“不及物”的问题出现了。文学机制的嬗变，一方面造成了批评的“失语”，另一方面也为文学批评自身主体性重建提供了可能。直到当下，文学批评对自身精神性和文体意识的关注仍保持较高的热度。

文体即风格，从广义上来说，它是基于一定的内容、题材、体裁、形式、手法、语言等要素而形成的总体风貌。“文体”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指称，从文学创作的“文体”到文学批评的“文体”，都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化的形态。但是，文学批评的文体也存在自身的时代性。学者温儒敏在谈论茅盾的文学批评文体时就注重从批评文体的时代特质上进行考察。他认为，以阶级分析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方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极为有效的批评方式，它适应着社会阅读的心态，并造成了一种明快的批评文风。茅盾的批评文体正是建立在与历史、时代语境对话的基础上，从而形成了批评的有效性。

但是，讲求阶级分析与社会历史批判的批评文体在1980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语境之中，它的有效性又发生了位移。随着新时期文学“新思潮”的拓展，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批评对文学现场的介入性加强，并与文学创作一道构成了1980年代双声共振的文学景观。活跃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话语不再局限于阶级论的视角，而是多元复杂的批评方法。可以看到，历史语境的变化对文学批评文体意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西传统和现代文学批评资源是当代文学批评文体建构的重要影响源。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资源非常丰富。刘勰的《文心雕龙》既强调“原道”“征圣”“宗经”，也讲求“神思”“情采”“隐秀”，强调文学批评的艺术性。中国古代一系列诗话、词话，既是文学批评，也是文学创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风格。到了现代，周作人、李健吾的鉴赏式的印象批评，朱光潜、李长之等重知识和审美的“京派批评”等提供了大量现代文学批评的经典文本。在西方，将文学批评视为文学创作之一种的观点不胜枚举。例如，作家王尔德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强调，“批评，在这个字眼的最高意义上说，恰恰是创造性。实际上，批评既是创造性的，又是独立的……我把批评称之为创作中的创作。”文学批评被放置在与文学创作同等的位置上，创作当中的主体创造性、情感形象思维的传达方式等都被借鉴到文学批评当中来。当下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自觉是和中西传统话语资源密不可分的。植根于当下现实的文学批评也只有在历史阐释的脉络之中，才能更好地凸显出文学批评的主体性。

有学者提出，当下的文学批评存在千人一面、枯燥烦琐、空洞乏味等现象，批评的有效性和可读性大打折扣。新世纪以来，类似这样的“对批评的批评”并不鲜见。文学批评存在的同质化以及面对当下文学现场批评时的文体意识薄弱问题，越来越需要我们重视。

当代文学批评在现实语境下的有效性，不是仅靠“学院批评”“酷评”“求疵的批评”等单纯的命名就能召回。文学批评也不仅仅在大文化视角下的“诗化批评”中就能得以激活。当代文学批评始终处在一个开放的“当代性”阐述之中。如何对历史和现实进行观照，如何从当下的症候中重建作为批评主体的、知识的、思想的、经验的以及审美的总体化可能，这是当代文学批评文体意识真正走向自觉的必经路径。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