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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届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满族女作家作品形态多样，在形式、主题、内涵、风格等方面不仅有明显的差异性，也有内隐的共同性，一方面表征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则是文本中内隐着的对传统文化形式的当代创新，这其中蕴含着个体女性创作者独特的审美主体意识，整体上又普遍呈现出多民族共荣共生的文化意识。

关键词：满族女性文学；传统文化；文化传承与创新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交流融合、休戚与共、血肉相连，古往今来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浩瀚的中华文化，“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多元一体的格局，不是简单的组合，更不是互相游离”。千百年间，满族书面文学经历了从本民族的历史文献典籍中萌芽，到清代繁盛的满汉双语创作，再到后期因时代更迭引致汉语创作逐渐替代满语创作的主体性地位的发展过程。此后，“满族与汉族在文化上的彼此界限愈发模糊起来”，满族文学在一路坎坷中砥砺前行，在创作题材、技法、文化思想等方面吸收继承汉族文学，同时作家特殊的民族背景所造就的文化烙印使满族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别于汉族文学。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自1981年设立以来，以高标准和高质量的要求评选出了各少数民族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获奖作品整体上呈现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创作样态。总的来说，从第一届至今，获得骏马奖的作品总数逐届递减，但其中获奖的女作家作品所占比重逐届递增。从第一届到第十二届，获奖的女作家作品共有98篇，获奖的满族作家作品有44篇。以邵长青《八月》斩获第一届短篇小说创作奖为起点，获奖的满族女作家作品总共有9篇，约占获奖女作家作品总数的9%。

作为中华多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以来的满族文学以强劲的生命力不断发展，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情况来看，满族女性作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创作激情旺盛、极具当代审美和创作意识的作家群体。她们深受满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多重影响，以多样性的女性写作叙写着满族人民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思想内涵的当代传承与审视。文字中传达出满族女性作家“德行兼修”的自我修养、“中庸”的处事之道，以及“群己和谐”的中华人文精神。

一、女性写作与传统文化的传承

“民族融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是一部多民族融合史，孕育出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丰富女性作为“人”的内涵与价值的过程，从女性个体的心灵世界到人类群体的社会处境，当代满族女性写作关注女性经验与生命故事，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和民族品质的养分，表达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命责任感和人文精神关怀。

当代众多满族女性作家中，叶广芩自成一格，她的作品总是散发出传统文化的“韵味儿”和大彻大悟的“心劲儿”，“中庸之道”的写作笔调让读者迷恋至深。在第六届骏马奖获奖散文集《没有日记的罗敷河》中，作家以第一人称“我”追忆“沉重”又“轻松”的个人记忆，透过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个体人生命运与生存状况再现复杂又浓厚的满人情感色彩，显露出满族特有的文化品格和民族精神。满族贵族后裔的特殊身份为作家接受传统文化熏陶、文学气息滋养提供便利。作家熟谙《打渔杀家》所代表的一类贵族精致文化和《锯碗儿丁》所代表的众多底层民俗文化，这种非比寻常的高雅庙堂和俚俗市井相互交融的生活体验所带来的人生感悟和文艺素养将满族的文化品格和民族意识转化为今后文学创作的灵感和源泉。满族特殊的传统民俗文化、京味儿的语言，以及家族中的珍贵器物，都内化成作家本人女性写作中的文化符号，例如父亲的鼻烟壶、舅舅卖的开花豆，以及文中频繁出现的古诗文等。无论是在京的童年时期还是调往西安之后，物资匮乏的生活和工作中的磨难并没有把“我”推向低谷，从而变成一个暴戾粗鄙、埋怨一切的人，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文学世界的相伴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因为汉族民间叙事诗《陌上桑》里的诗句，“罗敷河”在“我”的眼里变成了一条女性化的河流，是给予“我”生存启迪的精神依托，作家将心灵寄托于文学和自然以释放人生苦闷，散文中大量引经据典的篇幅既展示了汉族文学文化对满族作家的内在影响和作家自身丰厚的文化底蕴，也折射出了满族女作家内心对中华传统文学文化深深的自豪感与喜爱之情。

在第十届骏马奖获奖诗集《我的灵魂写在脸上》中，王雪莹以个人独特的女性生命体验书写对大千世界和丰富生命的审视与敬畏，正如作家在序言里写的，“一个严肃的诗人每天都重新起程，行走在以词语为表象的内心探险的路上”。在《遇到水仙》中，王雪莹以“水仙”这一意象指代爱情，文字成为情感的代言符号，以委婉清纯的笔调描绘一个成年人的爱情，流露出作家对于心灵悦动景象的审美情绪，以个体生命的精神和经验探究人类灵魂深处的“爱与梦、伤与痛”，“渺小与卑微、坚持与守望”。而血液里流淌着的对自然、生命的敬畏和共生之情，促使作家在诗集里多使用“蝴蝶”“阳光”“花朵”等具有明媚色彩的词语，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是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天然从容的透彻感。

对于满族女性作家来说，性别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多重影响构成其文学维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她们通过写作绘制多姿多彩的女性精神图谱，进而表达女性的生命诉求。她们上下求索，并不囿于狭隘的女性意识发掘，用语言符号勾勒出跨越性别、民族身份的人类共同的人文世界，其思想内涵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

在第二届骏马奖获奖短篇小说《丹顶鹤的故事》中，边玲玲塑造了一个大学毕业后自愿申请去往丹顶鹤自然保护区、在荒芜的环境中潜心研究丹顶鹤的青年小伙裴宁。与当时选择城市喧嚣的大多数人相比，裴宁的选择令人不解。作家有意透过对裴宁这一人物的细致刻画和描写，投射出当代知识分子的某种理想世界和精神追求，即一种回归乡土自然和追逐生命气息的淡泊宁静。而文中对于朝鲜族姑娘乌梅温暖热情、能歌善舞的形象塑造，表达了作家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和接纳。超凡脱俗的丹顶鹤吸引着裴宁并使其甘愿用一生来驻足探索并歌颂恬静自然的环境中同丹顶鹤一样美好的事物。作家用丹顶鹤表征个体生命冲破欲望的浮华和虚妄之后，灵魂到达的崇高境界。这种道德上淡泊名利、回归自然、救赎自我的人生路径恰恰呈现了传统儒道文化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人与女人，人的尊严与女人的尊严在边玲玲的小说中，既是一种纵向的逻辑递进，又是一种横向的内在契合，是社会普遍关切与性别特殊关切的有机统一。”这位满族女性作家以独具特色的女性视角讲述时代青年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奋力维护人格尊严的故事，演绎当代人对中国古典文学中陶渊明所构建的人文精神世界的追寻与传承，体现了传统文化对满族女性作家文化修养的浸润和内在影响。

作家格致是“新散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散文集《从容起舞》曾获第九届骏马奖，其书写“以‘纯客观’的方式，真实再现凡人琐事以及深蓄其内的本原与尘世情绪”。与边玲玲相比，格致更关注在男权文化困境中女性的生存哲学。从表现女性成长时期特殊的生命体验到强调女性意识，质疑长辈重男轻女这一传统文化观念中男尊女卑意识在家庭和农村社会的天然合法性存在，散文中传达出了作家对性别文化和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在《转身》中回忆母亲年少时曾被苏联骑兵侵犯，回忆“我”与男性朋友第一次拥抱时带来的种种不适和危险的感觉，以及被男性骚扰的经历，作家以个人经验揭示女性成长中的风险和不易，以此凸显对男权文化的反抗。同时，作家用“漫漶、枝蔓”的文字描述“我”与男性周旋对话的漫长场景，更有意强调女性的善意与柔和能成功化解来自男性的威胁和危机，这一点在《医疗事故》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作家细致地展开“我”与年轻中医相亲时险些被侵犯这一经历，着重凸显对事件背后本质的思考，展示女性天然被赋予的感化暴力的强大力量，心怀坚强忍耐、宽容慈悲的母性品格，救赎了在法律边缘游走的施暴者，这一思想内涵复归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伦理道德感化人性、救赎人性、以柔克刚的精神资源。作家以先进的文化角度审视和反思幼年时闭塞环境中的女性生活和情感状况，直面女性现实问题的忧闷，也在文中保留了女作家对和谐美好两性文化的期待，并流露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依恋感。

传统文化本身所固有的不容忽视的父权制文化语境也不可避免地侵蚀女性心理，这种影响首当其冲体现在女性创作的文化心理上。即便是当代满族女性作家的书写，仍可以从格致的散文中嗅出作家本人对于童年时期父母偏心兄弟忽视自己而内心酸楚的味道。这种态度似乎与边玲玲所呈现出的对于传统文化中特殊的文人情怀、隐逸精神的渴望截然不同，但是前者通过无限释放女性的“善”以反衬男性的“丑”，与后者对古代男性文人建构的人文精神世界的向往都属于当代女性书写情绪的一部分。而在叶广芩和王雪莹的女性话语空间里，豁然自得、通达明澈的心境更为突出。女性写作的多样性证明了女性也是可以超越传统家庭关系中的身份，整合文化传统创造出具有个体独特意识的差异性存在，成为传统文化在流变时空中的传承者。

同时，当代满族女性文学并不囿于书写女性主体经验与思维，还以宏阔的现代性视野和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探讨人类共同的人文追求，谱写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考量生命活动在现实中的终极意义。尽管文学体裁不同，女性写作通过当代文学的审美表达形式守护并传承着民族文化的共同记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文本始终贯穿着对个体生命存在形式的关怀和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关注，既保留精神上的独特性、差异性，又在文化中国的意义上会通为完整的版图，绘制当代知识分子探寻文化源流、回归精神家园的秘径，表达对文学精神和文化感染力的坚守与自信，在整体上形成一种人类价值审美的共通性，并在精神内涵上自觉地归一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文化传统的当代性思考

文学文本中的文化踪迹即表征着少数民族作家本人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的一种认同。当代满族女性作家的多样性创作固然彰显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与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环境，这种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记忆也在潜移默化地浸染着满族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二者相辅相成。“面对浩瀚如烟的传统文化，摒弃什么、传承什么，是一个时代的大命题……求新求变，是时代的要求，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要求。”由于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社会空间和地理环境的变化，在传承与阐发传统文化的同时，满族女性作家的书写也显示着她们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明确的文化自觉，思考并审视历史对传统文化的筛选，或者以文学创作对传统文化加以创新，延续传统文脉。

战争这一命题是历史的、沉重的，当满族女作家面对这一叙事主题，她们擅长从女性的情感经验出发表达对战争和历史的独特解读。战争题材的获奖短篇小说《八月》由邵长青创作于1979年，正值新时期文学对革命现实主义、人文主义等文学思潮的恢复阶段。《八月》中呈现的抗战叙事没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进行直接讨伐，也没有对战争场面进行宏大描写。作家以战争背景下日本女人踏上中国土地寻找参战的丈夫这一故事为引子，讲述流浪异国他乡的日本女人和逃难中的中国人之间的心理情感变化。初遇时的双方是对立的，彼此忌惮，经历了流亡路上的共患难，逐渐产生信任感。作家通过对不同阶段的变化描写提出对战争文化中“人”和“人性”的审视，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德”“仁”的精神传统通过当代文学审美表达的改编创造，构建为具有当代认同感的精神价值，即“人道主义”精神。面对那段历史，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心理精神创伤不容忽视。作家对于战争的描述超越了简单的民族国家叙事，以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视野理解、澄明民族精神文化，表达了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和平”和“家”的共同追求与渴望，而这一全球性议题的答案就埋藏在浩瀚如烟的中华文化之中，即使战争中苦难、落魄的中国人，面对来自侵略国的弱者，仍会秉持“德性”和“仁道”。

同是战争题材文本，庞天舒《落日之战》中描写的民族战争史荡气回肠，青年的爱情故事感人肺腑。小说追溯了满族先民女真人开疆辟土的峥嵘岁月，以及契丹等其他族群的多舛命运。北宋汉女苌楚在战乱纷纷、狼烟四起的时代背景下虽然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却始终保持心中的忠贞与赤诚，以爱为生命箴言，宁愿背负背叛的罪名也要挽救契丹骑兵刀下女真老人的性命。当得知斜也等女真人背信弃义，计划南下侵宋时，苌楚心中对民族国家深深的大爱超越了儿女情长的小爱，痛苦并决绝地斩断了与斜也的联系。小说中塑造的汉族女性是一个颇具现代意识的“英雌”人物，对古代女性形象的颠覆性书写这一自觉性文化创造活动本身即充分体现了作家强烈的当代女性意识。在文本中作家实现了对传统女性刻板印象的文学书写突围，赋予女性铮铮铁骨和寸寸柔肠的正义品质，用女性形象诠释温婉善良和刚毅不屈的中华美德，演绎当代知识分子理想中崇高的民族道义和大爱精神。

满族女作家构建女性历史书写，在历史叙事中想象女性的参与，颠覆了传统文化中女性的被动地位，解放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精神束缚，为文化多样性发展注入新的生命活力。

历史上女性深受男权文化影响，这种现象也延续至今。赵玫的散文集《以爱心以沉静》和《一本打开的书》，曾分别获得第四、第五届骏马奖，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作家文字中内含的强劲生命力和紧扣读者心灵情感审美的巨大能量。女作家突破传统的家庭婚姻观念，以文学联系现实世界，排遣心中爱情和婚姻失败的痛苦，通过文字构建的文学世界，超时空地与杜拉、伍尔芙、三毛等女性进行精神对话和心灵交流，凭借写作使自己成为有独立精神领地的女性。作家为女性的存在身份寻找答案：一个女性到底应该是男人的爱人、家庭的主妇，还是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父母的女儿？作家给出的答案是：在坚韧跋涉中摆脱爱情的折磨，蜕变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女性，以沉静的爱心对待父母、女儿和身边的朋友，获得对自我精神生活的真正把握。散文展现了女性作家个体的心路历程，探索女性生命中的多重身份，追问女性的生命价值，表达当代女性对家庭、婚姻以及人生的豁达态度。

当然，当代女性不仅在精神与生命价值上有独特的诉求，她们也同样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对满族濒临消逝的传统文化进行审视。赵玫的散文集《一本打开的书》中有一篇《我的祖先》，其中写道：“我的祖先是被他的母亲在游牧的马背上生下来的。而临到我们，作家便不仅有了宫廷里的皇族的高贵也有了王朝覆灭衰败之后的凄凉。我们怀着那一份高贵的凄凉，便只能将一颗执着的心，投入对先祖无限崇敬的缅怀中。”作家对于本民族的历史别有一番感慨。祖先曾经的辉煌被历史的尘埃所覆盖，成为民族的文化遗迹，然而现代社会多元背景下成长的一代又一代关于满族历史文化的记忆逐渐淡化。面对这些表征着日渐式微的传统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满族女作家笔下的满族叙事更像是一种文化想象，“在生命中的一个必然的时刻，我像悟出天机般悟出了满族女人的命运……于是我写了长篇小说《我们家族的女人》，用这篇作品完成了我1991年对于民族的认识”。多元的文化情感被默默地融入创作，并与女性作家天然的女性意识相互结合，以现代女性的心灵感悟满族女性的命运，书写对民族故事的想象，在文学创作中追溯身体里的文化基因，完成对祖先的认识与缅怀。

格致在长篇散文《替身》中描绘了在乌拉古城内人们依靠懂巫术的“大神”来诊治病痛、驱魔赶妖的乡村日常生活图景。在这个古老的地方，传统的巫文化将人同时赋予了肉体存在和替身存在。当面对生病的“我”，母亲召集众神在人间的替身——大神，制作一个“我”的替身来保佑“我”。对这种巫文化的推崇和信仰影响并支撑着逆境中的人们，以至于后来“我”的丈夫发出了“世界已经改变，人神必须联手，共同努力，才能保佑一个孩子安全长大”这样的感慨，这种古老的文化习俗沿袭至今，在经历了真理与科学的考验之后仍在现代满人心中有所保留。在这个语境下，它并不是医治身体病痛的良药，而是心灵的寄托。而文章中出现的对东北满族女子吸烟的风俗和房间布局陈设的细致描写，展示了作家对于满族文化习俗和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这是作家熟悉的“家”的环境，也是流淌自血液里的民族文化认同。然而，这种对本民族的感知和了解却来自母亲这个汉人。《在边疆的大风中》这篇文章里，童年时的“我”通过游戏在“古老的泥土”中找字，长大后在书柜中、在家谱上以及在研究室里追寻民族文化根源，执着地探索有关满族文字的故事。作家在文中审视现代性浪潮冲击下的传统民族文化如何一步步走向边缘，同时也在现代与传统、满族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找到归属感与认同感。

三、多民族共荣共生的文化意识

众多获奖作品尽管主题风格、叙事方式等方面不尽相同，满族女作家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以当代文学想象呈现满族文化，例如对家族身份的介绍、日常生活的展示，以及对萨满巫文化的描写等。然而在新时代背景下，伴随着各民族的不断发展和交融，民族特征逐渐模糊化，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融合，族群边界的痕迹不再清晰，满族文化记忆被重构成中华文化的特色基因。这些获奖女作家本身的民族意识更多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她们对于满族文化的阐释既依赖于本民族的文化符号，又呈现和谐的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女作家们对各时期历史事件的客观描述即是佐证。

庞天舒曾谈道：“当今的世界各个民族就是历史上的民族、人种相互融合的产物，民族文学也必然如此……我本人的创作就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现象。”这种多民族文化意识在《落日之战》中也多有体现，小说虽然写的是满族先民女真人、辽国契丹人以及北宋之间的战争，但个体的少数民族身份所赋予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被放置在了人类必要的生存正义性之后。这种战争叙事不失公允，以客观的态度正视中华多民族间的交融史。契丹将军林牙大石在国破家亡时满腔热血希望找金人报仇雪恨，在经历了多次战争后却又向西跋涉千里重建西辽，只为避免部落间的战争，以求安逸和平的生存环境，甚至在西行途中吸收了一队志同道合的沙漠部落。在作家的叙事话语中，无论民族身份是什么，和平富足的日子才是人人都向往的幸福生活。这些既是人性情感的感知过程，也是对人类生存真谛的认识结果，完成这些都需要和平稳定的内部执政和外部邦交环境。然而汉族与游牧民族生活生产方式的不同，造成了汉人安土重迁，而游牧民族则需要不断征战周边开疆拓土。当金人顺利攻下辽宋都城后，杀红了眼的战士肆无忌惮地将愤怒发泄在无辜的城中百姓身上，此时战争之初的目的已经完全淹没在对弱者施暴的血腥之中。这便是作家通过历史书写所带来的启示性意义——战争最终会导致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消陨，而“一场胜利的战争，往往也就是引诱胜方走向反面的‘落日之战’”。

在另一个维度上，这一战争叙事跳脱了单纯的民族历史书写，在完成满族历史叙事的同时，在民族性的基础上以全人类的视角质疑战争的暴虐与复仇心理的破坏性。女真将军斜也与契丹将军萧挞不野在战场上厮杀拼搏时，也不妨碍他对这位英雄的崇敬；而后与辽宋汉人蔡靖相遇时，又被蔡靖的忠诚和勇气所感动，然而，在和他们碰面之前，斜也只是个满腔家愁国恨的复仇者。作家对斜也这一人物的多角度考察消解了民族之间的绝对界限，人不只具有“民族性”，更应该具有“人性”，战争无论是为胜方还是为败者带来的终究是毁灭，只有和平幸福才是各族众生共同的生命诉求，各民族之间彼此尊重、平等共存、求同存异，这就是对多民族共荣共生这一文化意识的深刻阐释。

新晋骏马奖获奖作家苏兰朵在中短篇小说集《白熊》中并没有刻意地追求与满族有关的历史叙事，而是将少数民族群体所特有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崇拜带入小说创作，以一种广泛包容的姿态嵌入了对当下社会生命现实的深入思考。其中，中篇小说《歌唱家》、短篇小说《白马银枪》《小麦经过的夏天》是颇具地域色彩的三部作品。《歌唱家》中的民歌《十月金秋飘果香》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作家透过它讲述了一对师徒的时代故事，这首歌在十几年后又引发了荒唐离奇的“假爸爸”事件，不断地裹挟着师生情、亲情和利益心的发生；《白马银枪》中满族的外祖母因戏服与外祖父相识，被外祖父《长坂坡》中所扮演的忠肝义胆的汉族英雄赵云深深吸引，受此感染的母亲对武生表演痴迷一生。“国粹”京剧本是极具特色的汉文化传统之一，却牵扯出了一个家族两三代人的爱恨悲欢，吕彤在追回祖传京剧行头的过程中才得以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小麦经过的夏天》中传统的二人转剧目《猪八戒拱地》和《回杯记》更是表征着独具东北地域特色的文艺表演形式，二人转本身既包含了汉族的音乐文化，又融合了满族传统文化。民歌、京剧、二人转这些文化符号承载着作家对生命与生命、生命与社会之间彼此纠缠、彼此羁绊的寻觅和探索之路径，它们共同构成了东北社会小人物的文化空间，同时也在诉说着东北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之情，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共生。虽然作家的小说创作常常将故事背景放置在东北这一特殊的文学地理空间，却充满了浓烈的现代感和社会感，作家在都市日常中寻找现代人的迷茫人生和生存困境。也就是说，作家摆脱了对于个体民族身份和阶层身份等异质角度的探讨，在时代社会、都市人生的同质维度中折射出中华多民族共荣共生的文化意识。

满族女性作家带着现代知识分子深深的使命感，通过创作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在女性身份、少数民族身份这两重身份维度中建构人生与时代的终极关怀，将边缘群体意识通过叙事文本呈现出来，以此实现价值提升和中华文化现代化建构。同时，面对自身特殊的民族身份，女性作家自觉地将满族文化视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保证文化生态平衡的基调下，依靠文学创作传承传统文化记忆，开启新的文化传承之门。满族女作家既承担着本民族历史命运和文化精神的书写任务，又自觉扮演着传承中华文化的角色。

满族女性文学一方面在书写创作中保存自己本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吸收借鉴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内涵，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意识相结合，注重对人性以及对人的现实生存状况的关怀，通过文学想象构筑并再现民族文化图景，在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格局中，将本民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在现代语境中拓展延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基因，并对传统文化精髓进行再发现、再认识、再创造，统筹兼顾本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建构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方向，映衬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在这一过程中自觉地表现出主体自信和文化创新意识，充分体现了当代满族作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结语

总体来说，当代满族女性文学在大时代背景下对传统文化的书写呈现出一定的辩证性思考。作品既有对传统文化思想内涵的继承和发扬，又表达了对于传统文化的时代思考与创新。满族女性作家们以丰富的文学活动表达文化认同感，彰显民族文化自信，同时这种连通古今的文学创作消解了历史传统中的民族畛域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深化并超越了文学和文化传统。

作为中华多民族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满族女性文学，其文化现象存在本身即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民族文学的书写主体不再只是男性作家，女性作家或引领小说体散文的“新散文”艺术手法创作，或通过小说、诗的创作以更细腻的观察视角丰富了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为文学传统注入时代的文化考量，阐释对于民族、战争、人性、人生等主题的思考，这些都体现了当代满族女性作家独特的审美内涵和民族文化气息，同时又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库存投入新的文学力量。

（注释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