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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  ——严家炎先生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讲座
来源:《南方文坛》 |   2021年03月13日10:00
关键词:李建军 严家炎

时 间:2020年10月13日

地 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第一会议室

主 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主讲人:严家炎

主持人:李建军

与谈人:刘跃进、黎湘萍、董炳月

发言嘉宾:赵稀方、吴光兴、陈定家、施爱东、张重岗、谭佳、彭明哲

李建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主任、研究员):严老师是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教育的贡献巨大。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影响了几代中文系的大学生。同时,严先生也是一个很优秀的批评家。他有敏锐的感受力,精细的分析能力,还有富于才华的表现力。他的批评才能,典范性地表现于对《创业史》的批评上。文学批评既要给读者提供启发,还要对作家产生作用,要让他激动起来,内心生出与批评家对话的冲动。严家炎先生批评《创业史》的文章,不仅给读者提供了新鲜的观点,也引发了柳青的强烈反应和尖锐回应,写了很长的文章与严先生对话。

我2019年有了这个想法,想请严先生来文学所做一场报告。严先生现在很少出来讲课,但他欣然答应了我们的请求。严老师非常严谨,反复跟我讨论如何做好这场报告。时间本来定在2020年四月份,因为疫情原因,就一直推到现在。

今天来参加活动的同学非常多,从来没有这么多。由此也可以看见严先生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我先介绍一下严老师和各位嘉宾。这位是德高望重的严家炎教授。这位是卢晓蓉老师,严家炎先生的夫人,是近现代最著名的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的孙女。这位是彭明哲,新星出版社的总编辑,他们要出版严家炎先生的全集。今天来参加与谈的本所专家,各个学科的领军人物都请来了。接下来请严老师为我们作报告。

严家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首先,我要感谢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刘跃进先生及各位领导和同道!感谢新星出版社彭明哲总编和孙立英编辑!感谢主持人李建军先生!

我今天发言的内容是,以即将出版的十卷本全集的代序,即《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为基础,谈点自己60多年来从事文学研究的体会和感受。中国文化,如果从轩辕黄帝时算起,已经有6350年左右(据学者钱钟书考查的材料)。若从春秋战国相接时算起,至今亦已2500—2600年,可以说久远而又丰富。《周易大传》有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是自强不息,二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性格:具有坚忍顽强、绵延不绝的活力和包容万物、融会更新的品格。既有乐天知足的豁达,又有居安思危的清醒。

在道德本体上,中国文化早已确立了仁义、和合、忠恕、孝悌、中庸等核心观念。这类核心观念都是中华民族长期探索、研究、创造的成果。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提倡:“与天为一”。所以,从根本上看,中国人是讲究“天人合一”的,在国际横向关系上,又是讲究“协和万邦”的。这“协和万邦”,作为思想主张,既是一种精神成果,也会变成“物质成果”,不仅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欢迎,也惠及本国的发展与繁荣。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仅存的硕果,就来源于这些精神思想能够推动中国文化不断继往开来、融合蜕变、推陈出新。拿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近代思想家黄遵宪文章《原君》来说,它诠释的就是一种承上启下、包容互惠的文化理想和精神成果,体现了古代文化的精神出路,应该说,这就是黄遵宪所认为的一种精神坦途。

我的岳祖父,即被当代学者誉为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乡村建设先驱和社会改革家的卢作孚先生,也是践行和发扬光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自幼师从晚清举人、著名史学家张森楷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青年时代又饱览西方文明的进步书籍,并将二者的精髓融会贯通,从中探寻出中国社会转型及文化创新求存的根本办法,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以世界最先进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技术为目标,“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整套主张。具体来说,就是实现产业、交通、国防和文化的四个现代化。有学者指出:“在旧中国,提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者,早有人在,但没有提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高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建国大纲及实业计划,已有明白的现代化思想,可在此以后,更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其具体内容和目标做了明确规定的人,卢作孚还是第一个”。不仅如此,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还亲自主持了三大现代集团生活试验,即成都通俗教育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现代乡村建设,作为“小至于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的参考”。三大试验所取得的精神和物质成果,至今仍在发挥余热。

我的祖父严伯勳是清末取消科举考试之前的最后一批秀才。我开始学说话时,即在祖父教授下学识字。两岁已识字三四百个。三岁起由祖父口授唐诗。抗战前夕识字近千。到了五岁,父亲又请了私塾先生教我读《孟子》和《论语》。这些启蒙学习无疑为我打下了传统文化的基础。我七岁进正规学校读书,插入三年级,直至高中三年级毕业为止。高中二年级时,我在《淞声报》上发表《巳生嫂》《不堪回首》等短篇小说。高中毕业后接着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半年,又到安徽省先后参加四期土改。这个阶段接触和阅读了不少古代和近现代文学书籍,增进了我对文学的爱好。

1956年我以同等学力考上北京大学主攻文艺理论的副博士研究生,在此期间得到杨晦、钱学熙等名师指导,集中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他们开出的书单就有中外古今的150多本),使我获益匪浅。学习两年之后,我被提前分配工作,为20多名苏联、东欧、朝鲜、越南留学生讲课,从事近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教学与研究,前后已超过一个甲子。除了完成教学任务,我还担任过一届系主任的行政工作。几十年来,我在跌宕起伏的文学浪潮里摸爬滚打,有了一些心得体会,撰写了近400篇文章,出版了22本书,独立或与他人合作编撰了多本研究文集和教材。现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新星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汇编为十卷本全集,与有兴趣的读者分享。

本全集所挑选的文章,不仅与我的教学相关,也与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热门话题相互辉映,比如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比如由长篇小说《创业史》引发的如何写好“中间人物”的论辩;比如“文革”后拨乱反正,重上文学研究正轨的诸多问题;发掘和梳理现代文学史上各流派的贡献;还有对鲁迅复调小说的发现和评论;对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评价;对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的肯定和研究;以及对文学史分期的思考和讨论等。根据这些文章的内在逻辑,分别收入了第一卷《考辨集》,第二卷《知春集》,第三卷《求实集》,第四卷《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五卷《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六卷《金庸小说论稿》,第七卷《问学集》,第八卷《朝闻集》,第九卷《随笔集》和第十卷《对话集》。

纵观我几十年来的教学与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文学与文化密切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文化寻找精神出路的同时,中国文学也没有一刻的停顿。我在收入第一卷的《文学现代性问题漫议》一文中,开篇就写道:“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到清王朝的晚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开始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迎面相遇,经过碰撞、交汇而在自身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新质,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则达到高潮。从此,中国文学史进入一个明显区别于古代文学的崭新阶段。”文中阐述了何为文学的现代性,导致中国文学发生现代性嬗变的内外原因及其必然性。实际上,我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一思考或多或少地体现在我大部分的文章中。21世纪初,承蒙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了大学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三卷本,我以多年的思考和研究为基础,首次在教材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作了阐述(请见本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并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而是早于此30多年的晚清末期,即1880年左右,其理由与依据都离不开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与此同时,我还将前面提到的《文学现代性漫议》一文,作为这套教材的引论,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从而确立了这套教材的基调和主线。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神出路究竟在何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还需要做哪些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是新一代同仁们所面临的新课题。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李建军:严老师刚才回顾了他的治学历程,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在哪里?文化意识决定了一个时代作家的文学自觉。文化没有方向感,是不会产生伟大的文学的。严老师结合他的求学历程,把现代与传统结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他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从五四往前推了30年:从“晚清”开始,而不是从五四开始。这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响非常大。

刘跃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听严先生的讲话我特别感动。我想到了杜甫,想到了他的深沉的家国情怀。严先生是新中国文化教育的第一批工作者,也是中国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化研究的历史见证人。严先生刚才给我们讲了他的治学经历和思考。严老师刚才说他20世纪60年代初就在思考现代化的问题。大家都在想,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中国文化的出路在哪里?除了他提到的治学经历,更加让我们感动的,是他谈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他用7000年、5000年、3000年、2000年,一直到20世纪近现代文学,这个历史的连贯和严先生家族的延续、严先生个人60多年的研究和思考的延续相关。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不关注和思考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脱离了这些思考,我们的生命将没有意义。作为一个学者应该有这种家国情怀。严老师的这种情怀,让我想到了杜甫。同时,我还想到一个问题,我们读书人,除了死守这点专业,还应该做些什么?严老师刚才提到了我们中国文化的“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我想接着严老师的话谈一谈我的看法。贾谊《陈政事疏》:“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这里涉及中国文化的两个基本层次,即礼和法的关系问题。

第一个层次是“礼”的层次,这是做人的基本层次。礼的作用主要在事故、灾难等发生之前。第二个层次是“法”的层次。法的作用主要在事故、灾难发生之后。由此看见,“禁于将然之前”的礼,贵在能绝恶于未萌,起教于细小,使民从开始就见善则迁,畏罪而离,不知不觉自动地从善避罪。但是,“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见效慢,推行难,而法的效用很快,“是故法之所用易见”。礼法互补,礼是王道,法是霸道。还有一个层次,就是严老师讲的“道法自然”的“道”的层次,是天道、地道、人道,天人合一。这是最高的境界。今年正值北宋哲学家张载诞辰1000周年,我想起了举世传诵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至简的大道。

第一句,“为天地立心”讲的是天地之道。天是最高的境界,既抽象又具体。天地立心,从自然层面来说,正如《荀子》所说,日月运行,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有其亘古不变的运行规律。个人在宇宙是渺小的,又要高远的境界。中国人敬畏天命,认为这是最高的道。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第二句,“为生民立命”说的是人伦之道。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曹操说:“天地间,人为贵。”《尚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也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指出,谁能获得百姓的信任,谁就会赢得最终的胜利。反之,谁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谁就必然招致灭亡。《尚书》多次强调知人安民的重要性。《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心向背决定着政治的兴废。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是弘扬文化繁荣之道。中华文化所以能够焕发出这种强烈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其关键要素在“化”字上。《周易•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察”与“化”对举,则“化”是指变化,尤其是通过文明的方式促成这种变化。诚如《庄子•逍遥游》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价值,强调多元一体,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注重整体思考,注意到万事万物的密切联系,讲究真、善、美的完整统一。这便与近代科学更多地关注“真”而忽略“善”,更多地关注现实而不计后果颇有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来强调责任意识、奉献精神、合作理念,这与西方文化以利益为核心价值,强调天赋人权,崇尚个人主义,强调竞争法则有着本质区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来重视善良的秉持、孝悌的恪守和礼义的遵从;向来鼓励勤勉、求实与创新;向来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向来尊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等。这些深邃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回顾中华文化传承的历史,我们由衷地感谢历代仁人志士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思想家开创了诸子百家的时代,确定了中华文化的道统。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历代学者,整理典籍,传经布道。宋代雕版印刷的发明,明代《永乐大典》的汇纂,清代的四库全书编修,中华文化,不绝如缕。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传统,立足当代社会现实,创造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现代中华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四句,“为万世开太平”是追求民族复兴之道。《礼记•礼运》将远古历史的运行,分为“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两种形态。天下为公,是说天下乃天下人共有之天下,是谓大同。当历史进入到私有制社会以后,以血缘为纽带,天下为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这是国家的雏形。如何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幸福,便成为核心问题。经过鸦片战争180年以来的不懈抗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我们有民主革命28年的浴血奋斗的精神,我们有新中国70年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大道至简,以人为本,所有的理想,最终要由无数个体生命来实现。古人在推崇大道之余,都强调个人的修身立志,认为这是实现人类理想的起点。屈原《离骚》说:“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宋代诗人陆游《卜算子•咏梅》说:“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元代诗人王冕《墨梅》说:“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明代诗人于谦《石灰吟》:“碎骨粉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习近平同志指出:“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修身不仅是个人的小事,更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严家炎老师用他个人、家族的历史,生动具体地诠释了这种家国情怀的深刻意蕴,也是严老师讲座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李建军:刘所长结合杜甫的家国情怀,高度评价了严家炎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文化情怀,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思考。他的观点对我们做学术、做研究也很有启发。

黎湘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港台室原主任、《文学评论》原副主编、研究员):严老师有一本书叫《求实集》。严老师一生都在践行求实的精神。刚才听严老师讲了卢作孚先生的事迹和他祖先的教育。中国文化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有个人传承的特质。潘光旦曾经在他的书里提到,中国文化绵延不绝,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靠家庭传承。严老师从自己个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传承是如此的血肉丰满,一点都不虚。如果把历史的因素放进去,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抽象的中国文化,它是在变化的,在建构当中的。我们可以把文化看作一个变化的、历史与现实互动的同心圆。每个时代都有其政治、经济、现实的部分,这是非常实际的,对每个人的生活直接产生影响的,这部分是文化同心圆中最外层、最活跃的部分;这个比较有价值的部分经过历史的汰洗,会积淀成为民俗,这是文化同心圆的第二层;而文化同心圆最核心的部分则是其比较恒久的、可以随着时间的变化、历史的发展而积淀、传承下来的精神,它既影响着当下的现实,也化为民俗的形式,它就是所谓的文化的核心价值部分。如果把历史的因素抛开,我们所讲的中国文化就是核心的那部分。政治的那部分会随着时代、朝代变更而汰洗。

严老师在他的实践当中,比较早地提到了“现代”。30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用的都是“新文学”这个概念,但是用“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就找到了新文学与旧文学根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现代性。严老师在这里的探索是非常重要的。严老师以严谨著称,严谨里特别具有开拓的精神、革命的精神。比如严老师参与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海外华人文学用非华文的写作就非常关注。像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就非常重要。华人用外文写作,可能还有更多的发现,这一点就使得严老师所写的文学史概念的实现还有更多扩展的可能性。现在的挖掘还很不够。从华裔在海外这个角度来看,华人在国外对外国文化的接触更频繁。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接触以后产生的性质变化,在国内是看不到的。严老师在这方面的探索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另外,就是金庸要不要写到现代文学史。我非常赞同严老师的观点。如果《三国演义》能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金庸为什么不能成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经典?严老师很早就说应该把鸳鸯蝴蝶派也要写进文学史。以革命为主的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常常把这部分排除在外。严老师在这方面的探索很早,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具有巨大的意义。金庸小说里创造的新一代人,我叫作“少年中国”的群像。像令狐冲,就是一个和他的祖辈、父辈完全不一样的形象,这是很了不起的。他们的精神融入了金庸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精髓。为万世开太平,不是靠说大话,不是靠威压、武力,而是靠真正的体物爱人、敬天爱人。金庸的“少年中国”的群像,其实在当代中国是没有的。所以,严老师发现金庸,很了不起。眼光放开,不再拘泥于原来文学史程式、陈规。所以,从打破文学陈规、原来概念的束缚这一点来说,严老师的建树是具有革命性的。

我和严老师在短暂的接触当中,还发现一点,就是他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特征,仁义、和合、忠恕、孝悌。所谓的“忠恕”,实际上是常常表现在严老师和他的学生的交往、对话之中,他的学生经常直言与严老师讨论问题,有时争论比较激烈,但是严老师从来都是微笑着去倾听、容纳、讨论,从来不会像我一样,一听不同的意见就会跳起来去争论。这是一种协商的艺术。互相商量,彼此倾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严老师的包容性非常了不得。我是亲身体验的。他的学生也很了不得,敢于犯颜直谏。所以什么是中国文化,如果有的话,它不是空谈,它应该在每一个人具体的践行当中,而不是僵硬的概念。我最近看钱钟书先生写的《管锥编》,钱先生说他做的工作是“破执”的工作。“破执”,即破除执着,放在学术里面,当然有一个正义论做基点,但它不是执着于某一种偏见,有时候当我“自以为义”的时候,我可能就把别人打倒,好像我就是“正义”的,完全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虽然认“道”,我们自以为“为天地立心”,可是这个“心”是不是天地之“心”,那个“道”是不是天地的“道”呢?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有局限性的,我们所认为的“道”并不总是“常道”。中国文化不只是儒家的东西,还应该包括老子的东西,十三经应该要把老子的《道德经》放进去,也应该把《庄子》放进去。我就谈到这里。非常高兴见到卢老师和严老师。谢谢!

李建军:湘萍对严老师的学术精神的理解和阐释都非常深刻。他说,严先生的学术精神,尤其体现在金庸研究上。我是读博士期间读了金庸两部作品:《鹿鼎记》和《天龙八部》。老实讲,不是很喜欢。以后有机会,我还要细细地读他的小说作品。金庸解读经典的能力非同一般。我读了金庸研究莎士比亚的几篇文章,感觉他非常厉害,对他很是佩服。我经常讲,一个作家,无论是中国作家还是外国作家,如果没有好好地阅读莎士比亚,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家。路遥是读了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他就很了不起,比如他《人生》的结构,体现着莎士比亚戏剧的结构意识。所以,我认为金庸的文学修养是很高的。我以后会找机会重读金庸的全部作品,也会重读严先生的金庸研究。

董炳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比较文学室原主任、研究员):严老师是我的老师,我是学生。五年前我出版了一本书,《鲁迅形影》,在那本书的后记里,我写到严老师给我的指导、帮助。今天,老师在这里讲课,我作为学生,不敢“与谈”,只能说说自己的一点感想。建军今天请严老师来为大家做讲座,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但是,一个“很好”还不足以表达这件事的意义。他是做了一件“大事”。不知大家是否意识到了,今天这场讲座,现在这个场合,是有历史性的。大家读本科的时候,或者是考研复习现代文学课的时候,大概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那套文学史,是唐弢先生和严老师主编的。今天,严老师在这里给我们做了讲座,而刚才发言的黎湘萍老师,是唐弢先生的关门弟子。所以,今天在这里听到严老师的讲座,又听到黎湘萍老师的与谈,很有历史意义。

我个人听这次讲座的感受,第一点想讲的,就是关于严老师讲座的题目《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建军两周前说严老师要来讲座,我便开始做听的准备,重读刚才湘萍提到的《求实集》。20世纪80年代初,严老师出版了两本重要的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集,一本是《知春集》,一本是《求实集》。我这本《求实集》,是1984年9月5日在北京大学买的。书上写了购书时间,还盖了章。现在,重读《求实集》,重新看严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我觉得严老师的学术思想、治学态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经世致用的精神,一个是历史化的态度。这种思想、这种态度,有助于克服目前我们文学研究中的许多弊端。很大程度上,从严老师的学术思想当中,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

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关于现代文学和现代性的问题。严老师对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重新认识,意义很大,首先是把文学史的分期改写了,把晚清和五四打通了,让我们重新认识新文学的脉络和整体性。而且这种研究涉及现代文学、近代文学的文学形式问题。比如清末民初的章回体小说,现代文学史撰述是长期排斥的。实际上,章回小说只是一个形式,不是内容,未必不“现代”。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曾朴的《孽海花》,形式是旧的,但是精神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长期以来,学界对“现代性”的理解非常混乱。什么是现代性?有人从对时间无限性的感觉给“现代性”下定义,或者是把现代性追溯到明朝去了。我觉得,严老师的现代文学研究,为“现代性”找到了实践形式,把“现代性”的概念本土化了。“现代性”是译词,是汉语词,需要一个重新定义的过程,也就是本土化的过程。

另外,刚才湘萍谈到武侠小说问题,我赞同他的意见。主编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严老师,后来认可武侠小说,这当中有某种必然联系。武侠小说,不管故事怎样,形式怎样,但是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包含着某些珍贵的传统价值观。我认为,严老师也是有“侠”的精神、“侠”的品格的。

李建军:谢谢董炳月研究员。他是从学生的角度对老师进行评价,对他的现代性、金庸研究做了“知人”之论,很难得。我们从青年严家炎的身上,能够看出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激情和勇气,就可以看到“侠”的精神。因为,“十七年”时期,批评《创业史》这部作品,从纯粹的、细致的文本分析,从美学和艺术的角度提出质疑和批评,那是需要勇气的。在“十七年”时期,竟然有这样的批评家,简直就是个奇迹。

赵稀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现代室主任、研究员):今天很高兴看到严老师,因为严老师可以算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人之一。严老师和唐弢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我上大学时的教材。我记得很清楚,大二开始上现代文学史,课程还在讲第一卷,晚自习的时候我已经在阅读严老师写的第三卷了,厚厚的一大卷,引起同学的讪笑。严老师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奠定了我们这个学科,更在于他敢于不断打破既有的范式,推进了我们这个学科后来不断的发展。刚才几个老师也提到了,严老师在有关《创业史》的评论中,提出最有价值的人物是落后人物梁三老汉,呼应了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这种说法冲破了那时候主流的“典型人物”的说法。还有,严老师较早提出了现代文学始于晚清的问题等。作为一个文学界元老,严老师并不保守,而是思想常新,经常提出一些引起争议的问题。

严老师的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也是较有争议的贡献,是率先推出金庸。我想从香港文学角度,谈一下相关问题,并不完全赞同严老师的说法。有关金庸,我觉得可以放在两个层面上谈。一是在香港语境中,我认为我们对于金庸,也包括张爱玲《秧歌》《赤地之恋》的评价过高。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创作,起源就是1953年为《新晚报》做广告,完全是商业性文字,最近在看香港过去的报刊,发现金庸先生对于自己的武侠小说评价不高,他谈到,“我写武侠小说,着眼点只是在供给读者以娱乐,只不过讲一些异想天开的故事,替读者们的生活中增加一些趣味……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认为武侠小说没有什么“艺术价值”,这段话大概很出乎中国当代文坛金迷的意料,大概也不会出自成名之后金庸先生之口,事实上,武侠小说以及言情小说等通俗小说,是香港文坛的主流文字,不计其数,只不过中国内地在1949年后禁止了这个文类,所以我们在新时期之后骤见武侠小说觉得非常新鲜。金庸的武侠小说,的确写得很好,对于这一文类有了很大超越,但仍然还是通俗小说。还有张爱玲《秧歌》《赤地之恋》,情况也是这样。中国新时期后,开始出现反省50年代土改的作品,十分新鲜,也受到批评,引起争议,等人们看到张爱玲《秧歌》《赤地之恋》在50年代初就反省土改,觉得她太超前了。事实上,50年代台港文学的主流就是反共文学,反共文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于中国土改的批判,这一类文字不计其数。如果放回到这一语境中,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的独创性将大大降低。

二是在中国内地的语境中来谈,我认为严老师推出金庸是很有意义的。意义在于,第一,中国当代文坛完全以严肃文学为主流,严老师强调金庸,就打破了正统,既为通俗文学正名,也为港台文学正名。第二,从现代性意义的角度看,金庸和张爱玲事实上打破了中国五四和左翼文学的正统性,呈现了另类的现代性。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古代传奇小说发展起来的,从语言上看,金庸和张爱玲都继承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传统,而不是五四以来西化的语言传统。这些都推动了我们对现代文学主流的反省。时间有限,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李建军:赵稀方教授刚才讲的是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他的影响。我自己的一些文学观念的形成,与这本教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套教材对一些作家的分析,非常精细、深刻、准确。赵稀方还提到了“中间人物”观念。事实上,这个观念,邵荃麟他们都提到过。严先生能在分析《创业史》的时候,高度肯定柳青在塑造“中间人物”上的成就,又坦率地批评了它在塑造英雄人物上存在的问题,这是非常厉害的。另外,赵稀方教授还肯定了严先生的开创之功。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通俗文学是贬低的,但是,严先生却把通俗文学提到与严肃文学或者高雅文学一样的高度,这就改变了过去的过于狭隘的文学史观念。

吴光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室主任、研究员):严老师也是我的老师,20世纪80年代末,我读博士的时候,同屋就是严老师的博士生。

我的第一个感受,是严老师学术方面的示范很了不起。新时期最初几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过来的中文系大学生,现代文学最权威的教材就是唐弢先生、严老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给我们现代文学的系统知识。回顾现代文学史,最初出来的时候又叫“新文学史”,后来称“现代文学史”,大体只承认白话新文学的,其中,又以左翼文学为主导与主流。80年代以后,严老师由文学史分期方面的探讨,提出将现代文学史的上限上溯至晚清,对于整个历史过程的叙述也有重大拓展与调整,从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新史观。等于亲手解构了他自己参与建构的传统的“现代文学史”的学术体系。这种文学史体系的建立、解构、再建构,通常需要经过几代人才会实现。一般学者对于自己的既定成就也会倍加守护,严老师不是这样,他不断探索,唯真理是求。从“现代文学”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我的感受特别深。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学术风格的包容性方面的。严老师年轻的时候,写出《创业史》的批评文章,60年代初,特别讲政治的时代,他都注意到中间人物。后来,讲鲁迅小说的复调,讲现代文学的流派,慢慢引入新解读,用多种眼光看待历史,用多元化的态度对待现代性。有容乃大,这些也未尝不可以看成是中国传统的中道文化精神的体现。

我的第三个感受,是“儒侠”精神。严老师学术生涯后期的金庸研究,引起许多关注。2001年,严老师在北大举办的金庸学术研讨会,金庸在台上讲演时,我坐在下面听。会上有人问金庸,中国历代作品中,哪部作品启发他的武侠小说作用最大。金庸的回答是《资治通鉴》。这一点出乎意料,我印象特别深刻。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只讲温良恭俭让,并不全面。传统儒家文化还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儒侠”精神,孔子门下就有侠客。金庸的解读,启发我们将“史学的巅峰”《资治通鉴》当作一本侠义书来读。“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司马光的传奇一生,富有儒侠精神,政见不合,拂衣而去,宰相职位都毫无留恋。而到了不可收拾之际,万民期待,“斯人不出,如苍生何?”金庸、严老师之间的知音之契,也启示我关注并思考传统的儒侠精神。

李建军:吴光兴教授的发言,从文学史研究的自我超越的角度,评价了严先生突破自己过去的文学史叙述,实现多元化、包容的叙述模式。最近,我写了一篇关于文学批评的论文,提出了“自反批评”这样一个概念。与“自我批评”不同,它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批评,是一种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批评。严先生身上就体现出了不断超越自己的“自反批评”的精神。

陈定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理论室主任、研究员):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都是严老师的学生。严老师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泰斗。我编了一本审美现代性的书,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就受了严老师很大的启发和影响。把金庸放在文学研究的视野,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我是研究网络文学的。我发现,现在的写手基本上是从金庸或琼瑶出来的。严老师对通俗文学的肯定对我做网络文学有很多启示。

李建军:陈定家研究员从理论的角度肯定了严先生理论家的素养。没有自己的立场就会流于平庸的人云亦云。严先生对鲁迅复调小说的研究,大量涉及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但是,对这种理论他有自己的理解,与自己的研究结合得非常好,而不是僵硬、机械地将两者拼接在一起。所谓理论家素养,就是即便借用别人的理论,也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新意。陈定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角度,即从学术研究的理论角度来看严老师的创新。

张重岗(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港台室主任、研究员):我们在思考中国文化在新的时期如何转换,有什么转变。唐弢先生和严先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借鉴。有一篇回忆唐弢先生的文章中提到,他当时就非常看中台港澳,主张把不同地区的文学都放进去。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严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进行了新的解释,对台港和海外文学做了新的解释。在阅读严先生文学史的时候,严先生关于现代文学的起点,在时间方面做了重新的定义。另外,从空间方面看,他把中国大陆、台港澳和海外文学放在了一个完整结构里,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范围。另外,关于台港文学的特点,严先生的观念也是超前的。在解释陈季同的时候,就很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台港地区新旧文学之间的关系,不是像中国大陆这么一分为二。雅俗在大陆新文学里面是对峙的,但是在香港,雅俗在很多时候是并行不悖的。在研究金庸的时候,严先生解释了金庸的现代精神,也解释了金庸小说关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视野,无疑是新的和开阔的。

李建军:谢谢重岗。他研究港台文学,自然提到了严老师在这个领域的贡献,提到了他的超前性。他从新旧文学、雅俗文学角度强调了严老师的学术贡献。刚才,我们的老所长、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陆建德老师也来到了会议室。咱们请陆老师讲几句。

陆建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研究员):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原来浙江大学有一位老先生——史地学家张其昀,1948、1949年的时候,他带着一批老的浙江大学的教授,一直在提倡中国文化的精神。今天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今天来得晚了,向严先生表示敬意和歉意。

李建军:陆老师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其实是长期受到关注的。

施爱东(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严老师的讲座素来都是娓娓道来,非常温和。在每一个温和的表述背后,都有波澜和深入的思考,都有能够在学术界激起很大波澜的思想在里面。我本人也研究金庸,所以我和严老师也有很多接触。首先就是,听严老师的讲座很感动,过去我听严老师的讲座,从来没听到他讲自己,但这一次他终于从一个大历史,从老子、孔子讲过来,讲到自己的岳祖父、自己的祖父,从大历史到个人历史,从整个国家到自己的家族。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在哪里?就在于每一个人的坚守。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直在为中国寻找这个出路,这个出路也许永远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但是在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中,体现出中国文化是一个不断流动、形成的绵延不绝的历史。

刚才董老师也说到,严老师的学问是经世致用的学问,体现在严老师的身上最重要的,就是他思想和学术的开放的精神。一个是对“中间人物”的肯定,还有一个是现代文学往前推进40年的问题,还有包括金庸小说的问题。我觉得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都是严老师坚持一个立场,眼光向下的,不偏执于成见,不执着于过去老师们给我们的知识,像建军老师说的是一种“自反批评”。严老师一直在试图调和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从近代到现代,这些都是眼光向下,调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回归传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归民俗文化、民间文化。在严老师这里,就是眼光向下,向着通俗文化和中间人物,进行渐进式的学术革命。严老师个人的学术历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地为中国文化寻找精神出路的一个历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是特别感动。

我和严老师认识也是源自金庸小说。我硕士的时候写过一本金庸的研究专著。2010年,参加金庸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与严先生第一次联系,准备去他那里做博后。这个事情也是很曲折。另外,我要表达对卢老师的敬仰,因为我和严老师联系,都是通过卢老师的邮箱。卢老师对严老师的照顾无微不至。从他们二位的关系之间,我也学到了很多。

李建军:施爱东通过对他和严先生交往的回忆,谈了他所认识的严先生。现在,有些知识分子把自己抬得很高,缺乏谦卑、低调的生活态度。在施爱东眼里,严先生是谦虚的、低调的,眼光向下,很接地气。另外,他也谈到了卢晓蓉老师。卢老师不仅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实业家的后代,她自己也是传奇人物。最近,微信上有一篇文章,讲述她考上华东师大的传奇经历。我们要感谢卢老师,为了这次讲座,我与严老师反反复复的联系,全都是通过卢老师,包括敲定时间等很多细节。她非常耐心,细致却不啰唆,严格却不苛刻。接下来,请比较文学室的谭佳研究员发言,因为严先生的文学研究,也有一个比较的视野,有必要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进行评价。

谭 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比较文学室副主任、研究员):谢谢李建军老师。董炳月老师是从师徒的角度来谈,那么,我从比较文学学科的角度,从四个方面,谈谈严家炎先生的学术贡献。

第一,比较范式与世界视野的重塑。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有其特殊的背景,即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根深蒂固的并发性。乐黛云在《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中说:“新时期以来,比较文学的复兴与现代文学的面向世界同步——比较文学最早的一批论文多以现代文学现象作为研究分析的对象,现代文学研究面向世界多采取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因此可以说,比较文学的发展与现代文学研究有着深入的联系,而现代文学研究也因比较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风貌。”新时期以来,要还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势必拓展视野,冲破“禁区”,清理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正因如此,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起步于清理鲁迅与外国文学——尤其是尼采的关系。通过重新定位与关系梳理,能把现代文学学科从革命史的附属中解脱出来,摆脱政治社会史的划分标准,强调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与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界眼光,这促使了严先生的现代文学一直有着深刻的文学性、历史意识与世界眼光。正是在此大背景下,我们更能理解严先生所讲的:“文学本来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脱离文化语境来研究文学。从文化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学与文学研究,不但可以获得宽广的视野,而且可以借来一束很强的光源将文学本身照亮,给人许多新的启示,或者校正我们某些习惯的看法。”(严家炎:《史余漫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第二,与海外汉学的交流与深层对话。2008年4月10日到15日,在维也纳召开以“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外汉学家眼中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和现代的)”为主题的国际汉学学术研讨会。这次汉学大会之所以被世人关注,就在于汤一介教授、乐黛云教授、严家炎教授参会。严先生对五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科领域问题进行了深入辨析。严家炎宣读的论文《“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之考辨》,对五四的“偏激”以及五四与“文革”的关系做出新的解释,提倡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理性精神。另外,严先生与海外汉学界的深入对话,更体现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这部宏著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进行了深层对话。唐弢先生曾讨论夏著作为作家作品论的缺点和优点时引申出:“假使有人能写一本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书,那将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无疑,严家炎先生用自己的学术实践和学术成果,回答了唐弢先生提出的问题。

第三,在译介方面,深入研究西方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严先生曾以“文学现代化”来理解20世纪现代文学的性质。早在1980年代初期,他的《创造社前期小说与现代主义思潮》一文从弗洛伊德学说,德国表现派文学主张的影响,意识流手法的尝试等多方面,总结出创造社前期的创作特点(《小说界》1984年第4期)。严先生也是最早提出将通俗小说、20世纪古体诗词写作,以及因政治、意识形态原因被排除的作家、文学现象纳入现代文学研究范围;最早开设现代小说流派研究课程和出版相关论著,改变被线性时间视角宰制的历史叙述局面;包括最先(现在仍存在争议)在大学讲授金庸小说,在20世纪文学史上给予金庸极高评价。

第四,跨学科研究。严家炎教授主编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是中国文学与佛学、基督教、伊斯兰文化等多元关系探讨的新成果。纪建勋教授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之路》(《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1期)一文中,专门梳理了严先生在比较文学的跨学科领域贡献。

总之,严先生研究中的比较文学属性,更加印证和烘托了其学术旨趣不仅仅是现代文学内部旨趣,而是有种整体的历史情怀与中国文化关怀,凸显了严先生学术研究的超学科意义。就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而言,他的研究也启迪了我们反思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性问题。这正是比较文学研究室多年来的探索所关注和探索的问题。比较室的研究强项恰恰是基于现代文学的中日关系研究、译介研究、跨学科研究和海外汉学研究。严先生的学术研究宏大而细腻,为很多学科带来启迪。谢谢大家。

李建军:谢谢谭佳研究员。她用比较文学学科的翔实资料,说明了严先生在比较文学领域的贡献,体现出宽阔的跨学科视野。就像她指出的那样,严先生的《二十世纪小说流派史》确实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有趣的对话。接下来,请新星出版社的总编彭明哲发言。严先生的全集要在新星出版社出版,所以请出版方介绍一下这套书的编订与出版情况。

彭明哲(新星出版社总编辑):谢谢文学所的邀请,谢谢严先生,谢谢各位学者的发言。严先生是学问大家,学术地位很高,学术影响非常大。所以,我非常感谢严老师和卢老师把严家炎全集给我们新星出版社来做。这是我们这一代出版人的幸运,也是我们新星出版社的幸运。

新星出版社是中国外文局旗下的出版社之一,在出版界算比较新的一个。由于编辑变动,严老师全集的出版拖延了不少时间,对严老师表示歉意。我们的初步安排应该是在2020年年底或明年初,样书出来。我在这里发出邀请,如果是年底或年初的新书发布会,希望请到文学所的几位先生帮我们站站台。

新星出版社会把严老师全集编好、印好。严先生的文学史教材,都是百万级的销售。我们不仅要把严先生的全集做好,还要把分册做好。谢谢严先生,谢谢文学所。我也代表出版社向各位先生发出一个约稿函,大家有作品交给我们出版,一定会影响很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几天到我们社调研,得知我们的学术书能发五六万,甚至七八万的都有,他们感到大吃一惊。谢谢大家!

李建军:现在有两家出版社我比较喜欢:一家是中信出版社,一家是新星出版社。两个后起之秀。它们的书印得漂亮,选题好,很有眼光。我也建议文学所的老师与新星合作,完整地呈现我们文学所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严家炎:金庸在剑桥大学得过博士学位的。他很认真地完成了他在剑桥大学的学业。在剑桥大学,他待了三年多,至少三年。金庸是很杰出的作家,学术成就也很大。他的武侠小说也写得非常好,和过去的武侠小说不一样。但是,我们老把金庸看作是武侠的写手,我觉得,仅仅这样评价他是不够的。他的社评写得非常好,在社评方面做得非常杰出。如果大家认认真真去读一读,感觉不一样……我想说的很多话,到喉头就已经忘了,就说不上来了。我很抱歉。

金庸40年代在重庆时期就获得过奖。40年代国民党的特务到处找他,金庸就躲了起来,整整一年。所以,有些事情我们不一定知道。

卢晓蓉:这次会议深受感动。感谢李建军先生举办这个讲座。没有想到他把严先生提到这样的高度,在我的眼中他就是个普通人。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建军:谢谢严先生!谢谢卢老师!严先生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