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写作：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在21世纪的第21年的伊始，我们重新倡导一种写作——“自然写作”。
诚然，“自然写作”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或新的写作方式。它源自英文Nature Writing，国内有人称之为“自然文学”。它最早出现于17至19世纪的英美，以吉尔伯特·怀特、爱默生、梭罗为代表的写作方法和思潮，比如吉尔伯特·怀特《赛尔伯恩博物志》，爱默生的《论自然》，梭罗的《瓦尔登湖》便是“自然写作”的开山之作。这些作品预见了工业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在丛林中重新找回理智与信仰”的观点。随着20世纪工业社会对自然界的侵占和破坏，环境污染、土地流失、气候变暖等等，一些作家开始自觉地从生态的角度，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奥尔森的《低吟的荒野》等，还有以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等为代表的俄罗斯“自然写作”。这些作品以随笔、报告和哲学思辨的形式，摒弃了传统文学中通常以人为中心的理念，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保护、科学与自然的关系、“土地伦理”等命题，开始从心灵出发，以“荒野”为依托，感受人与自然的交融，体验古朴、雄浑、和谐、宁静的野性之美，并在其中寻求精神的慰藉和安宁。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早有“自然写作”的元素，庄子有言：“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知北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天下》）这些都可看作是最早的中国人认识与感悟人与自然和谐平等关系的表述。20世纪30年代前后，周作人、冯至等现代作家也有对自然写作的涉猎。而真正进入所谓现代自然写作，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一批作家开始自觉地关注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有徐刚、张炜、阿来、梁衡、姜戎、李青松、苇岸、沙青、鲍尔吉·原野、陈应松、刘亮程、胡冬林、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傅菲等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体裁，表达了对自然的关切与敬畏，以及对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境况的反思和忧虑。从徐刚的《守望家园》到张炜的《融入野地》，从阿来的《蘑菇圈》到梁衡的《树梢上的中国》，从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到胡冬林的《山林笔记》，从姜戎的《狼图腾》到李青松的《万物笔记》，还有近期陈应松的长篇小说《森林沉默》以及鲍尔吉·原野、刘亮程、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傅菲的一系列作品，形成了当代文学中“自然写作”的强大文脉和潮流。另一方面，关于自然写作的理论和批评无疑也对这一创作方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与创作实践相比，理论相对滞后，缺乏更有力量的理论家和评论家的介入。这便是我们重新倡导自然写作的一个缘由。
《草原》杂志作为一个边疆的文学园地，作为以草原文化为中心的多民族的文学载体，希望肩负起这个责任，以期引发文坛和作家们的关注和回应。
我们知道，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也是我们国家十四五规划的战略决策。今天，我们倡导自然写作正是对这一宏伟蓝图的响应与期待，以生态文明为导向，以自然写作为旗帜，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而做出努力。
本期的《我行走，我感动》是张炜有关“自然写作”的重要阐述。他说：“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关于大自然题材的写作，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粉碎大词和概念，回到个人的沉默思悟中，在沉浸中与表述对象有一番心灵的共振。由此，进入个人的生命体验。”这或许预示了当下自然写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李青松的《大兴安岭笔记》与黑鹤的《杭盖诺亥》则是两位作家对自然写作的最新实践和成果。前者是作者对中国北方最大的绿色屏障大兴安岭林区的森林调查，后者是对人与动物的共生关系的关注。两篇作品叙事风格不同，内容有点有面，为我们倡导的自然写作提供了两种典型范例，值得我们研究。
19世纪，诗人惠特曼在《草叶集》的前言中要求美国诗人，应该用文字赋予美国的地理、自然生活、河流与湖泊以具体的形象。今天，我们呼吁中国的作家们走出书斋，放开眼界，投身于美妙神奇的大自然中，深入这片滋养我们，并给我们自信和力量的祖国的山川草木，以我们文学的良知，遵循自然伦理，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同时也希望我们带着一种感恩的情怀去亲近自然，守护大地，以保持人类共同的生存根基和家园。
《草原》杂志社
202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