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波伏瓦在《盛年》中写道，20世纪30年代初的“女权主义”和“性别战争”对她来说毫无意义。那么，波伏瓦为何写出所谓的“女性主义圣经”呢？

《第二性》出版那年，波伏瓦41岁。波伏瓦见证过她父母之间完全不平等的关系。作为一个女孩，当波伏瓦知道在上帝眼中男孩和女孩是平等的时候，她反对被当作“女孩”来对待。自从被露阴癖书店职员骚扰之后，波伏瓦在不认识的男性面前常常感到局促不安。波伏瓦失去了好友扎扎，扎扎死于嫁妆、礼仪和爱情的争论。波伏瓦也见证过自己的朋友在非法堕胎手术之后感染住院。波伏瓦也和那些对自己身体的功能和乐趣一无所知的女人交谈过。国外旅行的经历让波伏瓦意识到，公序良俗之所以看起来是必要的，也许只是因为大众都在遵守而已。波伏瓦读过朋友维奥莱特·勒迪克的小说《蹂躏》（Ravages），开篇对女性性行为的坦率论述让她感到震惊：书中以“从未有过的女性视角、真实和诗意的语言，讲述了女性的性行为”。

波伏瓦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写道，每个人都必须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位置。人类的处境是模棱两可的：我们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作为客体，你的世界被他人施加的约束所限制。作为主体，你的行为不仅实现了个人自由，还在世界上为他人创造了新的条件。18岁时，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爱情中有许多让人讨厌的东西。”她在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打破了哲学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但在《第二性》中，波伏瓦认为以“爱”之名发生的事根本就不是爱。这次，波伏瓦模糊了个人、哲学和政治之间的界限，因而毁誉参半。几十年后，这部作品才被公认为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那么，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既能激起时人的强烈厌恶，又能在几十年后被奉为经典？

在《第二性》的第一行，波伏瓦毫不掩饰她对“女人”这个话题的犹豫和恼怒。波伏瓦写道：“在写一本关于女性的书之前，我犹豫了很久。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许多传统的长篇大论出版，它们哀悼女性气质的丧失，告诉女性必须“当一个女人，保持女人的状态，成为一个女人”——因此她再也不愿意被动接受、袖手旁观了。

《成为波伏瓦》， [英]凯特·柯克帕特里克 著，刘海平 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3月。

如果看一下波伏瓦所处的时代，我们就更能理解波伏瓦之前的沉默。1863年，儒勒·凡尔纳写了一本名为“20世纪的巴黎”（Paris in theTwentieth Century）的小说。凡尔纳在这本书中大胆预测，将来女人会穿裤子，她们会像男人一样接受教育。凡尔纳的其他小说描述了人类的奇幻成就，比如潜水艇，比如80天内环游地球，甚至到月球旅行！尽管凡尔纳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成功科幻作家，但当时的人却认为这部作品越界了。凡尔纳的文学经纪人认为《20世纪的巴黎》太过牵强。在波伏瓦所处的年代，可可·香奈儿穿着长裤和飘逸的时尚服装，使中性风格变成一种潮流。女性进入工作场所的人数空前高涨，同时她们也刚刚赢得了选举权。一些女性甚至在竞争激烈的全国考试中排名高于男性。但是女性仍然不能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直到1965年《拿破仑法典》被修改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但20世纪40年代末，“女权主义”这个词是和女性要求选举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和法国，女性都成功地获得了选举权，那么她们还想要什么呢？

当波伏瓦审视历史时，她发现人类有一种习惯，那就是观察他人的身体，并根据他们的身体特征来建立等级制度，比如说奴隶制度。在种族问题上，大家也都认同这一点。但是，波伏瓦提出疑问：那么在性别问题上是怎样的呢？波伏瓦认为，男性将女性定义为“他者”，并将她们归入另一个等级：第二性。

波伏瓦在美国旅行途中，与美国女权主义者对过话，她知道有些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女性”这个词早已是一个无意义的词汇。但波伏瓦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自欺”行为。多萝西·帕克认为，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可以通过将女性定义为“人类”而不是“女性”来解决。但波伏瓦说，“我们都是人类”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女人并不是男人。他们在这个层面上所享有的平等是抽象的，而且男女所拥有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同的。

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境况，具体来说，男女所处的境况是不平等的。但是为什么会是不平等的呢？波伏瓦指出，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人类根据性别被分为两类，还拥有不同的身体、面孔、衣着、兴趣和职业。但即便如此，仅仅拥有某种生殖器官并不足以使一个人被认为是“女性”，因为一些拥有这种生殖器官的女性，仍然被指责“不够女人”。当小说家乔治·桑蔑视传统的女性气质时，古斯塔夫·福楼拜讽刺她为“第三性别”。

因此，波伏瓦问道：如果身为女性还不是成为一个女人的充分条件，那么女人又是什么呢？

波伏瓦对“女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女人是男人所不是的。正如普罗塔哥拉所说，“男人是衡量人性的尺度”，即男人是评判“人”的标准。纵观历史，男性都认为女人是劣等的，她们的观点与“人类”无关。即使在20世纪40年代，波伏瓦仍然发现她的观点会因为她的女性身份遭到粗暴的否定：

我过去常常在抽象问题的讨论中听到男人们对我说：“你这样或那样想，是因为你是女性。”我知道我唯一的辩护是回答“我这样想是因为它是真的”，借此来消除我的主观性；我不可能对这些人回应：“你之所以想法与我相反，是因为你是男人。”因为大众都认为，作为一个男人并不特殊；一个男人仅仅因为自己是男人就拥有权利。

波伏瓦在提出“女人是男人所不是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借用了黑格尔的“他者”理论。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把自己与他人对立起来，因此男人把自己视为自由的“主体”，而把女人定义为客体。但波伏瓦想弄清楚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如此普遍持久。波伏瓦想知道，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女性站出来反对男性贬低她们呢？波伏瓦非常熟悉人们反对女性主义的常见理由：女性主义会毁了家庭价值观！女性主义会降低工资！女人应该待在家里！男性和女性是“独立而平等的”！波伏瓦本以为这些都是人们“自欺”的借口，就好像《吉姆·克劳法》一样。8萧伯纳曾批评，美国白人让黑人给他们擦鞋，然后得出结论：黑人所能做的就是把鞋擦亮。波伏瓦认为，人们对女性的能力也做出了同样无效的推论——人们认为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较低，但波伏瓦指出这是因为女性总是处于劣势的境况中，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天生就低人一等。波伏瓦写道：“我们必须理解动词‘是’（to be）的范畴，‘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就是‘成为’（have become）什么样的人。”

“成为”充满希望的一面是，情况可以变得更好。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为“人类”的境况争论不休。波伏瓦问道：“在女性的境况中，一个人能成就自己吗？”

在长达972页的两卷本的大部头著作中，波伏瓦在前言中只论述了这一小部分，但这部分并不是波伏瓦的第一批读者首先会读到的。《第二性》于1949年6月和11月以图书的形式分两册出版。从宣传的角度来看，波伏瓦在前几期《摩登时代》杂志上连载发表了《第二性》的部分内容，显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她也因此受到了公众的谴责。1963年，波伏瓦在《时势的力量》一书中公开回顾自己的作品，她写道，《第二性》使自己成了“讽刺的靶子”，而且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攻击。此外，讽刺还不是最糟糕的，针对波伏瓦的人身攻击也接踵而至。

1949年春，阿尔格伦要来巴黎，波伏瓦努力完成书中的部分内容。幸运的是，波伏瓦发现这本书写起来比小说要容易得多。在写小说时，波伏瓦必须精心构思观点，塑造人物形象，注意情节、对话和铺垫。而写《第二性》，她只需要研究问题、组织材料、落在笔头就可以了。波伏瓦希望女性获得自由。女性没有获得自由似乎只有两个可能的原因：要么是因为她们受到压迫，或者是因为女性选择不自由。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存在着一个道德问题——但究竟是谁的道德问题呢？

阿尔格伦刚抵达巴黎时，波伏瓦有些紧张，因为他们上次分别时状态很不好。波伏瓦穿着两年前在芝加哥时穿的白色外套去见他。阿尔格伦在波伏瓦身边的时候，“大家族”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在波伏瓦身上看到的变化——她变得温柔而快乐。此前，阿尔格伦一直对与萨特见面感到紧张，但没想到他们的初次见面很愉快，阿尔格伦也放松下来。他喜欢与奥尔加以及萨特的新情人米歇尔·维安交谈，因为她们能用英语和他交谈，听他讲美国人的罪恶故事。

那年夏天，波伏瓦决定在《摩登时代》杂志上分几期发表《第二性》第二卷的部分内容——关于“生活经验”。在第二部分中，波伏瓦以第一人称视角，运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对女性生活的不同阶段或可能性进行了历史梳理：童年、成为女孩、青春期、性启蒙、女同性恋、婚姻、母亲、社会期望、妓女、老年。

1949年5月，波伏瓦发表了《女性的性启蒙》（The Sexual Initiationof Woman）一章，内容发人深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书中，波伏瓦描绘了一种自愿的、相互回馈的性行为的愿景，在这种性行为中，女性能够把自己视为主体，而不是作为客体去享受性行为。波伏瓦提出，女性应当拒绝被动顺从地接受非对等和互惠的男性欲望，而是应当在“爱、温柔和情欲”中与伴侣建立一种“对等互惠的关系”。只要存在性别之争，男性和女性的情欲不对称就会带来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若女人既能从男人那里满足欲望又能获得尊重，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过后来，波伏瓦觉得先出版那一章可能是个错误。

备受尊敬的天主教小说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讽刺波伏瓦的写作“简直达到了下贱的极限”。他甚至评论道：“在一个正经讨论严肃哲学和文学地方，西蒙娜·德·波伏瓦女士讨论这种话题真的合适吗？”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就是波伏瓦在学生时代去看望扎扎的路上，跟梅洛-庞蒂一起去朝圣过的作家。几十年来，他一直是波伏瓦仰慕的语言大师，而现在他却用这样的言语批判波伏瓦。6月和7月的《摩登时代》杂志在报摊上销售一空。波伏瓦在这两期里发表过有关女同性恋和母性的章节，许多读者对此感到愤怒。当时，波伏瓦已经因为和萨特的关系而名声有损，但现在波伏瓦却招来了另一波侮辱：“饥渴、冷淡、淫荡、女色情狂、女同性恋、流产过一百次。”波伏瓦被“性狂热者”和“第一性别的活跃分子”轮番抨击。共产党称波伏瓦是小资产阶级，因为她的作品与工人阶级毫无关系。这次，令人尊敬的保守派支柱人物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写信给《摩登时代》的一位赞助者：“你员工的……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秘密了。”这些话被公开后，莫里亚克感到十分震惊。此后不久，他开始在《费加罗文学报》（Le Figaro Littéraire）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全面谴责色情文学，尤其是西蒙娜·德·波伏瓦。

6月，波伏瓦《第二性》的第一卷正式成书出版，销量惊人，第一周就卖出了22000本。波伏瓦宣称“生物学不是命运”，婚姻和生育也不是。波伏瓦指出，像居里夫人这样的女性证明了，并非“女性的天生劣等决定了她们在历史中的卑微地位，而是她们在历史中的卑微地位致使其没有成就”。但是，不管地位高低，各种文化都在加强和巩固压迫女性的“神话”。波伏瓦写道：“女人不是一个固定的现实，而是一种成为的过程。她必须在与男人的比较中，找到她能成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考虑超越时，这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变化的、自由的存在，就没法结束。”

波伏瓦认为，如果女性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有确定的命运，那么就不会有问题。同时，那就会有一种普世的“女性气质”，而拥有这种气质的人就是“女性”。在《第二性》第一部分中，波伏瓦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分析“女人”。但是关于女性的次要地位，波伏瓦并没有在科学、弗洛伊德以及马克思那里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波伏瓦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的分析都是不完善的：从没有过女性经验的弗洛伊德，凭什么认为可以基于自己男性的经验来论述女性的经验？

共产主义记者珍妮特·普南特批判波伏瓦阻止了女性成为妻子和母亲。另一位女性评论家玛丽-路易丝·巴龙称《第二性》第一卷是“冗繁而难解的天书”，并预言第二卷只会给读者提供“鸡毛蒜皮的东西”。阿尔芒·胡格写道，波伏瓦真正想要解放的是她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她感到屈辱，但“她生来就是个女人，我真的看不出她能改变什么……命运几乎不允许被否定”。

波伏瓦因为《第二性》招致的骂名使得她带着阿尔格伦参观巴黎变得有点尴尬。波伏瓦希望带着阿尔格伦参观她的世界，对此她已经期盼了整整两年。她迫不及待地带着阿尔格伦去她喜欢的餐馆和咖啡馆，但人们一看到她就开始窃窃私语，盯着他们一直看，这让她感到很不自在。因此，在巴士底日之后，波伏瓦松了一口气，她和阿尔格伦一起去罗马、那不勒斯、阿马尔菲和庞贝旅行了两个月，然后又去了突尼斯、阿尔及尔、菲斯、马拉喀什。在从北非回来的路上，他们去了普罗旺斯看望奥尔加和博斯特，奥尔加和博斯特戏称他为“硬汉阿尔格伦”。

9月中旬，波伏瓦送阿尔格伦去奥利机场，她觉得他们度过了最好的时光。波伏瓦计划明年去芝加哥看阿尔格伦，阿尔格伦也感到很高兴。在转机期间，阿尔格伦在一本杂志上发现，他的小说《金臂人》（TheMan with the Golden Arm）刚刚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他的事业登上顶峰。10月，海明威给他的编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称赞阿尔格伦是“当今50岁以下仍然在写作的最优秀的作家”。

10月，波伏瓦回到普罗旺斯，和萨特在一起写作。波伏瓦考虑写一部新小说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她需要把《第二性》的事情先处理完。波伏瓦想在新小说中以自己为原型创作一个角色，但她却再次对着面前的白纸，不知从何写起。在这本书里，会有一个和波伏瓦差不多的角色：安娜。波伏瓦和萨特一起散步、读书、见朋友。有一天，他们去拜访索斯佩尔和佩拉-卡瓦，到了下一周的周日，他们很惊讶地发现那天下午的全部经历竟然都上报了。波伏瓦觉得这种没完没了的关注实在是令人厌烦；但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波伏瓦决定翻译阿尔格伦的一部小说——当她不写小说时，她去翻译图书了。

1949年11月，《第二性》第二卷出版了。其中有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波伏瓦认为每个女人的经历都是一种成为（becoming）的过程，而不是一本紧紧合上的书。所以波伏瓦想要在书里展示女性对她们生活经历的描述，展示她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被“他者”化的过程。作为一个开放的人，波伏瓦也仍然处在成为自己、试图理解自己经历的过程中。波伏瓦意识到，她面临的一些阻碍对其他女性的成长也构成了宏观的威胁。尽管时间流逝，波伏瓦仍然受到阿尔弗雷德·富耶的影响。富耶认为“人不是生来自由的，而是变得自由的”。波伏瓦认为，使得男女性生活迥异、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并不是生物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在这个过程中，“文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显然，“文明”对于西蒙娜·德·波伏瓦没有起到这种作用。

波伏瓦对女性性行为的坦诚态度使她遭受了各种绯闻和攻击，但她受到的最持久的抨击则源自她对母职的分析。波伏瓦认为社会沉浸在一种表里不一的集体自欺当中：整个社会蔑视女性，却同时尊重母亲。“整个社会不让女性参与所有的公共活动，不让她们从事男性的职业，声称女性在所有领域都没有能力，但是社会却把最复杂最重要的任务——养育人类——托付给女性，这简直是一种充满罪恶的悖论。”

战争导致法国人口急剧减少，法国需要公民，因此波伏瓦被指控背叛了她的性别和国家。战后，法国工业需要复兴，所以除了更多的新生儿，他们也需要更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过去和当时，波伏瓦的文章都有很多令人震惊的地方，而且事后回看，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于那些不觉得自己为人母是“奴隶”的女性来说，波伏瓦的有些文字似乎是判断失当的。波伏瓦把孕妇称为“寄生虫”的宿主和人类物种的奴隶。（实际上，叔本华也提出过类似的言论，但出于某种原因，他没有引起同样的反应。）波伏瓦对怀孕很感兴趣，因为怀孕是女性“从内向外审视自己”的主观体验——她们失去了身体自主权，并对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母亲感到焦虑。波伏瓦声称女性不应该沦为生育的工具，她还说（虽然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并不代表完全拒绝做母亲。波伏瓦想要证明，即使同样是怀孕、分娩和照顾孩子——这些被认为是典型的女性身体体验——也会因女性的境况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体验。

显然，波伏瓦自己并不是一位母亲，她也承认这一点，她在作品中借鉴了其他女性的论述，包括从各种信件、日记和小说，来证明“怀孕和做母亲的经历是因人而异的，取决于它们是发生在反抗、顺从、满足还是热情之中”。波伏瓦想要厘清人们关于做母亲的两个错误观念，一是“成为母亲能够在任何情况下让一个女人感到满足”，二是孩子“一定能在母亲的怀抱中找到幸福”。波伏瓦通过研究发现，尽管很多女性享受做母亲的乐趣，但她们并不希望这是她们一生中唯一的事业。波伏瓦认为，如果母亲感到沮丧和不满足，她们的孩子也不太可能会感到快乐。因此波伏瓦得出结论：显然，对于母亲来说，做一个完整的人要比做一个残缺不全的人对孩子更好。很多男性读者对波伏瓦的论点提出异议：波伏瓦自己都不是母亲，怎么敢谈论这个神圣的话题？波伏瓦回应说，不是母亲这一点从来没有阻止男人们来谈论母亲这个话题。

除了批判社会对母亲这个话题的自欺之外，波伏瓦也在《第二性》中探讨了困扰她几十年的主题：爱与奉献的伦理。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指出“爱”对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含义，而这些不同导致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许多分歧。

波伏瓦认为，男人在爱情中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主体”——他们追求心爱的女人，同时也追求其他的事物，爱情是他们一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仅仅是一部分。相比之下，对女性而言，爱情被视为生命本身，爱情理想则鼓励女性为了所爱的人去自我牺牲甚至是完全忘却自我。男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教导要积极主动地去爱，但同时也要有雄心壮志，并在其他领域有所作为。女人则被教导她们的价值是有条件的——她们必须被男人爱才有价值。

通往真爱的障碍之一是，女性被物化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她们物化自己，试图认同自己心爱的男人，不断地追求他眼中的魅力。恋爱中的女人试着透过她所爱的人的眼睛去看，围绕着他去塑造她的世界和她自己：她读他喜欢的书，对他的艺术趣味、音乐、思想、朋友、政治观念等感兴趣。波伏瓦也反对性方面的不平等，她指出许多女人被当作男性享乐的“工具”，女性的欲望和快感从来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在波伏瓦看来，爱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不是相互的。男人希望女人用不求回报的方式给予自己爱。因此，爱情对女人来说是危险的，而对男人来说则不是。波伏瓦没有把这件事完全归咎于男人。女人在这里面也有一定的责任，她们通过参与其中而使不平等的爱的压迫性结构永久化。但波伏瓦写道，要女人不参与其中是很难的，因为这个世界诱使女性应允了这种压迫。

尽管波伏瓦在《第二性》中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异性恋的框架构建了这场讨论，但她自己也曾在与女性的关系中面临这种关系带来的紧张感。1940年，波伏瓦与比安卡有过一次谈话，谈话中比安卡表示自己想要在波伏瓦的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谈话结束后，比安卡写信给波伏瓦：

你不给予，你只索取。

你说我是你的生命，这并不是真的——你的生命是一个拼贴出来的马赛克。

但是对我来说，你是我的生命，我完全属于你。

波伏瓦认为，真正的爱是可能存在于相互的关系中的，她希望在未来这种形式的爱能更加普遍。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女性就能在爱里展露自己的强势而不是弱势，就不用再在爱里逃避自己，而是找到自我，无须再为爱放弃自我，而是肯定自我。对于女性和男性来说，爱就不再是致命的危险，而成为他们生命的源泉。在波伏瓦的愿景里，女性能够作为一个主体去爱她们所爱的人，也能够被爱，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关于单向的爱的谬论不断地巩固着女性的从属地位，这种谬论承诺女性爱能救赎她们，但实则把她们活活送进地狱。就像波伏瓦的小说一样，《第二性》也让人们不禁去想：波伏瓦的哲学中有多少内容是带有自传性质的？除了波伏瓦早年与比安卡的邂逅外，在波伏瓦写给后来情人的一封信中，她坦白自己和萨特的关系中真正缺乏的并非性，而是“真正的相互回馈”。这就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1949年，当波伏瓦描述“相互的爱”时，她自己是否经历过这种爱？《第二性》中还有一些文字与波伏瓦自己的成长经历非常相似，包括一个讨厌参与“家务杂事”的“姐姐”，以及“毫不掩饰”他们更喜欢孙子而不是孙女的祖父母。波伏瓦是取材于她对“女性”的研究，还是她和埃莱娜幼年的生活经历？波伏瓦关于女同性恋的那一章也引起了人们的猜测。波伏瓦写给萨特的信在她去世之后才出版，在那之前人们从她的小说中捕风捉影地猜测她的同性恋情。在《端方淑女》中，波伏瓦曾写到自己对女性有一种“模糊的渴望”，人们不禁去猜测这些是不是来自她自己的经历，甚至是她压抑的欲望。波伏瓦对自己的性取向是不是也处在“自欺”当中？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声称“性的命运不能支配一个人的生活”，以及同性恋是“一个根据复杂的整体做出的选择，取决于一个自由的决定”。

20世纪30年代，波伏瓦的小说《精神至上》被出版社退稿了，当时的编辑亨利·米勒对波伏瓦写道：“你满足于描写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但是当你写到新秩序的临界点时，你就把你的读者遗弃在那里，对于新秩序的好处，你没能给出任何提示。”在《第二性》的结尾，波伏瓦完成了当年她没有完成的部分。

因此，在《第二性》最后，波伏瓦写了一章“独立的女性”：独立女性的自由是有代价的，但不是以爱为代价。

在这一章里，波伏瓦指出，在一个把女性他者化的社会里，男性处在有利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获取的利益（从外部看就已经显而易见了），还因为男性内在的感受。从童年开始，男性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追求和享受自己的事业，从来不会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想追求的事业会和自己作为情人、丈夫以及父亲的幸福相冲突，他们的成功从来不会降低他们被爱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女性来说，为了女性气质，她就必须放弃波伏瓦所说的“主体性”，即她不能拥有对自己生活的理想愿景，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追求自己想要成就的事业，因为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没有女性气质的”。这就把女性置于一个双输的境地：做自己就意味着变得不值得被爱，而如果想要获得爱就得放弃自我。萨特曾写道，作为人类，我们“注定要获得自由”。波伏瓦在此写道，作为女性，我们注定要感到分裂，注定得成为“分裂的主体”。

问题的根源在于“个人不能随意塑造女性气质”这个概念。几个世纪以来，男人获益于关于女性气质的这个谬论，我们也不难理解，男性害怕失去这个谬论以及它所带来的相应的好处。因此，男性告诉女性，她们不需要有自己的职业，婚姻和家庭就是女性的全部；他们告诉女性，渴望成就一番事业有违她们的天性；只要成功地做男性欲望的客体，女性就能“幸福”，直至女性为爱牺牲自我，成为妻子和母亲。波伏瓦指出，男性应该对此感到不安，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衡量他人的幸福，而人们总是轻易地把自己想要强加给别人的境况称为幸福”。

1949年11月，《第二性》第二卷出版，评论家们开始了新一轮的抨击——波伏瓦后来形容自己当时受到的抨击简直是骇人听闻。《费加罗报》的专栏作家安德烈·卢梭觉得波伏瓦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追随者”，他觉得波伏瓦所写的关于“性启蒙”的文章让他感到汗颜，安德烈批判波伏瓦为了追求自由而毁掉爱情，而女性已经解放了！安德烈花了大量篇幅去嘲讽和攻击波伏瓦个人：“这个女人之所以是他者，是因为她恼怒于自己的自卑者情结。”安德烈还讽刺波伏瓦既然这么坚韧，应该需要存在主义来把她从执念中解救出来。埃马纽埃尔·穆尼耶在《论灵魂》（L'Esprit）中说自己很遗憾地发现波伏瓦的《第二性》全书充满了“怨恨的语气”。埃马纽埃尔说，如果作者能更好地控制一下情绪，也许“就不会如此妨碍她思路清晰地表达自己了”。这些评论家说波伏瓦的生活是悲惨的、神经质的、沮丧的。加缪指责波伏瓦“让法国男人看起来很可笑”。哲学家让·吉东说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到波伏瓦“悲惨的生活”让她痛苦不堪。法国《时代》杂志（L'Epoque）发表了一篇文章预言，十年后将没有人会谈论“这部令人作呕的关于性倒错和堕胎的论辩”。

梵蒂冈教会把波伏瓦的《第二性》列为禁书。在《第二性》里，波伏瓦就女性受压迫的问题进行过一场哲学探讨，她从女性（包括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得出结论：要想成为真正的“人”，就必须改变许多女性的处境。波伏瓦认为女人的欲望应该影响她们的性；女性的事业应该影响她们的家庭生活；女性的主观能动性应该影响这个世界。

但是波伏瓦受到的攻击大部分都是完全针对她个人的。在许多地方，波伏瓦遭到讽刺、嘲笑和奚落。但这不是全部——下一代人欢迎和拥抱波伏瓦的这部作品。下一代读者发现这部书前无古人，开诚布公地谈论女性经验这个曾经的禁忌话题：有些读者迫切地想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甚至把《第二性》当作性手册来读。《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在8月刊发了《第二性》的部分节选，把作者波伏瓦介绍为让-保罗·萨特的副手和存在主义专家，以及无疑是出现在男性历史上的首位女性哲学家。波伏瓦有责任从人类的伟大冒险中提炼出一种女性哲学。

自出版以来，波伏瓦的“性别哲学”经常被总结为区分了“性”（sex）和“性别”（gender）的概念。这两个概念里，前者是生物性的（比如说，性别男性和性别女性），而后者则是通过文化积累习得的（比如男性化、女性化的）。但是，简单地认为《第二性》只是区分了“性”和“性别”的说法存在着重大问题。首先，“性别”这个词从未在这本书中出现过。其次，即便在1949年，像“女性”这个概念分别具有生物学和文化两方面的含义，以及女性受压迫的情况长期存在的观点都不是波伏瓦原创的。在波伏瓦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正如她在《第二性》中讨论的那样，哲学家和作家们一直声称，女性在社会中拥有弱势地位是由于她们缺乏具体的教育、经济和职业机会，而不是由于任何天生的劣势。举个例子，在18世纪狄德罗就已经写道，女性的低人一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造成的”。

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把《第二性》概括为“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会让人们更加忽视里面一个不受欢迎但却更重要的观点：女性长期受压迫的很大原因是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在第一卷“事实与神话”中，波伏瓦研究了“女性气质”被建构成女性命运的方式——她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理想化的女性必须是男性欲望的客体。

《第二性》的第二卷“生活经验”要比第一卷在篇幅上长得多。在这里，波伏瓦采用了一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从女性自身的角度以及女性所处的人生阶段来探讨“女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波伏瓦这样做颠覆了哲学的权力视角。波伏瓦没有从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角度来分析“女人”，而是转向了那些被期望要服从的人的日常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波伏瓦必须讨论一些哲学精英们认为不值得称为“哲学”的话题：家务如何分配，经理们如何评价工作，女性如何经历性启蒙和性实践。这些问题都没有被上升到现实的本质或知识的可能性。相反，这些问题事关谁有权力来决定现实中的哪一部分更重要，以及谁更有发言权来决定知识。

波伏瓦很清楚，要让女性为自己说话是很困难的。因为女性受压迫的特点之一是，她们没有办法像男人那样记录自己的生活。女性的声音很少被公开，即使她们的证词被公开了，也往往被斥为是片面或虚假的、恶意或不道德的。为了分析女性的服从，波伏瓦列举了特定女性在私人领域的经历，以及女性如何在结构和系统上都被禁止发声。

波伏瓦的童年灵感之一，乔治·爱略特曾经写道：“如果我们在平凡的人类世界中曾经视物深刻，感受敏锐，我们会听到草儿的生长和松鼠的心跳，会发现那寂静对岸的巨响，那隆隆之声震耳欲聋。”46对于波伏瓦来说，在寂静对岸，她听到了疑惑、顺从和绝望的不安回响，那是失语的女性集体的吟唱：“我究竟变成了什么？”

为《第二性》做研究搜集资料的时候，波伏瓦对自己的发现感到沮丧，但她也找到了希望的理由。是的，在1949年，女性的地位要低于男性，“这是因为她们的处境为她们提供的可能性要少很多”。但是如果男人和女人不再躲在各自的借口后面，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1955年，西蒙·德·波伏娃与让·保罗·薩特于北京的照片。

1955年，西蒙·德·波伏娃与让·保罗·薩特于北京的照片。

《第二性》常常被描述为一本将萨特的哲学“应用”于“女性问题”的书。在这一阶段，波伏瓦确实在某些事情上与萨特意见一致，例如，自由的重要性。但她所做的和哲学家们一样——赞同她认为正确的东西，摒弃她认为错误的、前后矛盾的或不道德的东西，即使是她所爱的人的观点。波伏瓦拒绝了萨特的“情境”概念，借鉴了海德格尔关于人类被“扔进”一个世界的描述，这个世界总是有人类自己没法创造的意义。波伏瓦全力以赴地去解答她曾在20世纪30年代问过萨特的问题：一个被关在闺房里的女性能够实现怎样的超越？

现在波伏瓦已经更清楚地认识到，女人并非一定要被关在闺房里，并非一定要被告知她们的价值来自放大男人的伟大或满足他们的快乐。即便是在1949年，在美国或法国，女人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声称自己是人类，来逃避性别差异给她的可能性带来的限制。胡塞尔、萨特和梅洛-庞蒂这样的哲学家已经开始书写关于身体的哲学（西方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忽视身体这个主题，倾向于书写心灵的哲学）。对此，波伏瓦指出男性哲学家们未能考虑到女性的身体，特别是女人在发现自己的身体被贬低成某种男性凝视的客体时所感受到的异化，这种男性凝视把女性的身体当作猎杀和拥有的“猎物”，而不把女性看作一个处在成为过程中的人。

波伏瓦并不满足于通过这个扭曲的视角看到的关于女性的哲学思考。因此，波伏瓦采用了一种独创的哲学方法，用多种第一人称视角去呈现，她称之为“从女性的角度描述社会向女性所提议的世界”。如果女人真的天生就屈从于男人，那么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等级制度就没有什么不道德的了。但是，如果这种等级制度是由文化延续和巩固下来的，以及女性的顺从被她们视为自由的“退化”，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道德问题，其中涉及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有责任去纠正这个问题。在《第二性》的第二卷中，波伏瓦用各种女性的声音来展示，她们是如何在男性制造出来的谬论的霸权之下成为女性的，波伏瓦用这些论述来呈现女性从少女时代就面临的学徒一般的境况，不断地准备着放弃自己的自主权，以期成为一个服务于男性的女性。

因为这本书的部分内容被提前在杂志中刊登了，早期的一些读者无法从头到尾整体地去理解波伏瓦的观点。但并非这些零碎的解读导致了波伏瓦受到那么多人身攻击。许多读者强烈地希望波伏瓦是错误的，希望他们从未读过波伏瓦，或者波伏瓦被误读才好。毕竟找借口是人们摆脱困境的一个捷径。如果波伏瓦的读者们都把她斥为一个缺乏原创性的思想家、一个失败的女人或一个不道德的人，那么他们就可以不被波伏瓦在“女性的处境”中所描述的人类苦难所困扰，就可以再次让那些沉默中呐喊的女性闭嘴。

1949年，在一次关于《第二性》的电台采访中，波伏瓦被问及这本书出版后她受到的攻击。波伏瓦说，这不是她的错，在法国，一提到女人，“人们马上就会想到性”。波伏瓦也注意到，尽管在1000多页的《第二性》中，有关性的内容相对较少，但受到评论最多的却是这些内容。波伏瓦认为，性问题没有得到认真严肃的对待是有问题的，因为性问题本就应该得到哲学上的审视。人们似乎认为哲学不可以是有生命的东西，也不会照亮人类生活的这个层面。

《第二性》在出版之后并没有立即获得成功——《第二性》超越了它所在的时代，坦率地说，对许多人来说，《第二性》让他们胆战心惊。波伏瓦所接受的大量经典的哲学和文学教育都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引用古希腊剧作家的作品、罗马哲学家的作品、《圣经》和《古兰经》，还有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女性的哲学和神学写作，大量的文学作品、信件日记以及精神分析的记录。此外，波伏瓦还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和存在主义的角度去分析这些内容。马里内·鲁什研究发现，波伏瓦的许多读者来信责备她把《第二性》写得如此艰深晦涩。一位读者坦率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是为了让那些上百人（或上千人）的文学俱乐部去研究形而上学和存在主义的深奥术语吗？还是为了让拥有常识和理解力的公众来解决这类问题？就不能放弃所谓的专业“哲学家”们的迂腐专业伎俩，用生活中的语言来表达吗？

在波伏瓦作品的鼓励下，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将去对抗那些“拥有最杰出的头脑的人对女性说出的真正蠢话”。但是在1949年，波伏瓦并不知道《第二性》之后会被公认为一部经典作品，并能激起政治运动。时机成熟之后，女权主义者批评波伏瓦有一种“无意识的厌女症”，批判波伏瓦在描写女性时把自己与她们分开。也有人认为波伏瓦对阶级、种族和教育的特权视而不见；另一些人认为波伏瓦了解这些特权，但却错误地把女性经验普遍化。波伏瓦被指控将个人的体验当作普遍的经验来写作；但同时波伏瓦也因将个人的经验转换成一种“充沛的愤怒”来写这本书而受到赞扬。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反对波伏瓦，指责她排斥有色女性，把她们的苦难作为一种修辞策略，以维护白人女权主义的利益。《第二性》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里，波伏瓦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在阅读这些读者来信之后，波伏瓦承认自己对男性以及她个人经验的有些态度太过天真。波伏瓦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女人，她的个人生活被免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性别压迫。但是，就在《第二性》出版后不久，波伏瓦就为自己的直言不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本书使得波伏瓦从萨特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但却使她置身于另一种丑闻中——波伏瓦成为各种嘲笑、怨恨和羞辱的对象。

托莉·莫伊在《西蒙娜·德·波伏瓦：一个知识女性的形成》（Simonede Beauvoir：The Making of an Intellectual Woman）一书中写道，1949年底，“西蒙娜·德·波伏瓦已经真正成为西蒙娜·德·波伏瓦：就个人和事业而言，她都是‘被造就的’”。托莉·莫伊认为波伏瓦在1949年之后的作品大多是“回顾性的”，在那之后波伏瓦“几乎都在写自传”。但是，从职业角度来说，那时的波伏瓦还没有写出她日后的获奖小说《名士风流》（The Mandarins）、另外两卷小说和她的生命写作，还有关于晚年的书——之后的波伏瓦会为法国立法的重大变革提供支持材料。日后，《第二性》会成为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扛鼎之作；那时的波伏瓦作为女权主义活动家的生涯甚至还没有开始。从个人角度而言，波伏瓦还会迎来相互的爱情关系，还有很多“成为”的可能性在前路等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