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传说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也值得思考。

我们往往有种习惯意识，无论古今，听说了什么人或事，本来已经要信了，但只要再一听，这是个“传说”，立刻就不信了。似乎只要是传说，就不可靠。

有的传说，也确实不可靠。

但正如通常的人和事一样，传说也有两面性。首先是杜撰性，其次，也有真实性。杜撰性就不用说了。一个人或一件事，经过若干时间，乃至几百甚至上千年在民间的口口相传，到后来走了样、变了味儿，这是很自然的事。曾有一个关于传说的传说，说是当年在乡间，有个老人吐了一口血，不知这老人的身份特殊还是他当时得的病特殊，总之，这件事立刻就传出去，而传到后来，竟然说成这老人吐了一只鸡。可见，这个杜撰性，也就是所谓的后来走了样、变了味儿，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真实性的衰减，“保真度”的局限，也就是由于客观因素无意中造成的；还一种可能，则是出于什么目的，是有意的。当然，这种“有意的”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出于善意，二是出于恶意。

这两种可能且放到以后，在别的话题里再说。

当然，也还是要说一下。这后一种可能，如果拿到今天，其实也就是“谣言”。只不过在历史的长河里一“泡”，谣言就不叫谣言了，被我们说成是带有杜撰性的“传说”。近的、当下的，叫“谣言”，时间久远了就叫“传说”，这是不是也有些哲学意味？

正如前面所说，传说还有另一面，也就是它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就是我们俗话中说的，是“有影儿的事”。也就是说，本来这个传说中的事就确有其事，人也真实存在，只是后来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才渐渐变成了“传说”。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传说”的这一面，才是最有意思，也最有价值的。史学家如果追溯真相，往往要通过考据和论证写成志书或论文之类。小说家则写成小说。这也就是《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区别，陈寿是西晋时期的史学家，而罗贯中则是元末的小说家。所以，从小说的角度说，这里所谓的“考”其实也是演义的一种，不过是叙事策略层面的事，和真正意义的考证不是一回事。

但这里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小说家写“考”，也是从相关史料中去寻找线索和梳理人物或事件的脉络。这一点，与史学家的方法近似，只是不会像史学家那样苛求严谨。这就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我们常说的“有案可稽”，这个“案”的可靠性又有多大？当然，史学家有他们的方法，可以通过几方面的史料相互佐证，倘能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就更好。小说家自然不用费这么大劲。小说的故事本来就是虚构的，在“杜撰”的基础上虚构也未尝不可。但这一来又有一个问题，我们前面所说的史料，是不是也存这个问题呢？

关于传说，前面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要说这个“王三奶奶”。

这个“王三奶奶”的事，我在长篇小说《烟火》中也提到过。当时写到这里时，就曾想，关于这个传说中的人物，等有时间，可以单独拿出来写一写。倒不是因为这个传说有故事性，是觉得这个人物有些意味。应该说，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流传下来的传说都不是偶然的，传说中的人物也不会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城市也如此。它这里产生的传说，一定会与它的地域文化和特定的民俗等等诸多方面息息相关。

天津是一座有着厚重的市井文化积淀的城市，多少年来，一直蒸腾着它自己独有的烟火气。所以，在这样一座城市，有“王三奶奶”这样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出现，且流传至今，也就并不奇怪。我想，“王三奶奶”这个人应该是先在民间流传，后来流传得越来越广，渐渐地才有了现在这个相对完整的传说，这也符合传说形成的规律。再后来，在天津老城东北角的天后宫里塑起一尊“王三奶奶”的座像，应该也是因为她在民间的影响已大得不容忽视。所以说，这尊塑像，也是天津的民间完成一次“造神运动”的结果。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每个城市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文化，但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很特殊，它无法用一两句话概括出来。我曾经用了一个比喻，它就像是拼图，其中的每一块都是这整体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如果再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座城市的文化也像是一个“藏金洞”，至今也没人知道，在它的里面究竟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宝物。也正因如此，我写这部《王三奶奶考》，就是想再打开一条通道，去这个洞里一探究竟。

还真别说，在这里透露一下，我确实又有了新的发现。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王三奶奶”究竟是谁，似乎已不重要了。

2021年3月1日 写于天津木华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