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夏青青：有些担子还得每个人独自扛起
《礼堂》中的故事，一部分来源于我去年冬天在乌苏里江畔的巡逻艇大队采风时的见闻。一天，我在屋里和几位班长聊天，当时才刚下午四点，窗外天色就已经黑下来。突然，屋门被推开，一名排长手扶门把，看着我大声说：
“听说这儿来了个作家，那我问问你，人活着为什么要承担痛苦？”
我当时坐在凳子上看着他，想了想，说：“都苦，凭什么你例外？”
听完他乐了，关上门走进屋里坐下来，又问，“没特例？”
我又想了想，回答他：“有，把所有责任都当成包袱甩掉，也许能减轻不少痛苦，具体的可以问问你们教导员。”
没头没脑的对话持续时间并不长，这位排长很快就被唤走干活去了。这个场景却刻在心上，时不时刺我一下。
对话中提到的教导员，也是《礼堂》文中的教导员的原型，曾在连队一名战士发生意外后，一直动员战友给那名战士的母亲邮寄特产，那句“不能让人家母亲觉得这里的人忘记了她儿子。”是他吃饭时说起的。教导员也和我谈及那位排长突然发问的缘由，排长的父母是工人，当年父亲工伤后瘫痪卧病在床，母亲下岗，当年他曾因为家里交不上学费而短暂离开学校。军校毕业入伍后，他又为了体贴母亲的心意早早成家，背上了婚贷和房贷。排长的工作一直还算踏实，只是心情常被家中情况所左右。教导员说，自己也曾代表单位到他家里帮助解决难题，只是有些担子还得每个人独自扛起。
疫情爆发后，我更常想起这位教导员时常强调的“责任”一词。如果不承担“责任”，意味着也许能轻松些，而《礼堂》试图探讨的也正是这个悖论，是否甩脱责任、清理牵绊就真的能活得自在？即便一个人身处战场这种特殊情境，是否也应当承担守住人性底线的责任？
也正是在不同地方遇到的，像教导员这样的人，以及在这场疫情中守住各自战位的每一个普通人，共同提炼出了一个确凿的答案。
易卜生曾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我因此希望《礼堂》中的几位人物，教导员、艇组长，以及教导员的父亲、艇组长的奶奶，能够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及工作中的某种行动思路。固然，承担就意味着择难处行，但这也是唯一一条通往象征荣誉的礼堂的路。
《礼堂》试着表述一些想法，只是不知道自己写到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