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友希利斯·米勒
2004年，本文作者（右）与米勒（中）合影
在当前疫情仍没有得到完全控制之时，学者们一般都居家读书或互通微信。我这个不用微信的人仍希望在喧嚣浮躁的环境下静心地读书。但突如其来的手机短信却使我瞬间陷入了悲痛之中：与我相识并一直保持了近三十年友谊和学术交流的美国友人希利斯·米勒不幸染新冠肺炎驾鹤西去。给我发来短信的是自己也年近80且住在医院里的王逢振，他是米勒最早认识的中国朋友。虽然米勒已年愈九旬，这个年龄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中国都算得上是高寿的，但是从他在学界的活跃程度和学术生产的丰硕成果来看，他的离世还是早了一点。至少对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人文学界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考虑到米勒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持久性影响和对中国同行的友好和帮助，他的逝世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和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一大损失。我作为他的好友和直接受益多年的晚辈学者，怎能不感到巨大的悲痛呢？
希利斯·米勒（J.HillisMiller，1928-2021）这个名字在中国学界并不算陌生，至少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可谓“如雷贯耳”。他曾担任过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主席，并且很早就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AAS）院士。此外，还有三个原因使得他在中国学界如此名声大振：其一，他本人与中国学界有着长达三十多年的直接接触和交流，这在美国著名学者中也是十分罕见的。其二，则在于他本人主要著作或演讲集都已被译成了中文，甚至连中国的一些作家和批评家都知道米勒这个名字。其三，他本人确实在美国学界属于主流人文学者，单从他的一系列经历我们就不难发现他在美国学术界所占据的领军地位。他早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长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前者使他一度介入现象学批评日内瓦学派的著述活动，后者又使他与德里达及其他三位耶鲁同事结成松散的联盟并一度形成所谓的“四人帮”。其实这四位批评家的学术生涯有着不小的差异，而他们之所以被人们戏称为“四人帮”或“耶鲁学派”，其原因不外乎这样三点：第一，他们四人都著述甚丰，而且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批评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对美国文学批评的冲击力如同“黑手党”一般；第二，是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解构主义的鼻祖德里达的影响，在其批评实践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解构倾向；第三，他们四人都曾同在耶鲁大学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任教，属于学者型的理论批评家。因此把他们放在一起统称为“耶鲁学派”是一个十分便当的办法，甚至有人把曾在耶鲁大学客座的德里达也归为“耶鲁学派”的一个编外成员。实际上，仔细阅读这四位学者的著作后，我们便不难发现，所谓“耶鲁学派”并不是一个有着相同批评原则或倾向的批评流派，而是一个松散的、各自为政但却有着大体一致的解构倾向的批评群体。由于他们都曾经或直到去世前都仍在耶鲁大学任教，并且时常彼此之间进行批评性讨论和切磋甚至争论，此外，他们的组合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德里达的进入美国批评界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把他们统称为“耶鲁学派”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在这几位批评大家中，只有米勒与德里达的关系最为密切，且持续的时间最长，他后来去了加州厄湾校区任教，德里达也前往那里兼职，担任批评理论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我于2000年应邀前往厄湾讲学，也被时任所长施瓦布教授聘为客座研究员。就在那次访问期间，米勒介绍我和德里达相识。这样我们至少在加州也算得上半个同事了。
回顾往事，这一幕幕难忘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我和米勒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相识，当时他第二次应邀前来中国访问，并在北京大学英语系发表演讲，而我作为一位青年教授并没有机会与他进行深度交流，只是一起吃过一顿饭，并简单地互通了近期的研究心得。我和他真正开始比较频繁交往则始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我那时已调入北京语言大学，在那里创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其后又在清华大学创立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米勒均被我们聘为客座教授。我们每隔一两年都要举行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米勒便当之无愧地作为我们首先邀请的美国学者，而且他每次几乎都有求必应。于是我们就成了很好的学术同行和朋友，并保持较为频繁的邮件往来。几年前，当我从米勒的来信中得知美国的一家大学出版社将出版他在中国的演讲集时，我立即感到这本书应该同时在中国出版，便鼓励我的两位学生尽力促成此事。这就是后来于2016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这本书出版后又在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米勒热”。这股热潮以他与中国文学理论家张江的书信对话达到了巅峰。回想起当年这本书的出版还有一段故事。
我先前在北京语言大学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国荣曾在米勒前几次来中国演讲时担任过翻译，于是她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该书的大部分翻译和校订工作。曾在我的指导下以米勒的文学思想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的郭艳娟担任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她也表现出对这本书的极大兴趣，并得到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这两位中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该书于2016年编定并且很快就要在中文世界出版了。我想这不仅是因为书中的不少篇章最初是米勒教授在我安排的学术讲座或国际会议上的演讲，而且还因为这一篇篇闪烁着批评睿智和思想火花的论文正是中国当代十分需要的，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面对各种高科技数码技术的发展，人文学科被放逐到了边缘，更不用说印刷在书本中的文学了。“文学和文学研究将向何处发展”成了每一个致力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学者不得不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位毕生致力于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米勒对此尤为关注，并不断地在各种场合为文学的幸存而做“最后的一搏”。因此他的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中文版必定会帮助中国的人文学者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各种挑战，同时也有助于重新唤起普通读者的文学热情。但米勒同时也提请人们注意：既不要对文学的衰落感到沮丧，也不必与文化全球化的大潮逆流而动，正确的选择是在全球化高科技的大潮面前表现出冷静的态度，安心地从事文学的批评和研究。这应该是对我们每一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的一种告慰：文学是不会消亡的，但它再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处于“黄金时代”了。从今天的新媒体和自媒体对高雅文化的冲击和文学所处于的边缘地位来看，米勒是具有前瞻性的。许多人在当时并未看出的种种症状不幸均被他言中。由此看来，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位毕生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的老学者为了捍卫文学的合法地位而做的最后一搏，饱含着深刻的人文情怀。
最使我感动的是，当这本书的中文版即将问世时，我同时接到米勒本人和责任编辑郭艳娟的来信，再三嘱托我为该书中文版撰写一篇序言。我一方面倍感荣幸，但同时又不免诚惶诚恐，因为为这本书英文原版作序的正是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他和米勒早年在耶鲁就是同事，之后几十年里一直和我们有着往来。可以说，这两人都是对我的学术生涯给予过最大帮助的美国学者。2004年春，詹姆逊打算在家中庆祝70大寿时，得知我正在耶鲁大学访问讲学，立即邀请我和此时也在美国访问演讲的作家余华一同出席他的寿宴。我后来对米勒说，“几年后你庆祝80大寿时我一定赶来美国参加”。但美国的老人一般没有祝寿的习惯，2008年10月我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访问讲学时，也给米勒发去了庆祝他80大寿的电子邮件，但是他回复说“这已经成为过去时了”。2018年他90岁时，我也正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出席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本来想着是否抽空去缅因州米勒的家中看望这位退休多年仍在家中著书立说的老朋友，但后来应斯坦福大学邀请前往讲学而错过了和米勒教授的最后一次相见。
在缅怀故友的日子里，许多难以忘却的往事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其中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米勒对中国的友好以及对中国文学的热爱。由于他多次来中国访问讲学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他开始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些中国文学知识。于是他在繁忙的著述期间，读完了由宇文所安编选并翻译的《诺顿中国文学选》。他一边读书一边做了详细的笔记，一方面有感于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则恨自己不懂中文，只能通过翻译来阅读，但中西文学的巨大差异使得再好的翻译也难以表达其字里行间的深刻含义和美感。后来在我邀请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他竟然在演讲的最后，深情地说道，“如果我再年轻20岁，我一定要从学习中文开始了解中国文学”。他为了表明自己说这话是真心真意的，其后在多个场合下接受采访时，又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可见这就是一位毕生献身于文学事业并深深地热爱中国文学的老学者发自内心的真情。
最后，我想提及的是米勒晚年与中国学者张江的对话。中国学者张江于2014年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了西方文学理论界风行的“强制阐释”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极大反响。但张江并不满足于在国内讨论西方文论，他希望与国际著名理论家进行对话。自2015年起，他先后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俄罗斯以及意大利的一些文学批评大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对话，其中与米勒的七封书信来往最为引人注目。这些往来的书信不仅很快在国内主流刊物上发表，而且还一次性地发表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和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共同主办的权威刊物《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ies）第53卷（2016）第3期上，这也是该刊自创立以来首次发表一位中国文论家与西方文论家的多封通信式对话。这一方面是由于张江所提出的问题一针见血，指出了强制阐释现象的症结，引起了米勒等西方理论家的关注和回应。另一方面则由于米勒等人的重视，他立即响应了张江的提议，先后通过电子邮件交流的方式与张江互通了七封书信，后来这七封书信由我推荐给《比较文学研究》杂志主编托马斯·比比（ThomasBeebee）。比比主编对之十分重视，他在广泛征求了各位编辑的意见后认为，这是一个让英语世界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更多地了解中国学者的思考和研究的极好机会。他仔细阅读了多遍这些书信，最后决定在该刊一次性发表这七封信，并邀请我为这一组书信撰写一篇导言。我要比比征求一下米勒的意见，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人撰写这篇导言，但比比很快就回复我，认为他和米勒一致认为我是撰写这篇导言的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我对中西方的文学理论都十分熟悉。可见，当时已年过85岁的米勒依然十分关注中国文学理论界的批评性讨论，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后来，他又接受我的邀请，和张江都为我应美国权威刊物《现代语言季刊》（ModernLanguageQuar⁃terly）邀请为之编辑的主题专辑“中国与西方文学理论的邂逅”撰写了文章，发表在该刊第79卷第3期（Vol.79.No.3[2018]）上。据我所知，这是米勒生前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最后一篇单篇论文。看得出来，他时年正好90岁，写出的文章有一些口语化的表达，缺乏仔细的打磨，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一位年近90的老人对中国文学理论以及中西文学理论对话的投入和认真态度。
虽然我事先对米勒的逝世一无所察，但一般我们除了经常互通邮件外，每年的圣诞节之前我都要给他去信祝贺圣诞节和新年快乐，他也总是记得中国的春节，并会赶在中国人民的这一传统节日来临前给我发来贺信。但是2020年底，我照旧给他发去了祝贺圣诞快乐的贺信，以往他很快就回信祝福我，但今年却没有任何回复。接着，几天前我又给他去信祝贺中国的春节，依然没有得到回复，所得到的却是王逢振的手机短信传来的噩耗。
一代文学理论大师米勒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留给我们太多的遗产，并促使我们对中美关系的现状进行思考。我不禁想到，尽管当前的中美关系令人忧虑，但是并不妨碍中美两国的人文学术交流，我们完全可以像米勒那样通过民间渠道加强中美之间的人文学术交流。因为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文外交活动有时甚至可以起到政府间的外交或许起不到的作用。
安息吧，米勒！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不会因为您的逝世而中断。我坚信，尽管现在处于隆冬之际，但我们一定会迎来中美人文交流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