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岑：我写《三山凹》
《三山凹》这个题材从有了灵感到动笔大概酝酿了三年。从动笔到完稿又历时两年半时间。我这个人有点儿缺乏自信心。凡写一部作品总要先找文友和老师们谈谈，听听大家有无兴趣，是否值得写。这个稿子在动笔前大约谈有二三十人。先是与南阳的文友们谈，接着找郑州的朋友们谈。最后找到中国作协创研部和作家出版社的老师们谈。起初，有朋友说，题材是个好题材，但三个“发小”（柳大林、张宝山、白娃）不在一个平台上，时间跨度又大，写着很难驾驭，怕是出力不落好的。一次到郑州，一位文友去宾馆看我，问我，最近写什么了？我说没写。他问，构思的有吗？我说，不成熟。朋友说，不成熟也谈谈。俺俩从夜里十点聊到凌晨一点半。谈着谈着朋友提出要喝酒，俺俩把一瓶酒喝完谈完，他鼓动说，写吧！大胆地写吧！柳大林张宝山走过的路，就是我们经历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有反映这个时代的作品。我后来又拜访了李佩甫和何弘先生，他们说，可以写呀，三个发小之间还是有瓜葛的。这样我才有了信心写。最后又在《文艺报》上看到时任鲁院常务副院长的邱华栋讲的一句话，大意是越是难写的题材，可能艺术价值越大。我才最后下决心写。
我另一个特点是，动笔迟。尽管大家说可以写了，我还要想想再想想，把腹稿打好，把故事的脉络理出来，把塑造人物形象的素材备足，把人物之间关系厘清，甚至一些关键段落的对话也想好了，觉得忍不住要动笔了才动笔。《三山凹》从开始跟朋友们谈到动笔大约历时七八个月。
我还有一个缺点是写得慢。我没有许多作家掂起笔来一泻千里的才华。我总是每写一个章节，就要停几天，想想下个章节怎样能写出彩，有两三个抓读者眼球的看点，想好了再去写。而且写几章还要送给老师或朋友们听听意见再往后写，除了给南阳的文友，包括北京郑州的周大新先生和张鲜明先生都是看了不厌其烦地提意见和建议。
《三山凹》这部书出版后，有鼓励的也有批评的。我觉得这很正常。印象中孟繁华老师讲过，没有争议的作品不是好作品。但有一点，大家共同肯定这部作品反映了改革开放这个时代中国农村的变迁，是顺应时代应运而生的作品。记得雷达先生在我的“人”字系列小说研讨会上讲过一句话，为什么李天岑的作品和李佩甫的作品总差那么一点点？仔细琢磨李佩甫的作品总是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天岑的作品大概就是差这一点。因此，这次写《三山凹》我特别注意这一点。这部作品虽主要写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农村的变迁，其实也涉及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涉及到农村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书中几个主要人物走过的历程，也就是我自己半个世纪的经历。尤其是柳大林经历过的，许多我也亲历过。我对这些人物太熟悉了，对这个时代也太熟悉了。人物离不开时代，时代造就人物，我应该写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紧密相连。细想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名著《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暴风骤雨》《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无不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所以，这次写《三山凹》我十分注意表现这个时代！
《三山凹》写起来的确很难。除了前边说的三个主要人物不在一个平台上之外，三个发小都是男性。读者都知道，女人“出戏”，“丑角”出戏。三个大男人确实不好写出味道来。还是雷达先生提醒过我，小说要有趣味性，没有趣味读者难以读下去。因此，每当掂起笔时总是想着如何写得“有戏”，让故事跌宕起伏，让人物之间冲突激烈。写的时候，我就觉得仿佛读者就站在我旁边瞪着眼说，看你李天岑怎么写！所以写作的过程总是战战兢兢。《三山凹》之所以难写，还因改革的时代性强，政策性强。王安忆有一篇文章，题目是《胆小的作家》，就是说写出来的作品与生活相比，不能有漏洞。所以，写作过程中我访问了许多人，到市档案馆和一些单位找来许多当年的资料。还有这部作品既要写三个人物各自的命运，又要写他们之间的纠葛，写起来容易“头蒙”，唯一解决的办法是不慌不忙，从容地写，认真地琢磨，不急促而就！
一位外国文学家讲过，文学就是故事、魔术师和教育。《三山凹》这部作品我觉得故事性和教育性有了，最大的缺憾，怕是没当好魔术师！今后，我会加强写作技巧这方面的修炼，并在以后的作品中呈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