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之歌”：南希·米特福德与《腓特烈大帝》
南希·米特福德
英国小说家南希·米特福德（1904-1973）是里兹代尔男爵二世戴维·米特福德长女，自幼酷爱文学。自1923年定居伦敦不久，她便开始为《淑女》《时尚》等报刊杂志写稿。尽管并非专业记者，《独立报》称她的随笔毫不做作，令人“极度舒适”，无愧文坛“鬼才”之誉。尤其是她的早期“风俗喜剧”（comedy of manners）类文学创作，“在轻松愉悦的外表之下，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和无以名状的悲观主义”。正如批评家所指出的，她的写作风格轻快而不失犀利，充满调侃和戏仿，与她后期小说明显的阴郁风格大相径庭——小说家坚信，尽管生活难以忍受，但仍需为之裹上一层幽默的外衣，并以超然物外的轻松戏谑加以处置。
1942年，南希·米特福德与流亡伦敦的“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将军助手帕莱夫斯基上校相识，她的生活由此发生巨变，后者也成为她随后几部小说男主人公的原型。1945年，《爱的追逐》（The Pursuit of Love）以轻松愉悦而又不乏睿智的笔调征服了无数读者，成为英美两国的畅销书。另外两部小说《恋恋冬季》（Love in a Cold Climate）和《福分》（The Blessing）分别出版于1949年和1951年，同样在市场大获成功。《恋恋冬季》被《卫报》列为英国人“一生必读之书”。书中描绘了以马修大叔为家长的英国贵族家庭，其人物原型正是她的父亲戴维男爵。据说，《唐顿庄园》的编剧朱利安·费洛斯正是在南希·米特福德启发下，才塑造出格兰瑟姆伯爵夫人这一经典人物形象。该角色身上散发出英国上流社会特有的幽默感，恰好也是南希·米特福德小说创作的精华所在。
自上世纪40年代起，移居巴黎的南希·米特福德对法国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并着手翻译法国17世纪著名作家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代表作《克莱芙王妃》（1678）。该书于1950年出版，在欧美学界却饱受指摘。小说家失望之余，开始将创作重心转向法国传记小说。“你觉得为蓬帕杜夫人撰写一部传记如何？”1951年，南希·米特福德在信中询问她的出版商哈米什·汉密尔顿（Hamish Hamilton）。由此，南希·米特福德在凡尔赛宫附近开启了她传记文学创作的崭新事业。在此后十余年间，她先后完成《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1954）、《恋爱中的伏尔泰》（Voltaire in Love，1957）以及《太阳王》（The Sun King，1966）等三部著作，以历史的考据和浪漫的笔触向读者展现启蒙运动与18世纪法国的恢弘壮丽，受到欧美文坛一致好评。美国《时代》周刊盛誉：“在描写凡尔赛宫全盛时期的英语作品中，若论描绘浪漫光彩和隐蔽权力之功力，无人能够超越历史学家南希·米特福德。”
1956年，南希·米特福德推出一部充满趣味又不乏思想性的著作《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一本正经地记录以日常语言判断社会阶层的方式，并戏谑地提出如何划分“上流社会和非上流社会”（U and non-U）的新概念。她在书中说，“在英国，判别一个人阶级身份的最好方法就是听他讲话，正是通过其语言，上层阶级明显地区别于其他阶级。”本书问世后迅速成为1950年代英国文化的象征，其中的名句如“共和政体里的特权阶级，就像一只被砍去头颅的鸡，它或许能蹦跳一阵子，但实际上早已经死亡”更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言。此外，南希·米特福德在二战期间将位于伦敦梅费尔区的一家书店改造成文学沙龙，使之成为欧洲文学家的避难所。她与这家书店老板海伍德·希尔之间的通信日后也被结集成书，名为《克兹街10号书店》（2004）。直到如今，该书店仍是伦敦的文学地标之一（与查令十字街84号齐名）。据说，英国女王也是这家书店的常客。
南希·米特福德最初凭借小说创作而蜚声文坛，然而正如她在1961年访谈中所说，她童年时代阅读的英法名人传记才是她真正的兴趣所在。“我所阅读的书籍中，最多的仍然是传记、回忆录和纯文学作品。”而在所有的传记中，她最为推崇的是1914年之前出版的作品，因为她认为近代传记作品太过热衷于详细记录一些“小人物”的生平，失之于“平庸琐屑”。而她的作品则聚焦于能够影响历史的“大人物”，尝试从史料中推演和再现其思想与动机，并力求由个人际遇折射时代背景。她的传记作品语言睿智风趣，引人入胜，往往通过寥寥数语，便能揭示传主的性格特征与深藏心底的功名欲望。
“普通人物无法吸引你。”《恋恋冬季》中男主人公阿尔弗雷德曾尖刻地评价女主范妮，“除非卓尔不凡之人。”无疑，南希·米特福德和范妮属于同一类人，而这一次，吸引女作家的是欧洲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腓特烈大帝。“我对腓特烈大帝的痴迷难以用语言描述”，在写给美国学者罗伯特·哈尔斯班德教授的信中，南希·米特福德如是宣称，“然而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其他作家居然把他的一生描述得如此枯燥乏味。”此处的“其他作家”无疑是指维多利亚时代名人托马斯·卡莱尔。
1858年至1865年，卡莱尔推出皇皇六卷本巨著《腓特烈大帝传》，被文史学界誉为传世之作。然而，一个世纪后，南希·米特福德对此书却提出严厉批评。1968年，在《今日历史》杂志上，她将此书斥为“所有传记作品中最为诡异的一部”。其理由是：腓特烈大帝几乎不谙德语，因而日常写作和思考皆借助法语，甚至梦中呓语也不例外，然而卡莱尔在书中却声称传主提及法语时充满“鄙夷”语气，令人大跌眼镜。更有甚者，秉持浪漫派立场，卡莱尔将18世纪的艺术创作贬斥为“一片空白”（他曾公开宣称18世纪是一个“最没有价值的世纪”），而将启蒙运动视为致使人类沦入“无尽黑暗时代”的罪魁祸首。由是在南希·米特福德看来，卡莱尔根本无法理解腓特烈大帝的完整人格。“他所喜爱的仅仅是作为国王、作为战士、作为统治者、作为德意志民族领袖的腓特烈大帝，而对于腓特烈大帝的另一面——伏尔泰乖戾的学生、作曲家、艺术收藏家以及巴洛克式宫殿的建造者等诸方面，卡莱尔无不嗤之以鼻。”
与之相反，对于南希·米特福德而言，腓特烈大帝这位统一普鲁士王国的英雄人物，既是一位战时领袖，又是一位古典学者，亦曾资助过伏尔泰，因此算得上是“完美的”写作对象。因为英国人常常将奉行侵略扩张政策的腓特烈大帝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而她则希望能够呈现作为“明君”的腓特烈大帝支持启蒙运动的一面——“从欧洲视角提供一些帮助”，从而缓解英国与德国长期对立仇视的情绪。与卡莱尔有失偏颇的视角不同，南希·米特福德不仅能够真切理解腓特烈大帝的战争蓝图，同时，她对英法德诸国在启蒙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也抱有“同情之理解”（罗素语）。而她借此书所要证明的是腓特烈大帝（以及伏尔泰）的伟大正源自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1712年，腓特烈大帝出生于柏林，其父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如同南希·米特福德童年时在家中图书馆里偷偷阅读一样，腓特烈大帝也同样违背父王意愿，私下研习哲学、诗歌以及各类经典作品，尽管其父王认为掌握这些学识毫无益处。成年后，他与不伦瑞克-贝芬家族的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公主成婚。得益于这次婚姻，他终于如愿以偿在莱茵斯贝格建立起完全属于自己的领地，并融入其间潜心学习（在此期间完成政治檄文《反马基雅维利》，主张君主以启蒙运动的理性与人道主义取代邪恶的权谋之术）。
1740年，腓特烈大帝甫一继承王位，便发动旨在统一国家及拓展疆土的对外战争。从奥地利手中攫取西里西亚之后，普鲁士遭到欧洲列强共同抵制，由此陷入连续不断的战争纷扰之中；1756年，腓特烈大帝入侵萨克森更是拉开了欧洲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七年战争”的序幕。与此同时，在内政方面，他倡导政治经济改革，着力构建高效的行政官僚体系，通过改革废除刑讯逼供制度，并大幅减免农民地租和赋税，从而赢得民众一致拥戴。然而，由于长期背负“好战”的恶名，他的对内政策往往为人所忽视，并未受到公正的评价。伏尔泰曾严词批判腓特烈大帝发动的侵略战争，但南希·米特福德却认为：“战争使大量人口得以果腹，若没有战争，这些人反而可能会死于饥荒。”她甚至断言，拿破仑在腓特烈大帝墓地前的致辞“要是他还活着，我们就不可能安然站在这里”是对其人千秋功业最大的褒奖。对米特福德六姐妹极为仰慕的英国桂冠诗人约翰·贝杰曼（1906-1984）曾慨叹：“米特福德家的姑娘们！我因她们的罪恶而深爱她们。”道理或正在于此。而南希·米特福德的老友、被誉为英国20世纪最优秀讽刺小说家和最杰出文体家的伊夫林·沃也曾以六姐妹形象为原型创作小说《邪恶的肉身》（1930），该作与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并列“爵士时代”文学经典，堪称“总结与界定浮华喧嚣的1920年代的小说珍品”。
对普鲁士的好感并未影响南希·米特福德对法兰西的热爱。诚如南希·米特福德在书中所说：一个人只要对法兰西或对文学保持热忱，那么他毫无疑问是个好人，腓特烈大帝恰恰符合她的这一评判标准——对法兰西和文学情有独钟。“他在莱因斯贝格惟一眷恋的便是书籍，认为其多多益善，当然除此之外他还期待能有足够的金钱用于购买书籍。”南希·米特福德如此描述道。作为一名彻头彻尾的“崇法派”，腓特烈极端厌恶德意志文学，以至于在莱茵斯贝格，他几乎从来不用德语交流。他曾在此地给伏尔泰写下第一封书信，由此开启了两人长达数十年的通信联系。后者也曾一度移居普鲁士，与之朝夕相处，然而最终却因彼此恶语相向而分道扬镳。南希·米特福德甚至坚信：假如这二人未曾相见的话，或许反而有助于其关系的改善和持久——果真如此，腓特烈大帝可能还会继续拜读这位法国文豪的大作，并且此举极有可能大力促进欧洲和平事业。
文学评论家凯特·威廉斯在《腓特烈大帝》一书“序言”中指出，如果说《蓬帕杜夫人》一书体现出社交能力的巨大威力，《恋爱中的伏尔泰》彰显出爱情的崇高地位，《太阳王》描绘出王权专制的赫赫威仪，那么《腓特烈大帝》一书宣讲的则是“学习之乐趣”——“唉，我对各种无聊的餐会真是厌倦已极。”早在本书动笔之初，南希·米特福德就发出如此感慨。她也不止一次宣称：和朋友甚至情人相比，书籍能够传递更多乐趣。曾几何时，她坚信爱情能够拯救一切，而如今的救世主已经易主为书桌上的书籍。正如她在书中描述莱茵斯贝格时所说：“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最令人愉悦且能带来丰硕学术成果的地方便是一座管理得当的乡间别墅。”
南希·米特福德在小说创作中经反复磨练而自成一家的写作风格也同样体现在她的传记作品中，即令人难以置信的轻松文风和可洞穿一切的过人智慧贯穿其创作过程之始终。在《腓特烈大帝》一书中，她成功地将一个古板执拗的“战争狂人”描绘成一位独具个人魅力的历史文化名人，腓特烈大帝这一文学形象从而得以永驻读者心间，一如作者本人临终前的感怀：“我觉得我就是一名在战场上被腓特烈大帝委以重任的普鲁士军官。”诚然，南希·米特福德曾对歌德的《意大利游记》爱不释手，书中关于意大利的描述也确实令她如痴如醉，然而她对于大诗人的年少意气始终觉得难以认同，“哦，天哪，这是一位多么真诚、高贵的德意志青年啊！但毕竟他与伏尔泰和腓特烈大帝截然不同！人们更喜欢的当是伏尔泰和腓特烈大帝这两位年老的罪人。”或许，正是这两位年老的罪人使得南希·米特福德的生活充盈无比的幸福与欢欣，同样也使得阅读这部描摹生动、刻画入微且独具作家个性色彩的传记令人极度“舒适愉悦”。
作为南希·米特福德最后一部作品，《腓特烈大帝》以大量史实研究为基础精心锤炼打造，其文风轻快睿智，堪称是作家以平生之学识向腓特烈大帝致敬之作。此书出版后，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本书将成为最具权威性的人物传记”。著名文学评论家、《地平线》杂志创始人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也高度评价南希·米特福德“将平凡的史料打造成引人入胜的文学素材，这一技能令所有历史学家羡慕不已”。
在本书创作过程中，南希·米特福德对她笔下这位“大人物”颇为艳羡，因为他经历了18世纪的辉煌历史。然而时至1970年，当这部著作出版之际，彼时已罹患霍奇金淋巴瘤的南希·米特福德最羡慕的则是腓特烈大帝麾下身体强壮的将士。“我多么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年轻将领，跟随国王征战欧洲，而不必忍受病痛折磨。”同时，她也时刻以传主的英雄气概激励自己：“腓特烈大帝在冲锋陷阵，而我在花园奋笔疾书”，直至最终完成这一杰作。1972年，南希·米特福德先后获得英法两国政府颁发的骑士勋章，表彰她在文学艺术领域作出的创造性贡献。次年，南希·米特福德溘然长逝。《腓特烈大帝》由此也成为这位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的“天鹅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