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最近几年，我的写作分裂成两半：一半小说，一半散文。我至今出过的六七本书，都是小说，中短篇为主，长篇就一本。散文还没成书，拢共写了不到二十万字，是一个系列，统摄在“云边路”这个专栏名称之下，大都刊载于《文汇报》“笔会”副刊。还有一些零星刊载于《文学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南方周末》《广州文艺》《大益文学》等。它们的出现，和“笔会”潘向黎老师有关，若不是她的信任和热情，我想我即便会写这组散文，那也是很多年后了。

从2006年到现在，一晃十多年，我都在从事着“小说”这种文体的写作。虽然和“小说”相处日久，但它仍然让我的内心充满激情、期待以及焦虑。我常常枯坐一日又枯坐一夜，一个字都没能写出来。

散文呢，正儿八经开始写，到现在不过两三年。这些散文，都是写我老家云南保山的，再往具体里说，更多是写施甸的，写我生活的那个小村子汉村的。“云”，是云南；“边”，是边疆。我的故乡，在离缅甸没多少路的地方。这一系列散文的写作，和小说写作带给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的状态是轻松的、舒缓的、兴致勃勃的。很多童年往事，很多故乡风景，只因一个偶然出现的小小念头，便呼之即来，蓬蓬勃勃地长成一株大树，看上去生机盎然。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状态，哪一个更好？我说不上来。

写小说多年，在不知不觉间，观察、理解和思索世界的方式，也是“小说模式”的。真有这么一种“小说模式”么？我觉得是有的，并非出自我的臆想。比如我爸，他是木匠，和我们走在山里，他经常会指指点点，说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树，这么粗了可以做椽子还是做柱子。他观察、理解和思索世界的方式，可以说是“木匠模式”。如果只有一种模式，就会以为这种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模式，进而觉得世界本该如此。但如果模式多了呢？或许会发现，世界的“本该如此”，是由认知主体选取的模式决定的。

意识到这些，是我开始写“云边路”系列散文以后。正如刚开始写小说那几年，写了几篇出来后，忽然觉得，满世界都是小说素材，这也可以写成小说那也可以写成小说。现在我也觉得，关于故乡，随便一点儿事都可以写成一篇散文。那些原本不适合写成小说，或者说没法写成小说的东西，经常是很适合写成散文的。我想，小说、散文，还有诗歌、戏剧，这些文体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这个世界。操持任何一种文体，时间久了，就会用这种文体的模式来观察、理解和思考世界。又或者可以反过来说，是观察、理解和思考世界的方式不同，导致写作者选择了不同的文体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

现在，我的写作多了一种文体，建构文学世界的模式也就多了一种。

在小说里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是很多写作者都在做的事。比如鲁迅的鲁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乡香椿树街……此类“文学地名”数不胜数，曾经确实是写作者创建“文学世界”的绝佳方式。这些地方，往往有他们故乡的影子。可以说，他们是在纸上虚构了一个故乡。故乡，既安放了他们最初的生命，也安放了他们的文学想象，以及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模式。

但“李杜诗歌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我一直觉得，我们现在再用这样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不仅是懒，而且还蠢。前辈们的方式，是独辟蹊径，我们再走，不过是步人后尘。面对一个新的世界，总要走出自己的新路来。

然而，谈何容易？在小说里不容易，在散文里可能更不容易。

“云边路”这个系列，我近乎本能地写了几篇以后，忽然意识到，在当下中国的散文写作中，书写故乡，进而书写童年，是何等泛滥的一件事。包括那些，写乡村风物，写亲人亲情，写草木季节等等，实在也都太过泛滥了。而我的散文写作，也成了这泛滥的河流里的一道波浪。我有些懊丧，又有些焦虑。是的，散文写作也变得像小说写作那样让我焦虑了。每写一篇，我都会想，这有意义吗？为什么要写这些？这些不过是我个人的生活经历，为什么要写出来，别人又为什么要看？然而，在这些问题的困扰下，我仍然写了一篇又一篇。不管怎么焦虑，无论小说写作还是散文写作，总归是让我愉悦的。

在谈话中，似乎更容易思索。在写作中，似乎也更能明白自己想要建构一个怎样的文学世界。随着“云边路”系列的一篇接一篇产出，我想我要建构的，不仅仅是纸上故园，而是整个世界的一个缩影；我想我要写的，也不仅仅是一己之经验，我还要写出一个人，一个活在天地之间的有着“赤子之心”的人。这个人未必是我，而且一个供我观察、理解和思索的“我”。除了这些，我还多么想要写出故乡的一角天地，那些星空和云朵，那些高山和大河，都让我激动不已。

我不会再用虚拟一个地方的方式在小说里建造一个世界，但我想，我仍然会用写实的方式在散文里呈现和再造一个故乡，再造一个世界。即便在这个过程中，会伴随着“意义”带给我的巨大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