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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结,融合与精神自叙传——读王尧的文章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王雪瑛  2021年02月02日09:01
关键词:文章 王尧

内容提要

王尧不仅有着宏观的学科研究能力,展开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他还以散文的形式,写实的笔触和大量真实的材料,重回历史的场域,呈现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关系,表达他对历史、现实与人的理解。这也是他面对时代完成自我的精神建构。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散文写作,他是以不同的方式审视与探寻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学术论文与散文随笔对于王尧来说,这两种文体又内在地融合于文章。文章是他的一种内心情结,更是一种融合能力,其接续着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和五四新文化传统。

关键词

王尧 精神自叙传 个体与时代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其实无论是对王尧的评论,还是对其散文的关注,都与他说过的一句话有关:“在很大程度上文学研究也是研究者的精神自叙传。”1

王尧一直在高校中教学和研究,在学术体制的规范和磨炼中,没有钝化他对写作的敏感,他也没有滋长理论的教条。他有着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入的分析能力。他既有宏观的学科研究的能力,展开对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也有对作家作品研究的兴趣,进入当代文学的现场,对重要的文本,作出及时性的阐释。他在文学史的学科研究中,关注着将当代作家作品历史化、经典化;他在对当代文学作品的批评与阐释中,又参照着文学史的发展脉络。

他的这两类论文,关于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我都读过不少,在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如《作为方法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历史与常识 ——关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若干思考》《作为文学史研究过程的“历史化”》;在他对汪曾祺、莫言、贾平凹、梁鸿等作家的研究中,如《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关于莫言和莫言研究的札记》《关于〈山本〉的阅读笔记》《关于梁鸿的阅读札记》,都给我留下的很深的印象。他不做惊人之语,不做高蹈之论。他是注重材料的,他在选择与梳理材料中,在认识与分析材料中,呈现他的发现与判断。他也是深入思考的。

梳理出这些论文,似乎为了证明王尧以思想浇筑的学术论文是如此硬核,其实思想并不是论文的专利,那种引经据典的论文仅仅是思想的一种形式,而散文随笔可以沿着自我情感的流向,直接地展现各种思想发现,让思想抵达感性的表述同样吸引着王尧。他用散文的形式,重回历史的场域,走近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与他们展开心灵的对话,表达他对历史、现实与人的理解。

忽然觉得我应该用一种什么方式,和战时重庆相遇,和战时知识分子相遇。苏州小巷的梧桐叶年复一年地长出,再落下。我这一‘重逢’的念想,多少年来也若隐若现。2

终于,王尧将多年来心中盘桓不去的念想呈现于文本:《收获》2018年的专栏“沧海文心”,《钟山》2019年的专栏“日常的弦歌”。

当他在写作中,与重庆战时知识分子“相遇”的时候,我们也在阅读中与他们“重逢”。全国抗战烽火漫卷的时候,“陪都”重庆云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分子,成为抗战文化的中心。

从前言简短有力的语言节奏中,文气沛然的音声韵律中,分明感受到王尧内心的激越,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他的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他在《关于梁鸿的阅读札记》中表示,“我很想像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学院知识分子那样,教书、研究和写作,写论文、写散文、写小说。这个理想中,当然也包含着以专业的方式介入现实的念头。我一直以为,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著述,还在于他们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3。

这段内心告白不仅表明了他心仪的治学的方式,也陈述了他向往的人生境界。显然,无论是他的理性选择,还是一种内心情结,都与那一代知识分子有关,或者说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他示范了一种生命的形态,治学的方式,人生的意境,让他心向往之。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他不仅仅将他们的著述作为研究的对象,同时关注他们的心路历程,并且将两者互为对照,形成血脉相连的有机整体。

在专栏文章“沧海文心”与“日常的弦歌”中,王尧重回历史的场域,走近他们的身旁,重温他们的岁月,注视着他们在黑暗与炮火中,在贫困与艰辛中,辗转着前行。在《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寒夜”里的“清油灯”》《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中,我“重逢”了他们,老舍,巴金和朱自清……

逃难,警报,炮火,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无法躲避的沉重情节。逃难,如同链条一样,一节又一节在夜与昼中循环;警报,如同黑影一样,投影在一页又一页稿纸上,写作成为他们留在纸上的呼吸;轰炸,在漫天火焰后,留下废墟,血泪与灰烬。他们的日子就在日军的炮火中,一天又一天地顽强度过,他们的人生就在生死一线间展开。

在城市沦陷,铁路被炸,舟车时常停运的时候,当他们的旅程在辗转中漂泊,当他们的人生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时刻,“气节”不仅仅是一个词语,而是影响和决定着他们每一天的行动。

炸弹多次落在他的附近,老舍在轰炸扬起的沙土和灰烬中,抬起头来,他在《八方风雨》中如此描述自己,用了五个关键词诉说他的十四年抗战:是流亡,是酸苦,是贫寒,是兴奋,是抗敌。

1938年3月27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成立,老舍当选为理事。4月4日,‘文协’第一次理事会在冯玉祥将军寓所客厅召开。老舍当选为常务理事,被推为总务主任。此后数年,老舍和‘文协’成为抗战词典中的关键词。4

王尧以日记、书信等具体的材料,以日常生活的遭遇,勾勒出在烽火硝烟的战乱年代,他们在颠沛流离中,砥砺前行的身影,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的承受与抉择。

抗战时期的重庆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分子,而昆明的西南联大是又一个战时知识分子云集的中心。在西南联大期间,朱自清较长时间主持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办系方针是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创造新时代文学。

王尧在《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中,以超长的篇幅描述着朱自清的精神肖像,他是大时代中的“这一个”,也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这一个”。在沈从文的记忆中,朱自清的土耳其式毡帽和灰棉袍,是西南联大同仁记忆中最深刻的东西,而从朱自清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工作、处境、研究和心境中,也涉及了西南联大的教师们教学与生活的细节。我们看到了战火蔓延中,朱自清离开北京清华园,赴长沙,再到昆明,南渡北归的旅程。又是日记、散文、书信等第一手资料,让我们靠近了朱自清的生活,更贴近了他的内心。

西南联大的日子是具体的,喜忧困苦也是具体的,教师宿舍的安排,研究治学的压力,胃病眼疾的困扰,经济拮据的烦忧等等,当然在艰苦生活中,还有友情的温暖和鼓励。朱自清参加诸多联大同仁聚会,还有他与沈从文、叶圣陶、冯友兰、闻一多、吴组缃等交往中的细节。

朱自清和闻一多两人的个性迥然不同,王尧的文中引用了冯友兰对他俩不同风格的点评,写得生动有趣:“一多弘大,佩弦精细。一多开阔,佩弦严谨。一多近乎狂,佩弦近乎狷。二位虽不同,但结合在一起,有异曲同工,相得益彰之妙。”51948年的6月,朱自清签名拒绝领取美国援助面粉,1948年7月15日,朱自清在辞世的前一个月,还抱病参加闻一多死难二周年纪念会,报告闻一多全集的编纂经过。可见朱自清做事为人的情义与厚道,风骨与担当。

如果说《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以朱自清为主体的细节丰富的油画,那么《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无钱买酒卖文章》犹如一幅知识分子群像的速写。王尧以费正清先生从昆明飞往重庆的线索,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批文人学者在战时的生活状态。

1942年9月25日费正清从昆明飞往重庆。在昆明等待航班的那几天,费正清去了西南联大。在昆明和重庆,他既看望了老朋友,也结识了新朋友。梅贻琦校长比费正清记忆中的形象更加消瘦,衣着破旧,为人依然热情;老朋友梁思成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足足有五分钟……空中,敌机不时扔下炸弹;地上,严重的通货膨胀,物资匮乏。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嘉陵江畔的文化人在严酷的生存境遇中挣扎着,喘息着。贫困让他们不得不以典卖家具、衣服书籍等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包括梁思成等名教授的日常生活也极度清贫,费正清“极为震惊”, 同时又被新老朋友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离开昆明到达重庆后,费正清又应邀参加了郭沫若的五十岁生日宴会。他又结识了茅盾和陶行知、周扬等。

我很认同王尧的想法:那一代知识分子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著述,还在于他们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他可真是写出了他们身处那段历史中,如何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他悉心收集重要的真材实料是缘于内心对那代知识分子的情结,而我投入地阅读着,沉浸在这段历史场域中,梳理着众多场景中,他们真实的人生经历,也是缘于我对他们的牵挂。从我在青涩年少的大学时代阅读他们的著作开始,到现在人到中年阅读他们人生的文本,伴随着我精神成长的过程。

如果我在大学时代读到这些随笔,也许我没有耐心细读,不会从真实生活的艰辛窘迫中,体会他们精神的艰难跋涉……早岁那知世事艰,我在学生时代阅读他们的作品,是对现代文学的研习,了解他们的生平是为了更好地进入和解读作品,而在经历了人间冷暖的中年,一次次与他们“重逢”,从他们的作品与人生的相互关照中,更理解了他们作品中的爱与痛,他们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他们的心事与选择,更感受了他们的精神高度,更贴近他们的心灵世界。

王尧写作这些随笔是展开自我内心情结的过程,是对那代知识分子著述和人生的理解与阐释,我想,这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过程,也是精神历练的过程,是不同代际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的链条中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完成自我的过程。

1990年代中期之前,王尧曾经长时间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他在《中国当代散文史》的结语部分,对散文境界有过如此描述:“宽松的文化氛围、多样的艺术选择和自由的主体精神是中国当代散文久久期待的境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将在此重写,一个民族的审美创造力将在此复活。”6

这是他对散文境界的理解和阐释,也是期待与追求。散文是最宽松的文体,也最贴近作者心灵,散文如水般随物赋形,可以万马奔腾,惊涛拍岸,也可以涓涓细流,润物无声。可以潜入历史的深处,也可以成为文化的先锋。可以生动地流露作者的内心情感,生活雅趣,又可以承载重大的主题,叙写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体现民族的审美创造力。

无论是研究散文,还是驾驭散文,王尧在理解中呈现,在阐释中抵达散文的境界。他的散文写作以主体的探索精神,观照自我的成长轨迹,叙写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纸上的知识分子》出版于2013年,是他的散文名作。收入其中的散文,有25年的时间跨度。卷一:纸上的知识分子,写于2006年;卷二: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写于2009年初;卷三:日常生活的修辞,写于1980年代中期,体现了他对小品散文兴趣盎然。

卷一“纸上的知识分子”聚焦了那个特殊年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在1960、1970年代,在时代风浪的裹挟之下,他们从城市被挪移到了乡村,他们经历了物质与心理的双重困境,他们的心灵之舟跌宕起伏,这是充满艰辛和曲折的历程。在命运强大的笼罩之下,他们以诗歌的旷达来抵抗内心的紧张,以守护自己的性情来表达生存的信念,以精神上避开险境来坚守人格。

卷二“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从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展开, 8万字的篇幅中,有着中年对青春的回望,城市对乡村的回望,老师对学生的回望。“以前,文明的路程是离开乡村,现在,文明的路程是返回乡村,这中间应当有太多的环节,但在成为一个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后,我也和别人一样,省略了中间的环节。”7

这些都是王尧回望与审视着时代演进中,个体的成长过程。1980年代对“我”的塑造,也是时代对“我”的塑造,“我”对1980年代的回溯,也是在时代之变中呈现个体之变,更重要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 ,是一个成熟学者对自我成长的追述,也勾勒出自己同代人在时代发展中的精神轨迹。他在《作为学者和思想者的丁帆》中表明,“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有没有接受80年代的思想启蒙,或者说有没有真正理解8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家以及其他界别的知识分子在90年代以后的思想脉络和参与现实、反思历史的方式与特征”。这也是王尧对“同时代性”与“同时代人”这一阿甘本之问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在风云激荡的80年代成长,那是思想的年代、启蒙的年代、文学的年代。这样的经历让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文学研究也是研究者的精神自叙传。”8

散文集中的卷二和卷一,犹如音乐作品的独奏与协奏,在对比中融合于同一个音乐主题:时代与个体,对自我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的关注与叙写。

从“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到“沧海文心”,从“纸上的知识分子”到“日常的弦歌”,从对自我在1980年代人生经历的回溯,到对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命境遇、生存方式的呈现,王尧将对关注自我人生历程的个人叙事与观照不同历史阶段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的宏大叙事融合起来。在王尧的写作中,文学的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不是对立的,而是融合的,融合的起点在于他的内心情结,“回到五四、重读鲁迅,赓续传统、吸纳西学,是延续至今的脉络。在这样的脉络中,五四和‘八十年代’成为我和我们这一代批评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9。

他贴近历史的方式不是概念、理论、主义的凌空高蹈,而是深入日常生活的肌理,以写实的笔触叙写那一代知识分子透着生命温度的人生经历,他们艰辛跋涉中的疼痛,他们抵抗绝望后的坚韧,他们以生命相守的气节。

关注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1930年代,194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面临着不同时代风云的心路历程,呈现自我和他们过往的人生经历,这是王尧进入历史进程中,在自我审视与书写中,呈现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时代的关系,思索五四那一代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意义与启示,探究着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成为历史进程中的环节,这也是他面对时代完成自我的精神建构。

无论是王尧的学术研究,还是散文写作,他始终关注着不同历史场域中的知识分子,凝望着时代处境中的个体。我想这种内心的情结,这种融合的能力,最后都指向:一个知识分子的当代存在感。

王尧不是一个单向度的人,不是只有着“铿锵有力”的一面,也有着“气韵生动”的一面,他的擅长书法,喜好美食,在文坛有着不同版本的故事。记得有位作家直接用《成为王尧的朋友是一种幸运》为题,写了一篇鲜活的王尧印象记,对于他的为文与为人是溢于言表的肯定。而王尧不是一个恃才傲物的评论家,面对赞誉和声名,不见他志得意满,而常听他如是说:不要放大了自己,缩小了世界。在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他接受记者采访时,专访稿将这句话用作了标题。在《别了,瓦尔登湖》 一文中,王尧反省过这样的问题:“和梭罗,和鲁迅相比,我们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简单、大度、独立、信任的生活。生活的格式化和思想能力的贫弱(不能完全说没有思想能力),足以让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雷同和贫乏。”10这也标识着这一代学者清醒的自省能力。

在会议中相遇王尧,往往是仓促的,而在阅读中展开我的想象是从容的。我想象他有着两个世界,或者说是平行宇宙:白昼属于现实,属于学者和教师,开展教学和研究;暗夜属于历史,属于独立的自我,穿越时空的隧道,以思想的光亮,回望1980年代的自己,不同历史场域中的他们。对于王尧来说,往事并不如烟,历史并未远去,历史与现实,时代与自我,文学研究与生命体验相互交汇构成思想的场域,文学研究和散文创作是以不同的方式审视与探寻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对于现代文体分类而言,学术论文与散文随笔显而易见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而对于王尧来说,这两种文体又内在地融合于文章。

文章内蕴丰富,形式多样,可说是对传统中国文学之文的一种广义概括。以为文章是性情的、才气的,论文是学术的、思想的,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王尧并不认同,他主张赓续和恢复文章传统,他说“长期以来,在做学术的同时,我一直心仪博大、悠久、浑厚、美丽的中国散文传统,迷恋文章”11。他以文章来整合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是一种内心情结,更是一种融合能力,接续着中国文化的传统,五四新文化的传统。

 

注释:

1 8 9 11 王尧:《关于文学批评的闲言碎语》,《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4期。

2 王尧:《“寒夜”里的“清油灯”》,《收获》2018年第1期。

3 王尧:《关于梁鸿的阅读札记》,《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1期。

4 王尧:《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收获》2018年第2期 。

5 王尧:《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钟山》2019年第1期 。

6 王尧:《中国当代散文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

7 王尧:《纸上的知识分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版,第167页。

10 王尧:《别了,瓦尔登湖》,《读书》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