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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民谣》:“有情”的方式和历史重返
来源:文学报 | 张学昕  2021年01月30日09:29

积淀的、沉寂的、变动不羁的大历史,在一代人的内心或灵魂深处,如何由浑沌变得明晰?《民谣》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打捞”、讲述历史。

作为1960年代出生的学者,王尧既有作为一个学者的严谨、审慎和谦和,也有作为一位当代文学批评家的深刻、灵动和睿智。历经十年,王尧悄然拿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民谣》,写作和研究实在是两回事,能够在创作与批评的“双轨”上擎起、负重着文学的列车,也许才是真正厘清了文学这盘灵魂围棋的超一流“九段”。他以这样一部文本,参与到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实践,并身体力行地将叙事的可能性诉诸个人写作,以此正视、检视和反省当代文学的真实状况,实属难能可贵。

近些年,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在许多文章中强调,一部作品中隐性存在的“感觉结构”折射出一位作家内在的灵魂的光泽。王尧这部《民谣》,就是一部渗透着浓郁“感觉结构”的小说文本。情感、思想,甚至幻想,都成为探索和表现灵魂的一条通道,那些生命中幽微的经验,以及在历史长河之中的漂泊、震荡、游弋,都可能传达出一种沉思,一种极其内敛或张扬的声音和语调,它们从个人的喉咙里喷薄而出。在这部小说中,叙述所呈现的也许并不是什么“历史意志”,而是生命个体的主体性及其价值和意义。在大时代的范畴之下,每个人都可能突破其所在环境的命运局限,成为他自己时代的卓越人物,也可能作为历史的一粒尘埃,在现实的炫舞之中孤独地消陨。也许,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以一种“有情”的方式,细致而耐心地处理历史、现实与人性之间不可避免的禁忌、悖论和困境。

个人命运史与国家、家族的历史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隐秘联系?作者怀着怎样的心态来看我们的历史和生活,直接决定文本的艺术形态和精神层次的高下。从整部作品的叙述看,王尧在两者之间游弋和盘桓,明显存在着对历史强烈的诠释欲望,又伴随着悲悯与淡淡的寂寞,写真里面有诗,抒情里面又充满日常性的光泽。我们看到,历史在一个老成的少年王厚平——“王大头”的内心,如何渐渐地清晰、丰润起来。积淀的、沉寂的、变动不羁的大历史,在一代人的内心或灵魂深处,如何由浑沌变得明晰。说到底,这部《民谣》所面对的就是历史。《民谣》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打捞”、讲述历史。当然,这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历史、真实和叙述意义的问题。一个小镇,一个村庄,若干个家族,四、五代人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在世世代代的伦常里的亲疏远近,人性的林林总总,日常的正常或异常的存在状态,都在历史、社会、时代风云际会中不断发生蜕变,或此消彼长。“王大头”这个叙述人也是文本中的重要角色,虽然王尧没有将他“塑造”成“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的角色,但是,他作为记忆、想象见证和“重构”生活的综合体,其存在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角色功能的范畴,具有独特的功用。“反抗遗忘”构成文本最本质的叙事向度,而《民谣》体现出的较大的包容性和悲悯情怀,则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成为历史、现实和人性镜像的伦理学基础。

可以说,《民谣》是一部关于乡土世界“乌托邦”的祭文或“英雄史记”。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悲剧精神,悄然隐逸、回荡在字里行间,苍凉之气丝丝缕缕地弥散开来。

从一定程度上说,《民谣》无疑是一部个人的记忆史,也是一部家族史,一部乡村简史。“民谣”是什么?“无论如何,也不论我是否愿意,小镇和镇上的一些人,他们的过去多多少少定义了现在的我,这不完全与血缘有关,好像更多的时候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规矩。”一代代人在不同年代,面对村落、家族和个人的不同命运,使得“民谣”的意绪、内涵变得十分驳杂。那个时代人们生存的精神力量在何处?究竟是什么信仰支撑起人们“活着”的勇气和耐性?小说多次写到人物的死亡: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无疑,对于死亡的看法,是考量作家道德感、生死观、大伦理和价值取舍的重要方面。当一次次死亡的讯息,在叙述中接踵而至的时候,天地玄黄的苦涩和惊悚,生命的脆弱的中断,生死一念,瞬间发生的、不自觉的意外,让我们感到生命形态狼藉的一面。这些事件的发生,也是需要我们进行深层文化、历史思辨的最重要的部分。

从少年的懵懂,对生活的触摸、实感,到成年后对历史和生活的反思,“王厚平”对整个村镇及其家族内外的细致的梳理,绝非只是“白描”出“我”所讲述的一群人的故事和命运。王尧最大的“叙事野心”,就是要写出存在世界的厚度,平实地看待历史的纠葛和冲突。盘根错节、牢不可破的至亲或宗族、乡党关系,一旦触及政治、阶级或立场,就会变得不可思议,令人忧心忡忡,这就给回忆带来了困难。“我知道我对石板街的认识有更多虚幻的成分。一个人总喜欢在时光消逝后的日子里重返他当年无法进入的场合。”于是,当回忆转化成新的“记忆”时,我们会感知旧事物在新语境中的二次发酵。“民谣”自身的朴素性和“粗粝”,也就显而易见。

总之,《民谣》蕴藉的诗性与哲性,简洁与浩瀚,缤纷与素朴,信仰与犹疑,神秘与虚幻,使这部小说充满了想象性建构。它书写了社会、时代、政治、文化在民间、在古老乡村的余响,而民间也以自己的方式将这种余响留存下来,如生生不息的生灵,积淀在文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