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阿来是一个有超越性精神的作家。他当然也像别的好作家一样,可以写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世俗生活,他笔下的西藏之所以特别,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写出了一个世俗的西藏。阿来也说他要呈现出一个本来的西藏,既不想美化它,也不愿意丑化它。确实,在他写作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之前,文学界对西藏的书写不乏偏狭与曲解,“原因很简单,在中国有着两个概念的西藏。一个是居住在西藏的人们的西藏,平实,强大,同样充满着人间悲欢的西藏。那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现实,每天睁开眼睛,打开房门,就在那里的西藏。另一个是远离西藏的人们的西藏,神秘,遥远,比纯净的雪山本身更加具有形而上的特征,当然还有浪漫,一个在中国人嘴中歧义最多的字眼。”

把西藏生活神秘化、“奇观化”(苏珊·桑塔格语),这种“东方主义”魅惑一度非常普遍。尤其在西方国家,不少人自己创造了一个神秘的、理想的西藏形象,这个“西藏”,未受过文明污染,充满了精神性,与农奴制时代的西藏现实截然不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他把藏区某地写成了一个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但阿来清醒地认识到,“东方主义”不仅仅是一个西方问题,由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引发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则是“中国社会对于东方主义的再生产”,脱离了藏民族的生活常态,其背后暗藏着东方主义与消费社会的逻辑。

阿来坦言自己的写作是为了祛魅和唤醒。他说:“我二十多年的书写生涯中所着力表现的西藏,正是这个世界最乐意标注为异域的地区。当我书写的时候,我想我一直致力的是书写这片蒙昧之地的艰难苏醒。苏醒过来的人们,看到自己居然置身一个与其他世界有着巨大时间落差的世界里,这也是这个世界与其他世界最关键的不同。面对这种巨大的落差,醒来的人们不禁会感到惊愕,感到迷惘与痛楚。他们上路,他们开始打破地理与意识的禁锢,开始跟整个世界对话,开始艰难地融入。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就非常明确,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大的责任就是记录这个苏醒的过程,这个令人欣慰,也同时令人倍感痛苦的过程。”基于此,阿来的小说写作更多关注普通藏族人的生活与命运,努力去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相似性与普遍性,“消除分别心”,而不是只看到差异,在他看来,异族人过的并不是另类人生,每个故事里面的角色与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名字:人。像他在《蘑菇圈》中所写的这种场景是非常动人的:丹雅说阿妈的眼神不好,大朵的蘑菇都留给了野鸟,阿妈说:“那是我留给它们的。山上的东西,人要吃,鸟也要吃。”阿妈对蘑菇有一种像对人般疼惜的情感:“她开始采摘,带着珍重的表情,小心翼翼地下手,把采摘下来的蘑菇轻手轻脚地装进筐里。临走,还用树叶和苔藓把那些刚刚露头的小蘑菇掩盖起来。……你们这些可怜的可爱的小东西,阿妈斯炯不能再去山上看你们了。”而他在新作《云中记》中,在写祭师与亡灵的对话中,突出的也是人内在深沉的情感。《云中记》以一个小的入口,写了一个以汶川大地震为背景的即将消失的村庄,并借由祭师阿巴独自返乡而让生者与死者深度对话。小说叙事辽阔而细腻,人物命运打动人心。阿来对这个村庄的历史与现状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对以村庄为中心的群山、河流、草木、动物也做了丰富、生动的描绘。他的写作是有实感的,但他同时也为人的存在建立起了一个超越性的背景。这种写作,是一种虚与实、身体与灵魂相交织的写作,它对天地、众生的理解,对人的命运深刻的体恤,共同造就了《云中记》的悲伤品格。这部作品的重量,正是通过对活着和死去的灵魂的深刻逼视来实现的。

让一个个丰满的、有血有肉的人,在一种真实的藏人生活中站立起来,这正是阿来写作的独特意义。

但我依然想指出,阿来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有力地拓宽了文学表达的疆域,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文学建立起了一种超越性。文学光有世俗性而没有超越性,写作就会匍匐在地上,站不起来,全是那些细小、庸常的趣味,容易流于轻浮和浅薄——这也是当代文学面临的困境之一。

阿来与他们不同的是,他的作品有超越性。世俗性是变数、变量;超越性是常数、常道。在变化中寻找不变,这个不变就是超越性。中国文学迷信变化太久了,不变的东西在多数作家笔下是晦暗不明的,甚至是缺失的。阿来的写作,使我们重新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有值得相信的、不变的东西。他说:“作为一个漫游者,从成都平原上升到青藏高原,在感觉到地理阶梯抬升的同时,也会感觉到某种精神境界的提升。但是,当你进入那些深深陷落在河谷中的村落,那些种植小麦、玉米、青稞、苹果与梨的村庄,走近那些山间分属于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或大或小的庙宇,又会感觉到历史,感觉到时代前进之时,某一处曾有时间的陷落。”他不是一个只在大地上行走和漫游的人,而是常常感受“精神境界的提升”和“时间的陷落”这些永恒主题。尽管阿来的写作一再强调,他是写出一个族群如何从一种隔绝的状态回到一个更大的群体之中,但他笔下的人的生活,仍然是独异的,他们看到山川会生敬畏之心,看到云彩会不断赞美,甚至看到一朵小花、一朵蘑菇的开放,都会想到这是神的馈赠——这种从日常性向神性的过渡,不是通过玄想,而是通过一种生活智慧的启发、一种自我本心的体悟,这样的神性因为有了世俗的基础,才显得真实。

阿来是藏族,他的民族是有宗教信仰的。因此,我们一谈文学的超越性,难免会联想到他的民族、他的民族所信仰的宗教。就文学而言,把一种宗教的东西指证为自己写作中的超越性,这不仅毫无新意,还可能会形成一种专断的精神意志。文学不一定喜欢这种专断。而阿来的超越性之所以是文学的,在于阿来找到了他自己的理解超越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关键词,就是历史和自然。阿来对自己的村庄、部落、民族的历史做了很多的调查、钻研,对以他家乡为中心的群山、河流、草木、动物也有浓厚的兴趣,做了许多丰富、生动的描绘。他的写作实感正是建基于此。

何以在历史、自然中能建立起文学的超越性?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但凡超越性,都和无限、永恒联系在一起。可历史是有限的,哪怕再久远的历史也是有限的。历史的有限性就是它的局限性。既然有这种有限、局限,按理说它不可能成为一个人超越现实的力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几千年的历史之于一个只有几十年生命的人而言,它就是接近于无限了。历史的有限说明它具有形而下的一面,但它之于人的无限而言,它又是形而上的。中国人超越现实的方式,不是简单地相信一位终极意义的、有位格的神,而是找寻到了一个代替物,这个代替物之一就是介乎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的历史。这种对已过历史的信仰,其实就是对时间的信仰。李泽厚曾经指出,中国精神的发展、确认经历了一个从巫到史的转换。历史维度、历史意识的确立,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品格。中国人认识世界、认识人的尺度往往不是以宗教的眼光,而是历史的眼光。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他的灵魂是否永生,而是看他能否青史留名,这背后的根基正是历史精神。

阿来所具的历史意识,决定了他的作品品质不会只有“现在”这一个维度,而是将现在和过去、未来联系在一起,此在、曾在、将在三者合一,这就是历史的眼光。他说,“无论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民族、某一阶层,虽然现今所处的现实还有种种的分别与区隔,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却不可能拥有不同的将来,我们所有人,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将来。如果将来也是不同的,有区别的,那结果就非常糟糕,是简单与严酷的字眼:那就是灾难以至于毁灭。”他写很多作品,都做艰巨、笨拙的案头工作、田野调查,也是为了获得一种讲述历史的权利。“这样翔实细致的材料可以破除两种迷思。一种迷思是简单的进步决定论,再一种迷思,是近年来把藏区边地浪漫化为香格里拉的潮流中,把藏区认为是人人淡泊物欲、潜心向佛,而民风淳朴的天堂。持这种迷思者,一种善良天真的,是见今日社会物欲横流,生活在别处,而对一个不存在的纯良世界心生向往;一种则是明知历史真实,而故意捏造虚伪幻象,是否别有用心,就要靠大家深思警惕了。”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懂得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现实、想象未来的,尤其深陷于“现在”的各种繁杂细节之中后,作家们获得的很可能只是瞬间的感受、一些思想的断片,而在这种潮流中努力追求整全性感受的作家,自然就显得与众不同了。

另外一个介乎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的事物,那就是自然。土地、自然,貌似是大家共同的主题,但如何理解土地和自然,则是作家和作家的区别之所在。以自然为一种唯美,或以自然的原初性来对抗物欲横流的现代生活,是常见的思想方式,但阿来不同,他笔下的自然有着更丰富和博大的内涵。他热爱自然,自称是“自然之子”:“拜血中的因子所赐,我还是一个自然之子,更愿意自己旅行的目的地,是宽广而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观:土地、群山、大海、高原、岛屿、一群树、一棵草、一簇花。更愿意像一个初民面对自然最原初的启示,领受自然的美感。”阿来经常细致地描绘山川、河流、草木、花朵,是抱着一种谦卑的姿态,他不仅是为了呈现一个本然的世界,也是在向这个世界学习。如此开阔敞亮,如此生生不息,它们只是在着,而并不在乎如何在着、为什么在着,它们充分展现着生命的本性,这种无声的灿烂,其实是更高的创造意义。没有这种认知,阿来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他会把耳朵贴着树干上最深最长的裂缝,屏息静气,仔细倾听。很多时候,他听见的是自己身体里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有时候,他真的能听到,树的躯干里,似乎是在吮吸的声音,似乎是水在流淌的声音。母亲说,是啊,春天里,树扎在泥土里,岩石里的根都醒过来了,它们在喝水,它们把喝到的水一直送到树顶的天空,顶着雾气的最高处。因为树还想再长得高一些。”

事实上,群山,河流,草木,云卷云舒,这些生生不息的事物,本身就具有不动的、不变的、近乎永恒的品质。但它依然是有限的。因为照着宗教学的观点,天地都要废去,只有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去;天地也会朽坏,唯有真理才能够永存。但自然、山川、河流、草木之于一个有限的人而言,它又近乎无限了,也是形而上的,也具有鲜明的超越性。

历史不朽,自然不朽,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不变的价值根基。阿来的写作记下了这个世界所具有的这种不朽的品质。正如他在《离开就是一种归来》这篇散文里所写的,那个年老的喇嘛说,小庙有一万年的历史了,阿来不信,与他争论,后来,小喇嘛在送阿来的路上对阿来说,你说的话或许比我师父说的更有道理,但我还是会一直相信下去。道理改变不了一个人的信仰。小喇嘛还说,师父讲的,还没有从眼前山水中自己看见的多。我看那些山,一层一层的,就像一个一个的阶梯,我觉得有一天我的灵魂踩着这些梯子会去到天上。这种“大地的阶梯”所代表的自然的力量,以及个人史、村庄史、部落史、民族史背后的时间的力量,是一种雄伟的存在,阿来渴望自己的生命与这些雄伟的存在对接在一起。这个不动的、不变的、介乎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的精神背景,正是阿来写作的超越性,也是他的写作比之很多作家更有重量的原因。

历史意识与自然维度的建立,表明阿来不是选择用神的眼光来看人,来认识世界。尽管他也承认一切不可言说的奇迹、那些令人震撼的群山背后自有神秘的存在,但他依然拒绝用神的眼光来解释一切,因为这对他来讲太简单、太便捷了。于是,他选择了以人的角度来打量他的民族,来看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里的人。他自己也说,“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着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他一直非常注重小说的普遍性表达,他在《落不定的尘埃——〈尘埃落定〉后记》中强调:“在我们国家,在这个象形表意的方块文字统治的国度里,人们在阅读这种异族题材的作品时,会更多地对里面一些奇特的风习感到一种特别的兴趣。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并不反对大家这样做,但同时也希望大家注意到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种普遍性。因为这种普遍性才是我在作品中着力追寻的东西。这本书从构思到现在,我都尽了最大的力量,不把异族的生活写成一种牧歌式的东西。”小说不同于历史、哲学之处,正是在于它更关注具体的人,“民族、社会、文化,甚至国家,不是概念,更不是想象,在我看来,是一个一个人的集合,才构成那些宏大的概念。要使宏大的概念不至于空洞,不至于被人盗用或窜改,我们还得回到一个一个人的命运,看看他们的经历与遭遇、生活与命运、努力与挣扎。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这几乎就是他的使命,是他多少有益于这个社会的唯一的途径,也是他唯一的目的。”确实,比起关心一种文化的消失、一个族群的命运,也许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命运,尤其是他们的悲剧性命运,才是文学更重要的书写任务。而阿来重视写人,写历史中的人、自然中的人。而正因为阿来为人的存在建立起了一个超越性的背景,所以他笔下的人是有一种从现实中超拔出来的力量的。这个超越性的力量,恰恰不是宗教的力量,而是人文的力量。

与其说阿来作品中具有宗教精神,还不如说他的写作里面有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更中国也更文学的一种精神。下面这段话,也许就能很好地诠释阿来的这种人文精神:“现在,虽然全世界的人都会把藏族人看成是一个诚信教义、崇奉着众多偶像的民族,但是,作为一个藏族人的我,却看到教义正失去活力,看到了偶像的黄昏。那么,我为什么又要向非我力量发出祈愿呢?因为,对于一个漫游者,即或我们为将要描写的土地给定一个明晰的边界,但无论是对一本书,还是对一个人的智慧来说,这片土地都过于深广了。江河日夜奔流,四季自在更替,人民生生不息,所有这一切,都会使一个力图有所表现的人感到胆怯甚至是绝望。第二个问题,如果不是神佛,那这非我力量所指又是什么?我想,那就是永远静默着走向高远阶梯一般的列列群山;那就是创造过、辉煌过,也沉沦过、悲怆过的民众,以及民众在苦乐之间延续不已的生活。”可以把这种思想路径,理解为中国式的超越性,它不直接指证为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有位格的神,而是指向生生不息的人的生活。钱穆说,世俗即道义,道义即世俗,这是中国文化的最特异之处,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甚至,这种独特的、中国式的超越性精神,不仅让阿来重新理解了宗教,也让他站在人的角度,重新理解了人——理解了一群既生活在现实中又能够从现实中超拔出来的人。我以为,这个观察人和理解人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