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十五六岁的时候，我的人生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是要创作。但是怎样一种创作，甚至怎样一种形式和载体的创作，我还不是很清楚，但这并不让我痛苦，因为创作的愿望已经形成，我知道只要慢慢找到具体的方向即可。那时候精神状态也是很自由，每天膨胀般自信，除了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别的都跟我没关系，甚至它们根本和我产生不了联系，我会觉得那算什么。

渐渐感受到这种自由不再，是二十五岁之后，但这种被束缚的感受真正在我身上产生作用，是因为二〇二〇年。这一年很多人被迫待在家里，我也是如此，以前我会觉得这种生活很开心，但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手机上刷着各种消息。看到不好的，就渴望它们被辟谣，看到稍微积极的，又希望情况可以好转。身边有朋友说，其实你根本不是真的关心，只是从众。我觉得他说的是有一部分道理的，我肯定是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影响，才变得心事重重。可问题就是，为什么以前，周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至于觉得跟我那么大的关系，却偏偏在这一年，突然变了。很多我以为知道的，需要重新认识。而打开社交软件，看到的都是人们自以为是地争执，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感受应该跟何人分享。

这当然是因为事实本身的特殊，可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在变化。我即使独自待着，也知道世界上许多角落在发生的事情在怎样汹涌而至，我知道很多联系背后的代价，甚至能看到这种就像无数人站在对面冲着我雄辩滔滔而我却仿佛听不进去的景象——正因为我听不进去，所以它们可以一点点把我覆盖。我常常不知道我该站在哪里。或者说，怎么站着，怎么坐着，我才能没有那么不安，才能感到平静。最严峻的那一个月，我一篇文章都写不了，只好写了几首可以叫“诗”的东西安抚一下自己。电视机依旧在客厅里开着，卧室里依旧传来家人的鼾声，来来往往的亲戚有的戴着红袖章，有的则像往常那样来串门。大家偶尔抱怨抱怨，更常见的，是感到庆幸——为这样一个独特的时期，我们能待在一起感到庆幸。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我却一点也不自在。这种不自在不是因为我因离家太久，和这些事物产生距离所致，而是我没办法再像以前一样，依旧只是做我自己的事，虽然我应该这么做。

时间就这么滑向春夏，我终于真正返回上海，在小屋里写这篇小说。我想写一个被迫封闭的城，以及在这个城里产生的秩序，它们和曾经那种秩序并无不同。我想写一个循环和流动的状态，最终只完成了循环。小说断断续续写了四五个月，我脑子里的声音，一片片在写作中落下，我确实感受到了一些安定，但并不感到满足，因为外面的景象并没有真的改变。人们在习惯这种处境。那些在精神领域的界限，它们在渐渐走向我们具体的生活。讨论依旧在持续，可其实除了号召人们耐心，没有什么真的作用。我发现，原来我曾经以为十分成熟的系统和秩序，也在长久的和平环境中有些钝掉，需要新的力量，让它润滑和循环起来。

可惜我没本事去走向某种战场，一边做一个无辜的人，一边又焦灼不定地完成了这篇小说。到现在我也依然在建立自己的秩序，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在变得丰满，有时候依旧十分贫瘠，但这些细节都是幻觉，唯一真实的，是我知道我今后的人生，是跟各种芜杂的事物相处，不断相处，根本不可能远离。这并不让我感到绝望，尽管有时会没有信心。也许，我也只能通过写作，来建立这种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