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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诗意和悖论
来源:文艺报 | 安 葵  2021年01月25日08:18

剧作家必须深入生活,而且不能是蜻蜓点水似的、走马观花似的“采风”,应该像“下沉干部”一样地真正“沉”下去。但剧作家与下沉干部又有不同,干部的下沉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和需求从而做好工作,剧作家则要通过了解群众、做好工作为创作做准备,要寻找为创作所需要的东西,要有所发现。寻找什么?发现什么?寻找故事,发现新人,都是必须的;但更深一层,则是要发现生活中的诗意,只有感受到生活中的诗意,被生活所激动,带着诗情进行创作,才可能写出堪称剧诗的作品。

近期的戏剧创作题材比较集中,历史文化名人、英模人物、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等题材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这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先进人物、英模人物可以释放出更多的正能量,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题材的相近,也往往带来主题近似、构思雷同的弊端。如何避免和克服这种弊端是剧作家和理论界都在认真思考的问题。近日参加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的对一些有苗头的剧本的研讨,以及观摩一些演出,看到出现了一些好的创作倾向,这就是作者对生活中的诗意有敏锐的发现,我认为这种倾向是很值得珍视的。

比如守岛民兵王继才的事迹是非常感人的,但因为缺少故事情节,要把这一题材写成戏是很难的。读了青年作家仲春梅写的《云水谣》,虽然还不是尽如人意,但确有使人感动之处。作者说,她看了记述王继才事迹的视频,采访了王继才的妻子和其他人,深受感动,她明白了什么叫坚守。有一句话时时涌上心头:一转眼,你就不见了!王继才坚持守岛几十年,像一尊雕塑,时间似乎在凝固,但作为活的人,又一转眼就不见了。不见了,人们又不会忘记,他,成为历史的永恒!作者在生活中发现了诗意,真正被生活所感动,而不是被动地去完成一个“任务”,所以作品能有生气在。

山东的一位青年作者王娟到微山湖地区去采访,要写一个关于扶贫题材的戏,在采访的过程中,她被“船校”师生之间的关系所感动,感到教师到这样的地区来“支教”,并非简单的给予,同时也受到孩子们的激励和感染,所以在她的头脑中浮现出乔羽的歌词:“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一意象成为形象的“种子”。 剧本生动地描写了一群孩子对外来老师由对立到了解和亲近的过程,老师也从孩子们身上汲取了力量,在磨砺中成长。到贫困地区“支教”,工作肯定是艰苦的,但当你发现有一股力量支持你,如同双桨协动,小船可以冲破风浪前行,就会感到欣喜和快乐。有了这种诗意的感受和发现,作者动起笔来就会生动灵活。

生活是复杂的,无论是历史生活还是现实生活,并不总是按照“应该如此”的轨迹前进的,常常出现很多“悖论”。戏剧诗人必须能够发现生活的复杂性,能够把诗意的发现与哲理的思考结合起来,在“悖论”中发现“正理”。

因为有悖论,才会产生悲剧和喜剧。或者说悲剧和喜剧都是在悖论中产生的。在封建社会,科考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高甲戏《连升三级》却写一个胸无点墨的人一再被重用和提拔,这就构成了绝妙的讽刺喜剧。宋代诗人陆游遭遇了婚姻悲剧,因此写下了流传千古的《钗头凤》词。当代剧作家王仁杰先生在他创作的《唐琬》中感叹曰:“就百年论,谁愿为此事?就千年论,不可无此诗!”如果没有悲剧的经历,陆游就不会写出这样的诗词,但谁愿意为写出好诗而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啊?这是怎样的悖论啊!

革命的进程是轰轰烈烈的,涌现出许多慷慨悲歌的人物,但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是只有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淮剧《送你过江》(陈明编剧)写一个解放军教导员与一个死去丈夫的童养媳(后来成为共产党员,村干部)相爱,但童养媳的公爹(他是船老大,是摇船过江的骨干力量)反对他们结合,而要童养媳与自己的小儿子“圆房”。如果教导员与女干部结合,就要影响“军民关系”,影响渡江。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本来是革命要达到的目标之一,但在渡江的紧要关头,这两位共产党员放弃了自己的正当要求,向“落后思想”做出妥协。怎样评价他们的行为?他们能够作出更好的选择吗?我想作品至少使我们感到,革命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它是无数革命者做出各种各样的牺牲换来的。

正剧也不应是“坐北朝南”、四四方方一样的“正”,剧作家需要发现人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女革命家是什么样的?我们会想到鉴湖女侠秋瑾,有知识、有文化因而追求革命的向警予,在农民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刘胡兰,等等。因淮剧《小镇》而知名的剧作家徐新华为天津评剧院创作了《我的一家》,这是根据陶承的同名回忆录改编创作的。作品的主人公方承与秋瑾等人都不同,她是一个不识字的“淑女”,由一位贤妻良母而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她是按父母之命与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结婚的,但在革命者丈夫的带动下却一步步成长起来。作品不仅表现了革命斗争的残酷,血雨腥风,而且也表现了革命者家庭中的温暖和柔情。作品将由富有表现力的演员曾昭娟主演,舞台呈现值得期待。

李大钊是唐山人,在迎接建党100周年的日子里,唐山人感到在舞台上表现李大钊责无旁贷。他们邀请上海的剧作家刘恩平创作了《相期吾少年》。唐山评剧团是以女演员罗慧琴为“台柱子”,所以要求剧本以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为主角。赵纫兰的文字资料很少,这给创作带来很大难度,但也倒逼作者必须从新的视角去表现李大钊。李大钊结婚时才10岁,妻子16岁。“小女婿”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畸形现象,评剧《小女婿》在对这种畸形现象的否定中歌颂了新社会。但李大钊的婚姻却并非是不幸的,李大钊说赵纫兰是他的妻子,也像母亲和姐姐。赵纫兰对李大钊的成长和走上革命道路都起到了热心照护和积极支持的作用。这说明历史生活并非是单一的。剧本还写到李大钊多次到昌黎五峰山拜谒韩愈,与这位“文起八代之衰”古代文人对话,从韩愈身上汲取了创造新文化、开辟新天地的力量。

过去往往只强调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否定甚至决裂的一面,但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基,我们今天应该更多关注和研究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这也是这部作品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