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为人生到人生艺术化——中国现代美育价值追求的内在转型
摘要：西学东渐语境下兴起的中国现代美育从根本上说是源起于新民、立人的时代需要，在其理论发展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美育与人生的关系问题。由于现代时期的美育思想家特别是美育实践者们大多将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美育与人生的关系进而转换为艺术与人生的关系。两者都是把人的提升、人生的改良作为目的，因而都极具人道和人性内蕴，从中体现出了中国现代美育的价值追求和取向。在历时性的演进中，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又经历了从艺术为人生到人生艺术化的内在转型。在“人生艺术化”的命题之下，对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思考，已经不是艺术如何为人生服务，而是转换到人生应该如何、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理想人生的问题。研究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及其内在转型，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现代美育本土化过程中的价值追求有更为深切的历史把握，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美育价值观的当代思考与话语建构。
关键词：中国现代美育 价值追求 艺术为人生 人生艺术化
自20世纪初叶美育新潮在西学东渐语境下滥觞至今，中国现代性美育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切分为现代和当代两个时段。20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对应于清末和整个中华民国时期的现代时期，是中国现代性美育在中西文化交流汇通中进行本土化初创与构型的阶段，基本问题域和理论关系的创设，核心性概念、范畴、命题与观念的建构，都奠基于此一时段，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美育的发展提供了本土化观念、思路、方法上的先导和范型以及具体实践层面的经验和教训。因此，在面向未来构建中国当代美育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有必要经常地回望现代时期，在对中国现代美育的深入研究和反思中，一方面客观地重估其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又辩证地阐释其当代意义，从而有机重构中国现代美育话语与中国当代美育话语的动态性演进脉络和整体性思想关联。在这其中，艺术与人生的关系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生性与核心性理论与实践问题，而在历时性的演进中，这一关系又经历了从艺术为人生到人生艺术化的内在转型。研究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及其内在转型，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现代美育本土化过程中的价值追求有更为深切的历史把握，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美育价值观的当代思考与话语建构。
一、中国现代美育源于新民、立人的时代需要
历史地来看，作为人类教育的一种形式、一个领域，审美教育或美育的价值追求历来都是指向人，落实于人生之上的。我们知道，在现代西方，最早提倡和专论美育问题的是德国文学家、思想家席勒，他论述美育的系列书信集通常被译为《审美教育书简》或《美育书简》，但其实就书名而言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或者说简化了的翻译，因为其德语原书名为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ihe von Briefen,英语书名通常译为Letters upon the Aesthetical Education of Man或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in a Series of Letters，由外文书名即可见出，所谓美育就是关于人类或人的教育。在席勒看来，人类文明的现代发展既带来社会的进步，同时也造成了人的社会生活的分化、异化和人性的分裂，导致上层社会的腐化专横和下层社会的粗野暴戾，人类还处于被动的、受物质和官能所控制的自然人状态，没有像现代启蒙主义所冀望的那样进入主动的、受思想和意志支配的理性人的状态，因此现代人类需要借助艺术来开展审美教育活动。审美状态是人由被动的感性自然状态达到主动的理性道德状态必经的桥梁，只有通过美育的途径，才能拯救人性，将分裂的人性重新弥合起来，恢复人的天性的完整性，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现实经验中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政治问题才能够得以解决，理想的道德国家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席勒明确指出：“人丧失了他的尊严，艺术把它拯救，并保存在伟大的石刻中；真理在幻觉（即艺术假象——引者注）中继续存在”。他又说：“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所以，审美教育是与人类自由相关的活动，是实现人的精神解放和人性完满同时也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先决条件。
在我国，当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现代思想先驱在20世纪初叶的时代情势之下取法德国古典美学，直接从席勒那里向中国学界引介美育概念和美育观念时，无论是王国维将美育列为 “完全之教育”之一部分，还是蔡元培倡导“以美育代宗教”，梁启超主张情感教育、趣味教育，其理论旨归在根本上与席勒也当是不无二致的，首先也是着眼于美育在人性解放、人生教养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大体上都不脱王国维所谓培养“完全之人物”的鹄的。进而言之，席勒的审美教育自由理论直接来自康德哲学和美学，尤其是康德以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二分以及主体具有的智、情、意三种心理能力为基础的审美津梁说和审美无利害功利说。这一点，中国现代美育先驱们也有其精准的把握。比如，王国维、蔡元培都认同康德以人类心理的智、情、意三分为基础的哲学架构和美学理论并以之作为现代教育的理念基础。在发表于1903年的《哲学辨惑》中，王国维在阐释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时指出：“尤可异者，则我国上下日日言教育，而不喜言哲学。夫既言教育，则不得不言教育学；教育学者实不过心理学、伦理学、美学之应用。……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故谓教育学上之理想即哲学上之理想，无不可也。”1912年，蔡元培也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里写道：“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此为康德所创造，……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其后，在1915年初版的《哲学大纲》中他又写道：“文化渐进，则择其雅驯者，以为教育，如我国唐、虞之典乐，希腊之美育，是也。其紬绎纯粹美感之真相，发挥美学判断之关系者，始于近世哲学家，而尤以康德为最著。”在此文中，蔡元培还介绍了康德对美感性质的四点界说，并特别重视这一界说中的超脱与普遍两点，指出：“夫人类共同之鹄的，为今日所堪公认者，不外乎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之最大阻力，为专己性。美感之超脱而普遍，则专己性之良药也。”显然，从人类真善美的理想论教育的理想，从无利害关系的超脱性和人心所同然的普遍性论审美教育之于人道主义的关系，其所注重者，无疑都是在审美自由与人生的关系方面。
不过，在中国现代，将美育的价值追求紧紧地与人道、人生连接起来，不仅仅源自与席勒和康德思想的直接渊源，而是有其更为迫切的现实语境和历史需求。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向东方、向中国的强力扩张，尤其是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海战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重大历史事变的失败经历与惨痛祸乱之后，中华民族国将不国、种且不保的艰险危局促使一部分先行觉醒起来并有强烈社会使命感的学者思考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方略与路径。在当时那些先觉者看来，中国之所以国势颓萎、积弱积贫，究其根源在于“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而要改变这种局面，根本的办法在于通过变法改造国民素质，培育与现代国家制度相适应的具有现代意识和民主权利的现代国家公民，梁启超称之为“新民”，鲁迅则称之为“立人”。与梁启超的“新民”说相呼应，鲁迅早在1907年所作的《文化偏至论》里就把“立人”作为振兴中华的首要之举。在考察了近世文明的发展大势和中国的状况之后，鲁迅得出结论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只有人立起来了，人人皆能发扬踔厉，国家才能真正兴盛强大起来。那么，怎样来“新民”来“立人”呢？先觉者们普遍认为首要之举在于兴办新式教育以开启民智。清末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学校》篇中明确指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梁启超也在《变法通议》（1896年）里以毋容置疑的语气断言“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直指中国之衰乱颓败实由于教之未善所致，“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总之，要改变颓衰的国运，就要新民，要新民就须兴办新式教育，现代美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情势和背景下进入现代思想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甚至政治家视野之中，并一步步走进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之中的。因此，中国现代美育固然与西学东渐的语境有关，但最根本上是源起于新民、立人的时代需要，从一开始它就与人的改造、人生问题结下不解之缘，这是我们透视和理解中国现代美育一切问题的历史枢纽，不可不察，不可忽视。
二、中国现代美育价值追求中理论关系的转换
由于中国现代美育源起于“新民”“立人”的时代需要，这便在其理论发展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美育与人生的关系问题，又由于现代的美育思想家特别是美育实践者们大多将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美育与人生的问题又进而转换为艺术与人生的关系问题。无论是美育与人生的关系还是艺术与人生的关系，由于都是把人的提升、人生的改良作为目的，因而都是极具人道和人性内蕴的问题，从中体现出了中国现代美育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取向。
以席勒《美育书简》为代表的近代美育著作具有深切的人道主义思想情怀，其主旨在于借助美育，解决近代社会与文化上的种种矛盾，弥合片面的德性教育尤其是片面的知识教育所造成的人的理性与感性的内在分裂及其生命存在的片面化、异化，实现人格、人性的全面发展，达致人生自由、和谐的理想境界。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美育主旨也被中国现代美育所继承，并在中国自己特有的历史语境下得到了本土化的呈现，这突出体现于中国现代美育功能的设定上。概而言之，中国现代美育的功能设定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助推教育宗旨的实现，二是补古今片面化教育之弊。就第一个方面而论，现代美育一开始便明确了美育是现代教育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为“完全之教育”之一部，其宗旨在于通过发达人的精神而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用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里的话说就是“使人为完全之人物”，使“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这样的认识，并非王国维一人所独有。比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的写作早一年，在1902年的《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梁启超就从其“新民”理论出发，强调教育对于现代人格培育的作用，他说：“一国之有公教育也，所以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以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故有志于教育之业者，先不可不认清教育二字之界说，知其为制造国民之具。”梁启超所谓“特色之国民”，就是具有独立自主的个人品格、自由意识和进取精神的现代国家公民。1920年，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的演说中，蔡元培也是把美育与教育的“新民”“立人”宗旨联系起来。他说普通教育的宗旨就是“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而要实现此一宗旨，则需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四育并举，“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后来，丰子恺在论音乐艺术教育时也沿用了蔡元培艺术能够“养成健全的人格”的观点，他说：“高尚的音乐能把人心潜移默化，养成健全的人格”，“良好的音乐，不仅慰安，又能陶冶人心，而崇高人的道德”。所谓“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崇高人的道德”等，其实也就是梁启超早先的“新民”理念在共和时代的一种新的发展，而梁启超、蔡元培、丰子恺的这些思想与王国维的思想观点在基本价值取向上都是一致的。
关于第二个方面，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里亦有清醒的认知和明确的论断。从教育史的角度，他指出古代教育“抑压人之感情而使其能力专发达于意志之方面”，或近世教育“专重智育”，“皆非完全之教育也”。为此，便需要美育来补偏救弊，他说：“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万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王国维所论及的这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蔡元培等人后来都有更细致充分的论述。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依据当时的中国现实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方针，不仅认为作为体育的军国民教育、作为智育的实利主义教育、兼意志情感两方面的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毗于情感的美育和落实于心理作用的世界观教育，这五育是缺一不可、不可偏废的，还认为在德育、智育、体育中皆有可资美育的因素，而图画、唱歌、游戏等美育活动的内容“亦可以包含种种主义”，有助于其他教育活动的实施。此后，在1922年的一篇谈美育实施方法的文章里他还明确指出：“我国初办新式教育的时候，止提出体育、智育、德育三条件，称为三育。十年来，渐渐的提到美育，现在教育界已经公认了。”由这些论述可见，王国维、蔡元培等不仅认为美育有自己的科目、内容和实施方法，而且可以补救其他教育之残缺和不足。不过，美育在这方面的功能与其第一个方面的功能虽有一定的区别，在根本上实则是一致的，第二个方面的功能正是为更好地实现第一个方面的功能，以使教育宗旨得以完满实现。
既然美育作为现代教育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负载着培养完全之人物这一至高价值使命，那么它又如何来实现这一使命呢？这就关涉到美育的手段和路径问题。当时的学者基本上都将美育等同于美的艺术的教育，将艺术作为美育的基本手段，美育的基本路径就是将美育落实于艺术教育之中。这样一来，美育与人生的关系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艺术与人生的关系。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和转换呢？这大概首先与德国古典美学对美的认识有关。总体而言，德国古典美学大都将美学视为研究美的艺术的学科，将审美问题归为艺术问题。这就难怪当代西方的一部美学史的作者会这样概括席勒《美育书简》的主要内容和理论追求：“在这一著作中，席勒的思想倾向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席勒从两方面为艺术美辩护：一方面，他从关于理性和人的概念中推导出艺术这一概念；另一方面，他又在人的实际生活方面赋予这一概念以一定的意义。这种既从实践上又从理论上对艺术的辩护，包含着歌德的实在论与康德的哲学的汇合。”“哲学家对于统一和拯救人类的事业所作的贡献，就存在于思维艺术中。对席勒本人来说，完成后面这一任务，就是完成他的特殊使命——用艺术教育人们——的前奏。”或许正是由于美育在其学科发展源头上就是将艺术审美教育作为实现人类自由的途径，所以自中国美育的早期倡导者到后来的学者，无不沿袭了这一认识和理论论证思路。如中华美育会1920年所创办的《美育》月刊第1期的《本志宣言》中就明确地宣示，创办中华美育会并发刊《美育》杂志的考虑即在于推动艺术教育的运动，“用‘艺术教育’来建设一个‘新人生观’，并且想救济一般烦闷的青年，改革主智的教育，还要希望用美来代替神秘主义的宗教”。吴梦非在《美育》月刊第1、2期上刊发的《美育是什么？》里谈到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的途径时，讲的都是各种艺术。天民1921年刊发于《教育杂志》第10卷第1、2号上的《艺术教育学的思潮及批判》一文在解说艺术教育学的由来时也直接讲艺术教育一名美育。此后，1925年雷家骏在其出版的《艺术教育学》中明确地说：“艺术就是美术；艺术人生就是美的人生；所以艺术教育简单的名称，又叫做‘美育’。本书专门研究艺术教育，同样可以说是研究美育。艺术教育一名美育，读者不要把它们认作是两桩事啊！”陆其清在1940年发表于《音乐与美术》第5期上的《艺术教育的效能》一文中仍然说：“艺术教育这名词……简单的说就是‘美育’”，“所谓美育就是艺术教育”。可见，将美育视为艺术教育，是中国现代时期普遍流行的观点。将美育落实于艺术教育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来看似乎是缩小了审美教育的领域和范围，但事实上是找到了美育的基本抓手，不至于使得学校美育流于无形和空转。艺术（包括文学在内）是包罗广泛、有形可见且诉诸情感、入人也深的文化形式，将其纳入教育领域，最有利于实现教育涵养人类精神的作用。此外将艺术导入教育领域，也暗合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诗教、乐教传统，这显然也有利于来自西方的美育在中国落地生根。当然，现代美育的先驱们将美育视为艺术教育，将美育与人生的关系转化为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正如雷家骏所指出的那样，其根本的理由还是在于艺术是美的领域，而人生也应该借艺术教育之力濡化为美的人生，因而此中的关系转换实有其自然而然的内在逻辑关联。
三、从艺术为人生到人生艺术化
新近20年以来，中国现代美育中的“人生艺术化”理论命题受到极大关注，许多学者在“人生艺术化”这一命题之下对中国现代美育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西思想资源、基本内容、价值旨趣和当代意义等作出了极具新意的再思考、再阐发，不仅在现代美育研究方面作出了新的理论开拓与整合，对当代美育话语建构也深有启示与参考价值。然而，如若仔细加以分析，人生艺术化似乎还不能完全概括现代美育对于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思考，人生艺术化侧重于人生的理想境界，强调的是一种审美的人生状态，与此相对，还有一些学者的思想言论侧重于这种审美人生观的达成，关注和强调的是艺术为人生所用这一个方面，可以称之为艺术为人生的美育观点。中国现代美育在艺术与人生的关系上不是一开始就达到了人生艺术化的思想认识高度，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艺术为人生到人生艺术化的内在转型。
大致说来，中国现代美育早期的倡导者们都是持一种艺术为人生服务的美育观点，将艺术视为美育人生的工具或曰“利器”。梁启超早期鼓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就是将文学和艺术作为“新民”的主要工具，而他后来倡导情感教育时更是明确地说过：“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鲁迅也早在1907年所作的《科学史教篇》中，就提出要防止偏倚科学一极而使“精神渐失”“人生必大归于枯寂”的状况，在科学之外还需要文艺，看重文艺具有“致人性于全”的功能。至五四新文化和新文艺运动期间，启蒙主义人生论文艺观的兴起更是将艺术为人生的美育观念推到了时代的高光时刻。在美育领域，正如前面所述，中华美育会的同仁创办中华美育会并发刊《美育》杂志的基本用意就在于“鼓吹艺术教育，改造枯寂的学校和社会，使各人都能够得到美的享乐之一种利器”。在文学领域，周作人1918年12月发表《人的文学》一文，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人的文学”主张，并明确指出了这一文学主张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目的在于现实人生和人性的改造，他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在1919年的《平民文学》以及1920年的《新文学的要求》里，他又将自己所提倡的“人的文学”主张称为“人生艺术派”或“人生的文学”。此后，文学研究会的主要代表人物茅盾（沈雁冰）在1921年的《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一文里则从文学观念的变化角度提出，在文学和人的关系上，“文学属于人（即著作家）的观点，现在是成过去的了；……反过来，人是属于文学的了。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不论是用写实的方法，是用象征比譬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表现人生”。因而，“文学到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有他研究的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有他研究的工具，便是诗（Poetry）剧本（Drama）说部（Fiction）”。他并且强调说，“人的文学”是“真的文学”，是“为人类服务”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即等于人生”。在1922年所作《文学与人生》的演讲里，他又说：“西洋研究文学者有一句最普通的标语：是‘文学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历史地加以审视，应该说，具有深切人道主义精神内涵的“人生论”文学观不仅体现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论在更为宏大的层面上对中国文化与社会之革故鼎新的追求，奠定了中国现代性新文学直面现实人生，注重人生改造、人性解放、精神启蒙的优秀传统，而且就教育学的角度言之，其人学价值的充分彰显与现代美育艺术为人生观念的时代精神旨趣是殊途同归、协同共振的。
细加体认，五四时期“人生论”文艺观实质上从人生改造和教育的角度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了文学和艺术应该如何做的问题，就是要研究人生、综合地表现和反映人生。这一方面解决的是艺术对于人生所具有的功能性价值问题，这就是艺术为人生而存在，要为人生服务。至于如何表现和反映人生，周作人认为可以正面写人的理想生活，展现人的上达的可能性，也可以侧面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二者都可以供人生研究之用，而他则更重视后一类，认为这类描写数量最多，也最重要，可以因此使人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这显然是着意于借文学来促成人生的改良和人性的健全发展。二是触及了人应该如何活着，人生的理想如何的问题。如前所述，周作人之提倡“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而他所谓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1918年，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里也曾赞扬易卜生的写实主义除去“肯说老实话”，“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还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不难发现，周作人和胡适等人的这些言论和观点，其实已经涉及人生应该如何也就是人生的理想问题，而正是这一方面的思考进一步导致人生艺术化思想的滥觞。
大约20世纪20年代前后，人生艺术化的思想便开始以不同的理论提法涌动开来。1919年2月29日，田汉在一封写给郭沫若的信中率先使用了“生活艺术化”的提法，主张艺术家“一面应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来，排斥世间一切虚伪，立定人生的基本。一方面更当引人入于一种艺术的境界，使生活艺术化Artification，即把人生美化Beautify，使人家忘现实生活的苦痛而入于一种陶醉怡悦浑然一致之境，才算能尽其事”。或许正是受到田汉的启发和影响，1920年，宗白华在《青年烦闷的解救法》和《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二文中开始倡导建立一种“艺术的人生观”。他说：“这种艺术人生观就是把‘人生生活’当作一种‘艺术’看待，使他优美、丰富、有条理、有意义。总之，就是把我们的一生生活，当作一个艺术品似的创造。这种‘艺术式的人生’，也同一个艺术品一样，是个很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他强调说，“艺术人生观就是从艺术的观察上推察人生生活是什么，人生行为当怎样”，而且要“从这上面建立一种艺术的人生态度”。“什么叫艺术的人生态度？这就是积极地把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似的创造，使他理想化，美化。”次年初，他又发表《艺术生活——艺术生活与同情》一文，进一步从“现实生活以外一个空想的同情的创造的生活”来扩充和定义其“艺术生活”的含义。由于郭沫若、田汉和宗白华三人包含田汉上述书信在内的书信结集《三叶集》1920年5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一度畅销，三人书信中所讨论的文艺、婚恋、世界观和人生观等话题显然也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所以，比宗白华稍晚一点，1922年12月21日，梁启超在一次人生观问题的讲演中如同田汉一样也使用了“生活的艺术化”的提法。他从人生观应以“责任心”和“兴味”为基础出发，把孔子的“知不可而为”主义与老子的“为而不有”主义合题为“无所为而为”主义，并解释说“‘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此后，梁启超又把“兴味”称为“趣味”，以“趣味教育”论美育。他不仅从“‘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没趣便不成生活”出发，倡导“个个都做享用美术的‘美术人’”，并且认为“假使‘人生生活于趣味’这句话不错，他们的生活真是理想生活了”。至1932年，朱光潜出版了他的《谈美》一书，其中的最后一节命名为“‘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正式提出了人生艺术化的命题。在这一命题的阐释中，朱光潜既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又不赞成艺术与整个人生的隔阂，在他看来，“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正因为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而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所以，“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由朱光潜的提法和理论阐述来看，他显然与此前的相关论述特别是梁启超趣味教育论在人生鹄的和论证思路上是具有连贯性、一致性的。自此以后，“人生艺术化”就成为中国现代美育中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命题。比如，丰子恺在1943年的一篇文章中也作出“凡及格的艺术，都是为人生的”和“多数的艺术品，兼有艺术味与人生味”的论断，并由此论断出发而“要求‘艺术的人生’与‘人生的艺术’”。在人生艺术化的命题之下，对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思考，已经不是艺术如何为人生服务，而是转型到人生应该如何、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理想人生的问题了。
四、中国现代美育价值追求的历史定性与意义研判
如上所述，中国现代美育在其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确立下了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性理论框架，并且在这一框架内经历了从艺术为人生到人生艺术化的内在转型，这是当代美育研究应该面对的一个客观事实。看不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就不能对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定性与价值追求作出准确的把握和分析以及理解和评价。客观事实的梳理和历史认知方面，本文前面已经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和研讨，这里还需要就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定性与价值追求中值得特别关注的两个问题加以概括性思考与评析。
其一，是中国现代美育价值追求内在转型中的矛盾和统一问题。徐恒醇曾在其席勒《美育书简》的“译者前言”里指出：“美究竟是目的呢，还是手段呢？在书简中，他有时把美只看作德育的手段，认为美只具有相对的价值，把审美的人作为达到理性、道德的人的中间阶段，有时又把审美自由作为人的精神解放和力量和谐的最高状态，把美的王国作为最高境界。”这个手段与目的的矛盾在中国现代美育中似乎也是存在的。具体的个人的观点姑且不论，就从艺术与人生关系的历史结构来看，早期思想家们秉持艺术为人生的理念，在现代教育理念下将艺术审美作为“新民”或“立人”教育的“利器”，虽然把人作为教育的目的，但就美育或艺术教育自身而言，就是持一种工具论的观点，用前面引述过的王国维的话说就是“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用蔡元培的话说就是作为以德育为中心的教育的辅助，“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而在后期的“人生艺术化”阶段，多数论者似乎又将艺术（美）作为目的，而不把现实的人生作为目的，现实的人生成为达到艺术化的也就是美的理想化人生的加工材料。梁启超曾自觉意识到中国美育前后期变化中的这种差异性，指出了其“趣味教育”论与此前把艺术作为服务人生手段的美育观点的不同，他说：“‘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正是在对艺术美作为手段还是作为目的这样一种定位上的差异或者说矛盾，致使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在很多情况下显得不是那么特别具有理论逻辑上的自洽性，也使后来研究者由于理论立场和立论角度的不同而对其作出各种不同的评判。
但是，诚如徐恒醇所指出的，实际上在席勒那里“已经朦胧地意识到美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辩证关系”。席勒一方面的确主要是把艺术审美作为培养道德和理性的人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他同时也把美育目的定位于培养人的鉴赏力和美感力，以使人的感性和精神力量达到整体的和谐境界，这也就是将其作为具有独立目标的一项教育了。因而，美育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其目的性在于它合于人性解放和人生自由的目的。对中国现代美育价值追求中的内在转型，我们也应该如此看待。无论是前期艺术为人生阶段对艺术教育的工具性理解，还是后期把艺术作为人生的理想，人是目的的价值指向始终未变。人是目的，或者说“新民”“立人”的时代主题，赋予了中国现代美育在艺术与人生关系理论言说上的内在统一性。也正因如此，对中国现代美育从艺术为人生到人生艺术化的内在转型，不应采取非此即彼的思维心态，而应加以辩证对待。后期的人生艺术化不是对前期的艺术为人生的否定，从前期到后期，变换的只不过是艺术与人生关系的言说重点，如此而已。前一时期的言说重点是艺术在人的教育中有何功用，后一时期的言说重点是人生如何过，其理想何在，二者的叠加与交融才构成了艺术与人生关系应有的完整内容。脱离开人生目的谈艺术，艺术就失去了其教育功能；而抛开艺术谈人生理想，也会使人生追求脱离开艺术审美教育的有形支撑。
其二，是中国现代美育在艺术与人生关系之论中张扬的人生价值追求问题。如上所述，中国现代美育以“新民”“立人”的时代任务为起点和动因，在发展进程中始终未曾改变人是目的的价值指向和追求。正是这一始终未变的价值指向，为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性美育确立了精神基调，使之富有深切厚重的人道主义意蕴。可以说，在中国现代美育的理论言说中包含着对人应该怎样生活以及什么才是理想的人生的丰富思想内容，而其基本价值指向则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现代”国民或曰“新人”的养成。在强调以人为本、一切精神文化和教育活动都要以满足人民需要为中心的当今时代，中国美育依然是在沿着这样一种指向而前行。如何通过艺术审美教育培养为当今时代所需要的公民或人才？人应该如何活着，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理想的值得追求的人生？人生是否要从有爱心、讲道德做起？人是否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以求一切感性和理性的精神能力达到自由、谐和的理想境地？这些问题都是在人是目的的价值指向中必然显露出来的，它们既是中国现代美育的理论和实践面对和反思过的问题，也是当代美育需要继续面对和反思的问题，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也正由此而得以显现和确立。
具体来说，中国现代美育在艺术与人生关系论中究竟张扬了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和理想呢？有学者在探析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命题时认为，这一主张融审美和启蒙于一体,指向人性真善美的完美统一,以追求人格理想、人生意义和生命境界的完美实现为终极旨归。另有学者也指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以美的艺术精神为标杆，主张真善美之贯通，艺术品鉴与人生品鉴之融通。”这些论断深得中国现代美育之精神与思想精髓，因为王国维在前面所引《哲学辨惑》中的言论里早已指出，“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所以，中国现代美育在艺术与人生关系论中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人性发展理想和生命存在状态，这是中国现代美育从一开始便有自觉意识并努力加以追求践行的。对此，学界多有论断和阐发，不再赘言。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中国现代美育中，这种人生理想是以美的艺术精神为标杆，在完美艺术与完美人生的类比中加以描述和阐发的。宗白华之所以要求在艺术的人生观上建立起一种艺术的人生态度，就在于他认为我们生命创造的现象与艺术创造的现象，很有相似的地方，要明白生命创造的过程，可以先去研究艺术创造的过程。他说：“生命的现象，好像一个艺术品的成功。” “艺术创造的手续，是悬一个具体的优美的理想，然后把物质的材料照着这个理想创造去。我们的生活，也要悬一个具体的优美的理想，然后把物质材料照着这个理想创造去。艺术创造的作用，是使他的对象协和，整饬，优美，一致。我们一生的生活，也要能有艺术品那样的协和，整饬，优美，一致。总之，艺术创造的目的是一个优美高尚的艺术品，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一个优美高尚的艺术品似的人生。这是我个人所理想的艺术的人生观。”朱光潜也作此类比：“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正因为是在美的艺术与人生的类比中揭示人生理想的真谛，追求艺术品鉴与人生品鉴的融通，所以中国现代美育艺术与人生关系言说中有一种诗性化的气质，正如金雅教授所指出的，“艺术人生化”追求以美的艺术精神来涵养人格和心灵，在审美、艺术、人生的统一中追求生命的审美建构和人生的诗性创化，是一种现实的诗意超越。进而言之，正是因为强调艺术的人生观、艺术的人生态度，因而中国现代美育特别重视主体的感受力和至性深情，重视生命的整体性与和谐，特别是神往人生的趣味（梁启超）或情趣（朱光潜）。这些观点的提出既包含了对人生自由和理想的憧憬和追求，也隐含着对现实人生和教育的审视与反思，直至今日仍然不失其理论价值和意义，中国当代美育话语建构和教育实践应当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和借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