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论文答辩即将开始，孙绍振老师双手插在裤兜里慢慢踱进会议室，穿一件花格子西装，头上戴着标志性的鸭舌帽。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刚才几个人已经开始揣测：他是不是又记错了时间或者地点？这种情节一点儿不稀罕。

答辩论文的字里行间标上各种奇怪的符号，孙老师开始抛出几个犀利的问题。答辩者战战兢兢地陈述，然后可怜兮兮地观察他脸上的神色。孙老师口若悬河地替答辩者回答了一大半，然后大度地挥了挥手：好吧。严重的时刻很快过去。不再纠缠论文的时候，他的严肃和严谨立即消失了。谈笑风生。人生苦短，为什么一直板起脸来？

认识孙老师大约三四十年了罢。很早听说过他的著名客厅，那儿时常有人纵声长笑或者高谈阔论。某一天终于有个理由叩开孙老师的家门。长方形的客厅里东一摞、西一叠地堆放着书籍与杂志，临近窗户一尊孙老师的塑像，似乎出自一位著名雕塑家之手。孙老师给我倒了一大杯铁观音茶。为了表示隆重接待，他深刻地思考了一会儿，从茶几的糖罐里拈出一块方糖叮地投入茶杯。我觉得方糖似乎应当与咖啡为伍，孙老师做了一个气魄宏伟的手势：就这样了！后现代主义的“混搭”为什么不能从饮料开始？我明白。我们在客厅里谈天说地，嬉笑怒骂，孙老师的塑像居高临下地看着两个人，脸上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

我与孙老师不常见面，甚至也很少通电话。但是，每一次见面总是相谈甚欢，仿佛立即接上了昨天刚刚聊过的话题。

作为一员理论骁将，孙老师的名声与《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分不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大咧咧地站在自己搭建的理论舞台上指点新诗形势，对于四周种种惊惶的脸色视而不见。

《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崛起的诗群》——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三个人分别以“崛起”为题为那一批“朦胧诗”呐喊。“崛起”三兄弟之中，谢冕有大将气度，高瞻远瞩；徐敬亚资料翔实，本身即是这一群诗人之中的一员；孙老师目光炯炯，踌躇满志，而且贸然使用了“美学原则”这种词汇。他居然忘了理论的晦涩、周详、分寸、“相对于……”以及亦好亦坏的辩证法，莽撞地从事危险的概括。我对于这种理论姿态的形容是“有呼风唤雨之势，无瞻前顾后之意”。他对于那一批诗人的形容至今仍然让人眩晕：

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他们和我们五十年代的颂歌传统和六十年代的战歌传统不同，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

《诗刊》发表了这篇论文，同时附上一个不那么友好的编者按。果然出事，众多批评蜂拥而至，麻烦缠身。这篇论文早先曾经向《诗刊》投稿，因为观点偏激而被编辑部退回；不久之后，《诗刊》又来信索要这篇稿子，孙老师犹豫了一下还是寄出去。犹豫是对的。可是，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覆水难收。

时至今日，这些往事已经成为当代诗史的有趣典故。孙老师不是一个放肆的个人主义者，而是一个坚决的审美主义者。所谓的“后朦胧诗”时代，更为年轻的诗人以桀骜不驯的姿态亵渎美，孙老师又一次跳出来大声抗议。争辩再度兴起，他突然被归入保守阵营，成为另一批激进分子的攻打对象。文学史这么快就绕了一圈，挑战权威的人突然成了权威。我时常觉得，孙老师并不介意革命、保守、现代、传统这些称号，他捍卫的目标是审美。审美！审美！审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哪一个家伙反对审美，他就悍然翻脸。这几年他转向了古典文学，转向唐诗宋词与四大名著。安详地沉浸于细腻的审美享受，孙老师不再为那些眼花缭乱的理论概念分神。

重读《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许多人察觉文本的一个奇怪现象。这篇论文大约五千四百字左右，第一自然段约二百五十字，第二自然段约一百八十字，第三自然段接近五千字——全文只有三个自然段。前两个自然段清了清嗓门，然后一口气直接飙出最高音。他拥有不同凡响的嗓门、丹田与肺活量。

孙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那儿学术泰斗济济一堂。许多人乐于分享学术泰斗形成的巨大声望。哪怕仅仅在那儿短暂地进修，他们也愿意说“我们北大如何如何”。我曾经与一位北大出身的学术新锐闲聊，我们共同对某种学术观点不以为然——这种学术观点的作者碰巧也是一个北大出身的学术新锐。我提议闲聊的这一位可以写一篇商榷的论文，不料他斜起眼傲然地看我一眼：我们北大人不批评北大人。我顿时羞愧起来，觉得自己没见过世面，居然天真地以为学术江湖只考虑真理而不必理会种种庸俗的关系学。

孙老师是一个另类。他不惧得罪旧友新朋，公然发表文章，数落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势利。文章的题目有些骇人：《北大中文系：让我把你摇醒》。孙老师记忆惊人，文章历历回忆北大中文系那些学术泰斗如何授课，例如朱德熙、何其芳、高名凯、王力、王瑶、杨晦，如此等等。这篇文章为吴小如先生鸣不平，坦言北大中文系不能轻慢如此渊博的先生。没有多少人胆敢如此尖锐。设身处地，我肯定没有孙老师的勇气。他自称童言无忌。老顽童。孙老师的文章披露，当年王力先生拖课，中午十二点还没有离开讲台的意思。他把随身携带的搪瓷饭碗从阶梯教室后排滚下去。王力先生惊问何事？答曰：“饭碗肚子饿了。”王力先生恍然而笑。那时还是小顽童。

因为调皮，孙老师的许多同辈人——特别是他的北大同学——称之为“孙猴”。他与大闹天宫的那只猴子同姓。然而，孙老师认为自己的秉性另有渊源。他自称做过考证功夫，他是闽地一带海盗的后代——尽管我记得，他出生于上海。

有一回共同参加一个文学会议。孙老师称赞一位同辈的作家思想开放，大胆描写一对男女的性生活，两个主人公的身体压榨得床铺轰隆隆地响。那一位作家是个正经人，大庭广众之下羞涩起来了，嗫嚅地辩解，孙老师竖起眉毛一拍桌子，一声断喝：“别说了，就是轰隆隆！”那位作家连忙噤口。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海盗来了。

某日言及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孙老师恨恨地说，他要像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里描写的那样，冲上去对准那个家伙的下巴一记勾拳！我没有查到马雅可夫的哪一首诗。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一条胡同里度过。一言不合，胡同里几个野小子就会动手打一场。没有哪一个人会在动手之前想起一句诗来。书生本色。我的心里浮现出一个词：一个会背诵马雅可夫斯基的海盗。

孙老师曾经以很大的音量表扬夫人董大姐的勇敢。那一天他们夫妻逛菜市场，钱包被一个小偷窃走。董大姐惊觉，转身追了上去，穿过大半个菜市场逮住了小偷。索回钱包之际，董大姐喝令小偷站在一旁，待她点清钱包里的钱款之后才放行。如今这个年代，我们惧怕小偷远远超过小偷惧怕我们。孙老师余惊未消：侥幸拿回钱包赶快逃，怎么还敢在那儿点钱！

我突然觉得还要增加一个定语：色厉内荏的海盗。

一个学生抱怨我过于严格。讨论课陈述一个理论观念，他刚刚说一句：“一般地说……”我立即凶神似地打断，如同踩住了一个尾巴：“什么叫作一般地说？”学生顿时哑然。日后他对我说：“我们在孙老师那儿都可以随便说话。”我顿了一下，立即明白了与孙老师的距离。挥矛出阵，孙老师一副大义凛然的表情，然而，转身看到背后的学生，他的目光立即柔和起来。我记起了鲁迅的一句诗：“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学生的簇拥之下，孙老师是一个好好先生，如同孙悟空回到了花果山水帘洞。开讲座，担任学生辩论比赛教练，偶尔过问他们的爱情生活，向爱情跑道上的获胜者颁发微波炉。当年学校有一些福利，逢年过节的游乐活动可以抽签获得一个纪念品。分量最重的纪念品当属微波炉，价格似乎千元上下。据说孙老师擅长捕猎微波炉。主持人捧着票箱过来了，孙老师伸出两根手指夹出一个纸团——微波炉！下一回还是微波炉！他家墙角的微波炉摞起来远远超出了一个人的高度。许多学生听到一个传说，结婚的时候可以到孙老师那儿领取一台微波炉。我相信这是一批爱情迅速成熟的重要原因。

孙老师神色得意地告诉我，当年他曾经为一篇硕士论文通过答辩而奔走求情。论文之中一连串深奥的哲学术语噎得几位答辩的老先生眼冒金星，舆论相当不利。他慨然出面斡旋，终于涉险过关。孙老师偷偷地承认，他也读不懂，但是，他坚信论文作者的出众才识——他的慧眼迅速地获得证明。按照孙老师充满感情的回忆，打动他的另一个理由是，论文作者找到他的时候，“脸都急歪了”。

多数人总是宽容地接受孙老师的“徇私”，他从来不是为自己谋取什么。他的“徇私”不存在鬼鬼祟祟的气息。职称评审会上，孙老师公开声称，他会投某人的赞成票，尽管这可能是唯一的赞成票。后辈有所求，他无法如同包公那样摆出一张令人生畏的黑脸——当然，他不期望别人附议。这时的孙老师比所有的人都要婆婆妈妈。

一位外地的考生家境困难。他给孙老师写了封信陈述衷情，并且顺利地成为他的博士研究生。然而，这位研究生的基础知识缺口甚多。某一次在客厅上课，孙老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两个小时。明白了吗？明白，坚定地点头。研究生离去的时候在门口换鞋子，突然回头问了一个问题。孙老师气得跳了起来，怎么还有这种问题——刚才的话不是都白说了吗？坐下来，重新开始！按照董大姐的描述，后面的课程音量超常，连“放屁”这种粗话都用上了。日后这位研究生上课的时候，董大姐总要借故到客厅来，甚至干脆站到孙老师旁边，她担心孙老师的血压突然升高。

我参与了这位博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答辩主任是来自远方的一个著名教授。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论文的几个问题。既然如此，我们当然不能示弱，答辩同时是渊博的评委们孔雀开屏的时刻。众多评委竞赛似地抛出种种疑问，论文千疮百孔。投票之际，答辩主任询问孙老师的意见。我从未见过他脸色如此凝重。孙老师语调缓慢地说，评委的质疑意料之中，他考虑的仅仅是，这个拿不到学位的研究生日后如何生活。会议室静默了很长时间，几个评委改变主意签名通过答辩，包括我。我签名的时候心情沉重，似乎还混杂一丝羞愧。

【以下略，选读完，全文刊载于2021-1《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