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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神创作动情书写
来源:文艺报 | 李炳银  2021年01月20日07:52

敦煌在中国,可敦煌艺术的灿烂存在和强烈影响,却是一个世界性的重要话题。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因为战乱和地处荒漠戈壁深处,因为多种复杂的社会原因,敦煌清寂荒凉,曾被多国文化盗猎者光顾和偷掠,遭受自然和人为破坏,令国人深感痛心。

可是,自从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与他的伙伴六人自重庆、兰州,经河西走廊穿越荒漠戈壁,经历一个多月的艰难困苦到达敦煌之后,敦煌的历史翻开了一页新的篇章。常书鸿在留学法国巴黎时,已是在绘画领域崭露头角的新秀人物,可是193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当他在巴黎街头看见六册《敦煌石窟图册》时,突然被深深地震撼了。随即决定,停止在巴黎安逸的生活和自己的绘画艺术创作活动,携带妻女回归祖国,奔向敦煌。

常书鸿自1943年2月离开重庆奔波到敦煌,开始在非常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极其匮乏的物质条件下,守护经学神奇、灿烂敦煌艺术,甘愿以接受“无期徒刑”般的决心奉献祖国文化瑰宝,后虽经历千般生活苦难,甚至妻子私下背叛别离等精神情感打击,依然初心如故,矢志不改,直至一生,成为独特彻底的“敦煌守护神”,成为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献身的独特英雄,与敦煌共存历史。叶文玲的《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是经过多次直接面对、现场采访和大量资料收集动情书写的常书鸿传记。其对人物经历故事真实内质和深度的体会探求,是难得的个性呈现。面对敦煌、面对戈壁荒野、面对常书鸿这样独特甚至具有丰富内容和传奇性的传记对象,叶文玲的这部传记作品也弥漫和充溢着肃穆、沉雄、奇妙、灵动和富有跌宕起伏的个性特点,甚至可以视为现今的动人文化“圣徒”或为伟大文化献身的“饲虎”故事,极具感染人的力量。

传记作品,是依傍于传主对象而成长的文学创作。因此,传记文学不能成为简单的说教宣传,非常需要选择好那些敛细砂成高塔的传主对象,不管他是一个英雄伟人还是一个底层人物,只要在精神情感和性格行动上具备影响他人的感召力,都可以成为很好的传主对象。常书鸿对于敦煌文化艺术的崇仰和珍爱,以及不惜一切为之守护的坎坷传奇经历,和他的这种选择牺牲所表现出的千古价值成果,都是非常难得的传记书写对象。叶文玲的选择本身就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了很好的优势基础。再加上因为叶文玲对常书鸿精神情感性格和经历行动的熟稔与深入体会,所以,作品的文字叙述描绘,总是在最紧要关头和深刻的节点上运行。像常书鸿对敦煌文化艺术发自心底的崇仰,愿以终身依附的选择投靠情形;像他经历艰难九死而不悔的意志表现;像他宁愿减少自己绘画创造活动而全身心投入对敦煌艺术的守护拜谒及弘扬过程的行动等等,都是作家用力追踪的地方,把握的也十分到位与适当。这是作家对书写对象认识把握能力的表现,很多传记写作在这些地方时常失去定力,而陷入空荡甚至庸俗的泥淖,导致作品苍白和浮浅。

叶文玲是个有丰富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因此,她非常看重人物在作品中的位置和价值作用。不像有些传记,被作者写成了传主的年谱或大事记录,成了一种流水账的记载。《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是一部始终围绕传主文化精神情感、事业经历性格来展开的书写。常书鸿的文化精神表现、情感行动经历成为一根粗壮贯穿的中心结构线索,在时间和变动表现的过程中逐渐呈现。所有的震撼、选择、艰难、苦痛、收获、喜悦等精彩的人物经历细节故事,都在这个结构线索上展开,有序而异彩纷呈。像作品描述常书鸿亲临敦煌,面对凋敝破败的情形时的伤痛、像遭遇妻子背叛站在自家门前的痛苦艰难抉择心理、像看见在他和弟子的辛劳付出后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出现新气象时的欢欣情景等,都使人有如同身临其境之感,与传主产生共鸣和情感沟通。而常书鸿的高洁、壮伟、坚韧、深情的性格形象也跃然纸上。该书让人在感受常书鸿本身的同时,对伟大的敦煌文化艺术亦有很多感受理解。作品也因此表现出浓郁丰盈的文学感染性,堪称上乘。

值得高兴的还在于,在此传出版多年之后,叶文玲在原来初版基础上,依据新的认识理解和资料收集,对作品再次认真修订,在内容丰富和文学表达方面都有很好调整润色,使之更加准确、充沛。浙江人民出版社又给予精心设计,让这本蕴含厚重风韵的传记,得以精彩面世,不失一文学出版盛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