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信仰而奋斗 ——传记文学《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创作随想
在新书《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三联书店）的封底，我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何谓爱国？抵御外侮，韬奋先生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六次离家流亡。何谓明志？在国家危亡之际，韬奋先生选择了共产党，做一名无产阶级战士。何谓爱事业？《生活》周刊五次遭封杀，韬奋先生六次创新刊，百折不回，做一生做不完的事业。何谓爱人民？韬奋先生亲笔为读者写一万多封回信，哪里有生活书店哪里就是读者的家。何谓创业？韬奋先生一生创办了六刊一报一店，生活书店在全国建55家分店。何谓鞠躬尽瘁？韬奋先生为宣传抗战颠沛全国，吃着止痛药在苏北根据地各处演讲，在病床上写作至生命结束，一生献给革命事业。
深入研读邹韬奋先生的相关资料后，我不禁为他的职业操守和奋斗精神所震撼，思昔看今，感慨万千。
想当年，父亲希望邹韬奋学工科以后当工程师。在南洋公学，他学的是机电；他逆反，偏偏爱文，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期间就给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撰稿；毕业后，他到纱布交易所当英文秘书兼翻译，不久便到职教社的《生活》周刊做编辑，并兼职《时事新报》的秘书主任。1926年，《生活》周刊创刊第二年，他接手做了杂志主编。当时，刊物发行量只有2800份，人员只有他和徐伯昕，外加兼职会计孙梦旦。自此，韬奋先生把自己的毕生全部倾注给了这份事业，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求变、求新、求发展。“努力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力求精警而避陈腐”，追求“有价值、有趣味”的风格，每期几个栏目，他用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惭虚、秋月、落霞、春风等七八个笔名撰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韬奋先生深感国难之痛，迅速将刊物的内容从城市中产阶级的趣味转向宣传抗日救国，《生活》周刊这个职业教育刊物瞬即变为新闻评述周报，“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跻身于全国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这正契合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愿望，刊物发行量猛增到15.5万份，创下当时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他既是出版家又是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翻译家，他一面搞出版（亲手创办、主编了“六刊一报一店”，即《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周刊》《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五日刊、《生活日报》和生活书店），一面笔耕不止，翻译了《革命文豪高尔基》，撰写出版了《经历》《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大众集》《坦白集》《患难余生》等著作，结全集14卷，计800万字。
自《生活》周刊始，邹韬奋便把办杂志、出版图书、为民众提供精神食粮作为一生的事业而奋斗，把新闻出版当作阵地来坚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复拉拢劝说，韬奋先生笑称自己是个不识抬举的人，明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韬奋先生如此“不给面子”，其命运可想而知。杂志屡遭封杀，生活书店在全国的55家分店一一被查封，人员被逮捕；他自己几次上特务捕杀的黑名单，以至全国通缉，密令就地正法。为此，他与沈钧儒等“七君子”一起被捕入狱，关押243天，六次流亡海外、他乡，但他终没屈服，永不放弃。《生活》周刊被封，《新生》诞生；再封，再创办《大众生活》；再封，又创办《生活星期刊》；抗战爆发，又改办《抗战》三日刊及《全民抗战》五日刊、《生活日报》；创办生活书店，在战争年代就搞全国连锁经营。一刊遭挫折，一刊又起，前仆后继，如缕不绝。
韬奋先生因何对自己追求的事业如此执着，用他的话说：“一个人做事，要做一生投入都做不完的事业。”“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韬奋先生对事业的这份执着让我想到一个关键词——信仰。信仰，相信与敬仰。假若不相信、不敬仰，又何谈信仰？从事出版事业，如果没有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和民众情怀，怎么能够为此甘愿奉献自己的青春与智慧？
文学也是一种信仰，它是人类精神与灵魂的另一种寄托。文学的意旨是崇尚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褒扬真诚，贬抑虚伪。有志于文学者，本身便是对人生做了选择。他们愿为自己的选择放弃按部就班，顺其自然，甘愿接受挑战，甚至承受清贫与寂寞。既然文学在有志者心目中如此神圣，那么定力就是他追求这份事业不可或缺的一种基本素质。邹韬奋的精神启示我们，无论是有名的还是无名的，也不管曾经名噪一时还是家喻户晓，只有真正以文学为事业、信仰，并愿为此付出自己毕生心血，不遗余力地终生探索研究、笔耕不辍，才能真正在文学之路上行稳致远、有所建树。
假若你深爱文学，对它虔诚，上下求索而孜孜不倦，百折不回而苦苦追求，文学便与你亲近，陪伴你一步一步攀向高峰，接近那光辉的顶点，帮你留下一个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足迹和永恒的篇章。假若你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玩弄它，它也不会嫌弃你，只是它无法与你接近，也不知你的取向，无法与你相伴相随，你也就不可能领略它的真谛，你只是在码字而已。至于写什么，写得如何，连你自己都含糊混沌，即便借助某种外力或手段，把自己经营得名噪一时，甚至获得这样那样的奖励，但不可能长久，其作品终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做事没有定力的人，好比空中的风筝，只能随风飘摇。是什么影响了现实生活中一些同志的定力呢？
应该不会是待遇。要说待遇，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大都是以写作谋生的自由撰稿人。韬奋先生结婚后，为了养家，他只能同时兼职几家报刊撰稿；流亡香港时，新创办的《生活日报》和《生活星期刊》因往内地邮寄成本过大而亏损，流亡期间借的债没还清；范长江发现他家的穷困境遇后，预付他《抗战以来》在《华商报》上连载的稿费，他才得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也不会是写作环境。要说写作环境，鲁迅他们那个时代最为恶劣，他们写的许多文章只能用笔名。邹韬奋病重到上海治疗都不能用真名，四次换医院四次化名，直至病逝用的都是“季晋卿”这个假名。
更不会是生存风险。当年鲁迅与邹韬奋两位先生去参加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民主人士杨杏佛的葬礼。鲁迅幽默地跟邹韬奋说：“有幸咱们俩也荣获入选他们的黑名单，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为了家人，你还是出去避一避。”邹韬奋说：“你今天不该来。”鲁迅说：“今天我出门就没带钥匙，没打算回得去！”鲁迅、韬奋先生他们为了自由，为了国家存亡，为了民族尊严，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用文学去捍卫自己的信仰、立场和主张。坐牢、遭枪杀的威胁都没有让他们有丝毫动摇。他们像战士一样战斗在文化阵地上，手中的笔杆子发挥着跟枪杆子同样重要的战斗作用。
说到底，定力是由信仰与胸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胸怀，就有什么样的定力。邹韬奋在出狱后说，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才是真正的胜利。他的信仰是国不可亡，民族不可侮，中国人必须团结一致抗日。为此，他愿意牺牲个人一切。因为他心里装着国家存亡，装着民族安危，才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