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打1992年去国，作家黑孩在日本已经生活了将近三十年时间，期间肯定会受到日本文学的深切浸染。这其中，不容忽视的是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所谓“私小说”，大约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举凡运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小说都可以被看作是“私小说”。但公众却更多地是在狭义的层面上，把“私小说”理解为在脱离时代背景与社会生活的情况下，以单刀直入的方式孤立地描写表现个人的日常生活琐事与心理活动的一种小说作品。借用日本小说家久米正雄的说法，也就是一种作者把自己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的小说。“私小说”一般会体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是视野的收缩性。因为“私小说”的故事背景一般都局限于个人或者家庭，其主要内容也大都聚焦于个人情感世界，所以作品的视野往往会显得相对狭小，远离看起来更为阔大的社会与国家。其次，是描写内容的私密性。或许因为“私小说”与作家自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作品多带有突出的“自叙传”色彩，甚至往往会把作者内心世界中丑恶与绝望的一面，无所顾忌地袒露在广大读者面前。也因之，自我忏悔色彩的具备，也属题中应有之义。再次，是基调的感伤性。因为这些作品不仅集中关注人物的私人情感世界，而且更多地会以柔弱的笔调聚焦于其中的不安与茫然一面，这样一来，自然也就会滋生出一种生命的感伤色彩。日本与中国的情况有着极其鲜明的区别。如果说日本的“私小说”更多地意味着对人物主体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入挖掘的话，那么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就更明确地意味着对外部世界与现实社会的关切和表现。而这，很显然与日本“私小说”的状况形成了某种极端的对照。因为黑孩近期的小说创作与日本“私小说”之间存在着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对黑孩小说作品进行理解与阐释。

尽管我们对于黑孩的日本经历一无所知，但在长篇小说《贝尔蒙特公园》中，暗合于日本“私小说”传统的，是那位深度介入故事之中，或者干脆可以被看作是小说一号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特别设定。按照文本的交代，“我”是一位已经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的中国人，不仅和自己的日本丈夫黎本育有一子，而且在故事开始的时候，正供职于日本东京的一个役所。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说，黑孩围绕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我”，分别设定了三条不同却互有交叉的故事线索。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我”在住民记录系颇有些“惊心动魄”的职场经历。质言之，在这一部分，作家所集中书写的，是“我”所经历的那些看似寻常实则“波澜壮阔”的职场暴力。具体来说，在“我”所供职的那个役所的住民记录系，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对初来乍到的“我”行使职场暴力的，主要是同为中国人的刘燕燕。更进一步说，也包括与刘燕燕俨然形成某种结盟态势的坂本。

其实，早在“我”亲身体验来自于刘燕燕的职场暴力之前，她的同事山崎已经有过相当惨痛的前车之鉴。一次，山崎因为正在和刘燕燕说话，所以，在有一个客人到窗口办事的时候，便下意识地要求坂本前去接待这个客人。没想到，仅仅是如此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竟然发酵出了对山崎来说相当严重的后果：“没过多久，山崎在工作的时候喜欢聊天，能力很差，经常出错给系长添麻烦等坏印象，便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固定下来。”如果不是作为同期的“我”对山崎有着相对深入的了解，恐怕也会如同其他很多人一样，道听途说或者以讹传讹地对山崎形成相当糟糕的印象。到最后，自觉实在难以继续支撑的山崎，只好万般无奈地决定辞职。作为旁观者的“我”，对山崎的如此一种人生选择，曾经一度困惑不解。一直到自己后来也感同身受地“落到跟山崎一样的处境才理解了她的选择是正确的”。关键的问题是，虽然从表面上看，发生冲突的双方似乎是山崎和坂本，但幕后的真正推手，实际上却是刘燕燕。这一方面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一贯强势的坂本，在刘燕燕面前竟然会表现得毕恭毕敬。正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或者说“一物降一物”，一贯强势的坂本在刘燕燕面前的服服帖帖，所充分说明的，只能是刘燕燕的更加强势。

就在“我”即将正式进入记录系，和刘燕燕成为同事之前，不仅与刘燕燕有过一次不期而遇，而且还初次亲身领教了刘燕燕的两面三刀的手段。那一次，在和刘燕燕偶遇的时候，“我”竟然鬼使神差地谈起了“山崎事件”，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我”在谈话时居然为山崎打抱不平。没想到的是，事后不久，刘燕燕就把“我”俩之间的对话内容分别“出卖”给了山崎和坂本。虽然“我”不太喜欢刘燕燕的这种背后传话行径，但却也不得不面对这种背后“翻闲话”行为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尤其是来自于坂本的敌视反应。如果说“山崎事件”可以被看作是“我”的一种镜像式的前史，那么，“我”这次对刘燕燕两面三刀手段的亲身领教，就毫无疑问有着格外明显的下马威意味。虽然说“我”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已经明确意识到，“从那天开始，为了我自己好，我决定跟刘燕燕，跟坂本，跟山崎，都保持同样的距离”，但等“我”真正入职记录系之后，还是无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尤其是来自于刘燕燕的那一系列不动声色的职场暴力。

“我”第一天到记录系上班，就因为不小心打错一个字而遭到了刘燕燕的无端指责与非难，刘燕燕借此而使“我”在记录系的名声大大受损。究其根本，同样身为中国人的刘燕燕，之所以会对“我”采取如此一种不友好的方式，恐怕还是因为“我”此前在她指责山崎时曾经本能地替山崎有所辩护的缘故。

然而，正如“我”所强烈预感到的，在记录系第一天的遭遇，仅仅是自己职场暴力的一个开端。此后等待着“我”的，竟然是一次又一次的类似遭遇。尽管说冲突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和刘燕燕就在系长的主持下以互致歉意的方式，貌似原谅了对方，但实际上，冲突双方的表现都是在演戏，因为根本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紧接着，一场无声的对抗或者说悲剧也就发生了。刘燕燕接下来的一系列行为，所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其他人眼里，“我”成了“一个不懂又不虚心请教的人”。更进一步说，刘燕燕这些行为的严重后果，就是“我”在职场的被疏远与被孤立：“本来只是我跟她单枪匹马地斗，但一个星期后，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我说不清哪里不对劲儿，反正是职场的气氛渐渐地变了。我常常觉得是一群人的目光和神情使我难受。”“我”的这样一种糟糕处境，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的所谓“无物之阵”。除了身为始作俑者的刘燕燕之外，“我”在职场虽然感觉到周围充满了敌意，但细细地打量一番，却又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敌人或对手。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一种情形，才致使“我”生出这样的一种感觉：“记录系简直是她的帝国。她被赋予了某一种力量，一种任意支使周围的力量。而这力量又好像一盏灯照着周围的那群人。灯照亮哪里，那群人就看哪里。”之所以会形成如此一种情形，一方面固然与刘燕燕“像一颗钉子似的钉在户籍住民课的记录系”长达十几年之久有关，另一方面更与刘燕燕那样一种长袖善舞的性格特征紧密相关。这种状况对“我”的精神世界产生致命的负面影响，是无可置疑的一种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