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平凡的世界》的多重辩证法

摘要：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塑 造了个人历经苦难，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范式。这一范式契合了 19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并有效地鼓舞了青年。本文尝试 从进城、劳动和个人化三个层面解读这部小说。与《人生》相比，路 遥把孙少平的“进城”冲动从具体的时代环境中抽离出来了，将“进 城”等同于“闯荡世界”，赋予其浪漫化的光环。站在新旧世界交叉 地带的孙少平，既渴望流动的自由，又依恋国家体制所赋予的安稳。同时，劳动被浓墨重彩地描写，并获得了象征意义，劳动是一个人战 胜自我的过程。劳动与精神的互相证成，关联着自我意识的生成。由此，《平凡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标本”:一个时代通行的互相抵牾的价值观念都在小说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迹。

关键词：路遥 《平凡的世界》 进城 劳动 个人化

在一个时代所携带的观念行将耗尽其能量之时，承载了这一时代精神的作品反而会浮出水面，再次吁请人们的注意。在我看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是 这么一部作品。它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而诞生，塑造了个人历经苦难， 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范式。这一范式契合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核心理 念，并有效地鼓舞了青年，特别是处在社会底层的青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凡 的世界》被称作“励志读物”。然而，当个人主义的灯火逐渐黯淡之时，《平凡的世界》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引起了文学界的多方讨论。人们在如何理解这 部小说上产生了各种分歧，到底应该将它视作社会主义传统在1980年代的惯性运 行，还是认为它开启了改革开放时代的话语空间。这一讨论似乎不应当简单被视为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重燃热情，也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再勘探或“再解读”。我们沿着一部文学作品的脚印回到一个时代的开端，是在个人主义陷入危机之际，重新发现“断裂”的内在关联，也是重新寻找未来的可能性。

一、进城与返乡

讨论《平凡的世界》，“进城”意义重大。事实上，这也是塑造了当代中国整体面貌的历史性事件。对于个人来说，进城意味着摆脱土地对人的束缚，意 味着视野的转换，意味着流动性的增强，同时也意味着身份的改变。从社会层面看，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开启，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快车道，城市对于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快速增长，造成了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一历史进程也成 为作家书写的着力点。

事实上，在《平凡的世界》以前，路遥就以《人生》中的“进城—返乡”叙 事引起强烈反响。不妨重温这一叙事。在《人生》中，高加林必须要进城这一势 能是由危机情境造成的。大队书记明楼将民办教师的职位从高加林手中夺过来，换成了自己的儿子，给高加林一家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打击。这一危机形构了小说 叙事的动力，也成为高加林进城的起点。

那么，何以如此呢?这要从高加林的身份谈起。在《人生》的时代，对一个受过高中教育的知识青年而言，乡村还没有做好吸纳知识以及知识青年的准备。农民们按着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方式劳作。是否接受过教育并不构成差异。由此，民办教师这一职业就成为不同体制之间的缝隙。一方面，它允许知识青年 以传承知识的方式谋生，知识成为门槛。同时还使青年们避免遭遇繁重的劳作。就像高加林说的:“农民啊，他们那全部伟大的艰辛他都一清二楚!” 1 承认劳 动的伟大是教育的结果，而“艰辛”则是他的亲身体验。两者叠加起来，共同构 成了高加林对于农民的认知。所以，他读书的目的就是逃离农民的命运。另一方 面，民办教师这一职业又是农民与国家体制之间的桥梁。通过考试，民办教师可以转为国家教师，是当时农村除了参军、考学以外的进入体制的路径。因而，民办教师的这一属性决定了它必然是稀缺资源。这也是为什么高加林被剥夺了民办教师的岗位这一事件给高家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这一挫折让高加林产生了强烈的报复情绪。他立志要比高明楼他们强，比他们更有出息。可是，怎么才能胜过高明楼这样一个乡村里的强人的事实呢?只 有离开高家村这一条路。这背后隐藏着城乡二元结构中城市处于优先地位。只要进入城市这一有利“地形”，就意味着进入了现代空间，无论个人能力高低，都可以跟乡村里的强人比个高下。反之，在高加林看来，成为农民，就意味着处处被人瞧不起。《人生》创作于1981年，其时，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还没有开始。路遥已经意识到，从最基本的生存层面考量，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像高加林这样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动力，需要通过进城获得物质上的保障和精神上的自由。否则，无论是对于高加林个人还是高家整个家庭来说，“往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今天，有论者从资本的角度看待进城，认为为了满足资本对大量廉价劳 动力的需求，农民是无差别地被驱赶到城市大工业中的。这一论断脱离了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欲望和精神，显得凌空虚蹈了。

如果说，在《人生》中，高加林主要是为了生存以及摆脱被歧视而进城， 到了《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对孙少平进城的理由进行了“改写”。像高加林一样，孙少平在结束了三年的民办教师生涯后，回到双水村当了农民。对于成为农民，孙少平不像高加林那样表现出强烈的愤慨情绪，但他也确实渴望挣脱农村。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首先，和高加林一样，他们因为在外求学，感受到了更广阔世界的召唤。“他老是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 2 待在农村，成为农民，就和广大的自由自在的精神世界隔绝。他认为肉体上的熬苦将使他的精神变得麻痹。其次，他认为农村大家庭限制了他，使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他甚至感慨说:“农村的家庭也是一 部复杂的机器啊!”

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时间，是在1986—1987年。此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改革中基本完成，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也得到增长，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3 在小说的时间线中，孙少安的烧砖窑已经开工。一种蒸腾着热气的生活正在徐徐展开。对于孙少平来 说，经济因素已经不构成他进城的主要因素了。精神因素开始占据这个小知识分子的头脑。路遥将之归结为少年意气、青春冲动。他特地用了一段抒情性的 话语来替孙少平辩护。

经过不断的内心斗争，孙少平已经下决心离开双水村，到外面去闯荡世界。有人会觉得，这后生似乎过于轻率和荒唐:农村的生活已经开始变 得这样有希望，他们家的事业也正在发端之际，而且看来前景辉煌，他为什么要去不属于自己的世界自寻生路?那个陌生的天地会给他带来多少好 处?这恐怕只有天知道!

但是，宽容的读者不要责怪他吧!不论在任何时代，只有年轻的血液 才会如此沸腾和激荡。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有过自己的少年意气，有过自己青春的梦想和冲动。不妨让他去吧，对于像他这样的青年，这行为未必就是轻举妄动! 4

在这里，路遥把孙少平的“进城”冲动从具体的时代环境中抽离出来了，抹掉了城市和乡村的意识形态内涵。将“进城”等同于“闯荡世界”，显然是赋予 其浪漫化的光环。这是一次有意味的改写。表面上，《平凡的世界》召唤了青年 进城的热情，以至于被视为青年人的“圣经”。同时，小说又与改革意识形态暗中契合，为城市化的进程准备了大量劳动力。《平凡的世界》强劲的历史能量正 在于此。

对于孙少平来说，想法固然是浪漫的，但生活却是坚硬的。孙少平在进城之前就非常清楚，除了到工头承包的各种建筑工地上做小工，他别无选择。教育同样不能在他进城过程中为其赋能。除此之外，路遥还敏锐地意识到了孙少平的“进城”对于农村意味着什么。从农村本位出发，孙少安不能接受孙少平“闯荡世界”的想法，称之为“到外面去逛”。在他看来，农村劳动力缺 乏，且农村收入正在不断提高，从经济上考量，“进城”并不合算。孙少平也 清楚，一旦他出走，就意味着父亲和哥哥的负担更重。但无论如何，他一定要走。站在城市化进程已然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当下，我们或许很容易后见之明地将孙少平的执意出走视为一个时代的先行者，但是，这无法解释，当时当地城市的吸引力究竟何在?

答案还要从孙少平的“进城”经验中去寻找。如孙少平所预期的，进了城 的他也只能到工地上做个小工，而且是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卖劳动力才能获得一席之地。在得到曹书记一家的肯定后，孙少平意外获得了在阳沟落户的机会。阳沟也是农村，只不过与双水村相比，更靠近城市边上，在城市化过程中有可能率先被纳入城市的轨道。孙少平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并视为难得的机遇，即使分不了地，即使家里人的户口转不过来也没关系。孙少平意识到曹书记此举意在让他当上门女婿吗?小说为了保护孙少平的正面形象，试图让我们认为孙少平对此是一无所知的。这时候的孙少平，未免过分天真了。即使我们相信路遥所述为真，读 到此处也有些许的不适，显然，落户这件事与“闯荡世界”的少年意气之间仍然发生了微妙的错位。有经验的读者大约在此处会犹疑，孙少平真的只是想在广阔世界里闯一闯吗?他为什么如此在意落户与扎根?在这一点上，路遥已然触及了此后微弱而长期的“放开户籍限制，变农民为市民”的呼声。不过，在小说中， 这一“落户”的情节只是铺垫，要到铜城矿务局招收二十来名农村户口的煤矿工人之时，“落户”的意义才能显现出来。当曹书记因为孙少平落的是空头户口， 担心市上和地区的劳动部门找麻烦时，孙少平则胸有成竹地想到了田晓霞可以出 面给他想办法。

这一情节再次与《人生》中高加林通过特权进城形成了对照。在《人生》 中，高加林固然有通过二爸的关系进城的主观愿望，但客观上他是在马占胜的运作下进的城。路遥对于农村青年通过特权关系进城是持批判态度的。叙事者与小说人物之间隔着相当的距离。但是，到了《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孙少平非常笃 定地要求田晓霞去想办法，并告诉她这是唯一可以走进公家门的途径。此时，叙 事者与小说人物之间是同一的。叙事者完全肯定且认同孙少平的行为。事实上， 这也是《人生》与《平凡的世界》在文学界评价差异明显的部分原因。从形式上讲，叙事者与人物保持距离，一般被认为是更为高级的叙事形态。再者，《人生》对于现实有批判性，而《平凡的世界》则不仅完全认同了现实，而且还浪漫化地装饰了现实。

不同于高加林的进城终究以返乡而结束，孙少平的故事终止于煤矿。在仲平好意提出通过他的父亲给铜城矿务局局长写信把少平从大牙湾煤矿调到省城来工作时，孙少平拒绝了。为什么进城的叙事没有被复制而是停留在某一处呢?路遥向我们解释说，那是因为少平与煤矿有了难以割舍的感情。如果我们还记得，就在迁户口之际，少平也曾经流露出对于乡村难舍的依恋之情。显然，完全用感 情来解释恐怕是不够的。一种可能的理解是，孙少平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人。他对 于人生价值的判断不再依赖于身处怎样的环境，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人据此 将他想象为一个有着选择自由的强大主体，认为“这种尽管模糊、无法具体赋形却又真真切切的对‘其他选择’的想象、远见和不放弃，总能够在此后历史展开中为后人提供打开‘理性’、‘自我’、‘发展’、‘市场’、‘现代’等合理化限制的可能。这难道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值得人去珍重的品质?正是秉持着对人生的不竭思索，对未来的特殊想象，当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利益共同体初步形成，其他人都安于甚至急于‘对号入座’在其中寻获一份‘归属感’之时，孙少平在不断放弃固定自我的流动状态中成就了一个丰富的主体” 5 。也有人认 为，当孙少平以为自己成为劳动主体的时候，他不过是成为了廉价劳动力。“双水村的后代们，将被‘看不见的手’驱赶到矿井中，生产出‘带血的煤’。” 6在我看来，另外一种解读方式是，孙少平在体制内有了安身之地。他的闯荡世界的雄心就熄灭了。他更愿意以一种按部就班的方式获得人生的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站在新旧世界交叉地带的孙少平，既渴望流动的自由，又依恋国家体制所赋予的安稳。这意味着，在一个高流动性即将来临的时代，孙少平孜孜以求的是劳动的稳定性。这一悖论性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很难简单地用一种 解读方式覆盖另外一种。这大约就是《平凡的世界》的迷人之处。看似单纯的情 节，却容纳了不同的解读，可以投射不同读者的不同经验。隔着三十年的时光距 离，重读这部小说，我们大约会猜测孙少平将要经历怎样的命运。煤矿可能会被关闭，他将再次成为四处流动的个人。当读者将目光聚焦在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生活时，往往会忽略，在进城的叙事中，还有一个人，那就是王满银。在小说 中，王满银并非一个正面的形象。他总是在外面闲逛，其行动范围远远超出双水村的诸人，足迹甚至远至上海、深圳。他的闲逛，并不以追求财富为目的。除了 偶尔倒卖小商品维持生计以外，他始终一无所有地处于流动状态。显然，不同于孙少平的正面塑造，小说中的人物与叙事者都对其持否定判断，甚至轻蔑地称之 为“逛鬼”。这是因为，王满银的闲逛，是以兰花的沉重劳动为代价的。这是基于乡村本位，从劳动力的角度所做出的判断。如果抛开各种道德化的评判不谈， 王满银这一人物形象或许与本雅明所说的无所事事的闲逛者有几分神似。但是， 改革时代的意识形态无法接纳这一过于现代的意识。小说安排王满银在某一刻 “幡然醒悟”，指认闲逛的生活“荒唐而愚蠢”，回到家乡，重新成为乡村的一分子。这是另一种“进城—返乡”的叙事，但也意味着，对于路遥而言，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尚未到来。

二、劳动与尊严

在路遥看来，一个人只有诚实劳动，才能保证其在“进城叙事”中处于合法地位。像王满银这样无所事事的闲逛者，注定是无法在城市拥有一席之地的。事 实上，对于《平凡的世界》而言，劳动都是无法绕开的巨大价值物。甚至于，路遥的作家形象也是建筑在劳动之上。这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确实是罕见的。

在著名的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塑造了一个以劳动伦理为最高 伦理的自我形象。

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 的交代。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最渺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类史和文学史表明，伟大劳动和创造精神既是 产生一些生活和艺术的断章残句，也是至为宝贵的。

劳动，这是作家义无反顾的唯一选择。

这是典型的路遥式的叙述方式。历史、人生、生活、艺术、劳动、创造...... 这些词语在修辞的意义上具有同一性，是可以互换位置而不影响意思的表达。但如果细细品味，又似乎会发现，劳动与其他词语之间，有着微妙的扞格。尽管劳动确实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然而，当我们提到“劳动”一词时，想到的多为体力劳动，而将作家的创作归为创造一类。路遥打通了这一区隔，将作家的创造与农民的春种夏耘并论。事实上，路遥也是从体力劳动这一角度谈论他为《平 凡的世界》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的。读书、查阅报纸，在生活中奔波，乃至于写作过程中生活的艰苦，以及漫长的抄写过程......在对于自己写作过程事无巨细的叙述中，创造的神秘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劳动者艰苦而有尊严的劳动。

在历经千难万险完成《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时，路遥再次以庄稼人的劳动为 喻谈论写作:

再一次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从早到晚，从春到 冬，从生到死，每一次将种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颗粮食收回，都是一丝不苟，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直至完成——用充实的劳动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

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高人一等。

奇异的是，经过换喻的修辞，劳动兼具了平凡与神圣两种性质，并从日常 生活中抽象出来，具有了精神的维度。我们不禁要追问，这样的转换是怎么发生的?在《平凡的世界》中，劳动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一般而言，对于劳动的价值判断往往来自乡村伦理。具体地说，由于乡村劳动的个体性、直观化，是否会劳动，是乡村衡量一个人能力大小的重要标准。在《人生》中，叙事者与小说人物的距离，某种程度上也来自小说人物对于劳动 的态度。一开始，路遥就借高玉德老两口之口，指出高加林“不习惯劳动”。一 个农家子弟，竟然不习惯劳动，可见家庭对其溺爱。但是，失去了民办教师一职 的高加林也不能不劳动，他十分清楚，他的不劳动，已经让全村人侧目。“庄稼人嘛，不出山劳动，那是叫任何人都瞧不起的。” 7 可他是怎样“表演”劳动的呢?他穿上最破烂的衣服，在腰里束了一根草绳，把自己“化装”成了农民。他 以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以及内心深处对于劳动的鄙视。他以过度劳动的姿态与真正的劳动划清界限。他视劳动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他向德顺 老汉解释他如此这般的原因——“德顺爷爷，我一开始就想把最苦的都尝个遍，以后就什么苦活也不怕了。你不要管我，就让我这样干吧。再说，我现在思想上 麻乱得很，劳动苦一点，皮肉疼一点，我就把这些不痛快事都忘了......手烂叫它 烂吧!” 8 由此可见，高加林一开始就没有像庄稼人一样长远地打算在土地上投入他的劳力。他以戏剧化的形式向村庄人展示自己的意志品质，同时又以这种方式跟恒久的日常劳动划清界限。到了《平凡的世界》，孙少平虽然不像高加林这般以情绪化的方式表达对劳动的抗议，但也遵循了相似的逻辑，将体力劳动与精神世界对立起来，认为过于沉重的体力劳动压抑了精神自由。可见，在乡村，劳动与精神是分离的，是互相独立的领域。

有意味的是，尽管在乡村生活中的劳动如此烦难沉重，但并没有在小说中获得同等程度的描写。只有当小说里的人物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惑的时候，劳动才成为他们的“避难所”。尽管路遥承认劳动对于乡村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是伦理式的存在，但是，乡村里的劳动却是“看不见的”，更无法被指认。我们得以认识劳动在人身上留下的深深印记，要到孙少平进城以后。劳动被浓墨重彩地描写，并获得了象征意义——劳动是一个人战胜自我的过程。这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

每当背着石块爬坡的时候，他的意识就处于半麻痹状态。沉重的石头几乎要把他挤压到土地里去。汗水像小溪一样在脸上纵横漫流，而他却腾 不出手去揩一把;眼睛被汗水腌得火辣辣地疼，一路上只能半睁半闭。两条打颤的腿如同筛糠，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这时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 不存在了，思维只集中在一点上:向前走，把石头背到箍窑的地方——那 里对他来说，每一次都几乎是一个不可企及的伟大目标!

三天下来，他的脊背就被压烂了。他无法目睹自己脊背上的惨状，只感到像带刺的葛针条刷过一般。两只手随即也肿胀起来，肉皮被石头磨得 像一层透明的纸，连毛细血管都能看得见。这样的手放在新石碴儿上，就像放在刀刃上! 9

在路遥的笔下，劳动不再成为劳动本身，劳动甚至也不仅仅是塑造自我的 方式，这样艰苦的劳动根本就是伟大的献祭，而祭品就是一个人的身体。这不禁让人想起，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路遥也是像孙少平这样，以身体为代价， 不顾一切地投入艰苦的劳动。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描述了自己工作的状 态。他将写作的地方称为黑暗的“牢房”，为了写作，他完全放弃了常人的生 活，过度劳累，而且因为忙于写作常常饥饿。我们于是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说创作是一座熊熊燃烧的火炉，那么，身体就是薪柴。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凡的世界》之所以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一个隐而不彰的原因是，它的诞生是以作者，特别是作者身体的损毁为原料的。路遥是这样描述写作所带来的身体的崩溃——“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下，就睡着了。有时去门房取报或在院子晒太阳就鼾声如雷地睡了过去。坐在沙发上一边喝水一边打盹，脸被水杯碰开一道血口子。”10 在路遥的自述中，我们依稀能看到孙少平的影子。这意味着，在路遥的逻辑里，不是劳动的成果而是劳动的代价决定了劳动的价 值。这不禁令今天的读者想起郑小琼曾经在诗歌里描述过的流水线上的断指。可以说，《平凡的世界》构成了此后一系列工厂与身体的叙述的开端。只不过，当郑小琼们愤怒地批判城市与工厂如怪兽吞噬身体，而路遥骄傲地视伤痕为勋章。所以，小说势必以孙少平的受伤结束。容貌被毁了，一道永远不能消失的疤痕，既是高强度劳动的见证，也是强者的荣誉勋章。

在路遥看来，自虐式的劳动带来主体的充实，赋予一个人凛然不可侵犯的 尊严。细究起来，这其实是穷人才有的捍卫自身的方式。当一个人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只能通过劳动来确认自身的力量，以超限度的出卖劳动的方式来获得别人的尊重。这似乎印证了蔡翔所说的劳动所具有的强大的解放力量。但是，正如黄子平提醒我们的，为劳动赋予崇高价值的往往不是劳动者，而是知识分子。“劳 动价值单独地提出来形成了一种‘单维’或者说是‘单向度’。”“尊严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单维地由劳动价值来确定。”11 这也是孙少平打动读者的地方—— 他带着累累伤口在烛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的情景几乎令所有《平凡的世界》的读者难以忘怀。劳动与精神追求重合起来，共同为孙少平赋予了神圣的光晕。他不同于那些同居一室的揽工汉，劳动之于他更像是儒家传统里所说的人格修炼;他也不同于只会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劳动使他深植于社会现实中，并获得了令田晓霞等仰望的力量感。无论是劳动还是精神追求，都关联着自我的发展，成为个 人化的选择。

三、没有个体主义的个体化

从根本上说，《平凡的世界》讲述的是个人的故事——个人如何在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刻，以强盛的欲望与勇气，参与了社会性流动，并实现了阶层的跃迁。这个在小说开头一贫如洗的家庭，经过艰苦的奋斗，到了小说的结尾，已经部分地摆脱了贫困。孙少安所经营的砖厂欣欣向荣，像这样的乡镇企业将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孙少平成为煤矿工人;兰香成为一名大学生，新的充满希望的生活正在向他们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与他的精神导师柳青恰恰描绘的是截然不同的场景:后者描绘的是集体如何改变了农村的生活面貌与人们的精神面貌，而前者表现的是个人如何从集体中挣脱出来，寻找新的出路。

简而言之，《平凡的世界》的意义正在于描绘了“奋斗个体”(triving individual)的形象。所谓奋斗个体，即有着强大的内驱力，对于个人发展有着长 远的规划和打算，能不屈不挠地执行这一计划和打算的个人。孙少安和孙少平的 魅力正来源于此。他们有强烈的意愿要改善个人的生活，希望能按自己的想法过自己的生活，追求自己的人生。路遥把这种对个人选择的热望和承担的勇气描写 得充满了激情和力量。兄弟俩始终对于美好远景抱有乐观的期待。这一朝向未来的理想主义精神也鼓舞了读者。乌尔里希·贝克是这样描述个体化的，“现代生活正在把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上帝、自然、真理、科学、技术、道德、爱、婚姻，都转变成‘不 确定的自由’。所有形而上学和超验的东西，一切必然性和确定性，正在被艺术性(artistry)所取代”12 。个人化的要害在于，身份不再是给定的东西，相反，个人要通过行动来确立自主性与合法性，来承担责任。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意外地通过拉砖挣了一笔钱，同时也发现了砖瓦的稀缺 性，于是把目光投向了烧砖窑。小说是这样描写他的心理活动的，“他当时打算回来给大队领导建议开办个砖瓦厂......现在既然集体分成了一家一户，人就更自由了，为什么自己不能办呢?没力量办大点的砖厂，开一个烧砖窑看来还是可以的——像他们家，男女好几个劳动力，侍候一个烧砖窑也误不了种庄稼!”在传统生活里，社会对于个人往往有着严明的规则，比如，限制流动等，在小说所描写的这一个时间节点，旧的规则逐渐失效了，人们获 得了自己做决定的权利。因此，在孙少安拿定主意后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只是让他自己做主。同样地，孙少平离家进城打工的决定虽然不被家人所 完全理解，但也获得了自我决定的自由。

问题在于，自己做出选择，同时也意味着自己要独自承担选择失败所带来的 巨大风险。如人们所想象的，在经历了成为“冒尖户”的巨大喜悦之后，孙少安的砖烧砸了，一时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孙少安转眼陷入了破产的境地，甚至无力支付银行的贷款和佣工的工资，几乎陷入绝境。小说进行至此，路遥有一番议论:

对于一个平凡的农民来说，要在大时代的变革浪潮中奋然跃起，那是极其不容易的。而跌落下来又常常就在朝夕之间。像孙少安这样一些后 来被光荣地奉为“农民企业家”的人，在他们事业的初创阶段是非常脆弱 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使他们处于垮台的境地;而那种使他们破产 的“偶然性”却是惯常的现象。因为中国和他们个人都是在一条铺满荆棘 的新路上摸索着前行，碰个鼻青眼肿几乎不可避免。

这就是人们面对的现实。

而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在这条路上跌倒后，爬起来继续走下去? 当然，我们毫不怀疑整个社会将奋然前行! 13

在路遥看来，自主的人生转眼变成破裂的人生，并不源于社会保障机制的不足或脱落，即贝克所说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安全网的消失殆尽”。相反，他将个人的经历提喻为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认为在个人经历困苦的时候，中国同样在摸索一条全新的艰难的道路。经由这样的话语转换，个人生活的意义超越了个体本身，从而具有了普遍性和神圣性，实现了民族国家与个人的同构。或许是 为了安慰与激励尚处在个人化转型过程中的读者，路遥最终让孙家兄妹以极大的 意志力从困境中崛起，克服了风险，获得了个人的成功。像个人那样去选择，去行动，同时，承受选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个人承担个人的失败，已经成为当下 不言自明的共同意识。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种观念的源头追溯到这里。

说到个体化，人们很容易想到孤零零的、单打独斗的个人形象，却往往忽略了个体的身份仍然是由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决定的。事实上，这也是《平凡的世 界》的题中之义。在个人获得一定的自主性之后，如何与集体重新建立关联，是路遥思考的问题。

当孙少安通过经营砖窑场改善个人生活的时候，也是双水村的另外一些人们陷入贫困的时刻。事实上，这也是个体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平等进一步显现。对于孙少安来说，个体化并不意味着与既往的社会关系 的全面断裂。恰恰相反，长期以来的共同劳动和生活使他对乡邻的生活感同身 受。“作为同村邻舍，怎能自己锅里有肉，而心平气静地看着周围的人吞糠咽 菜?”“这种朴素的乡亲意识，使少安内心升腾起某种庄严的责任感来。他突然想:我能不能扩大我的砖场?把现有的制砖机卖掉，买一台大型的，再多开几个 烧砖窑，不是就需要更多的劳力吗?”14 在路遥的叙述中，孙少安自然而然地将个人的事业发展与他人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他感到了对于他人的强烈责任。发展与平等的问题以这种方式携手并进。这是路遥站在1980年代对于未来的乐观想象。然而，根据人类学家在广东某村庄所做的田野调查可知，像孙少安这样的乡镇企业家大多不会雇用乡邻，以解决同村人的生活问题。在他们看来，外乡劳动力更为廉价，也更方便管理。就现实而言，金钱的原则恐怕更为实际。对于普通村民来说，“他们对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如老板，依据血缘、地缘上的传统伦 理关系寄予某些希望，却不能得到满足。于是，他们也终究不得不认可，老板们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按照资本增值本身的规律要求办事’，有其道理。这种针对经济差别的自我心态调适，在通常状态下有一定作用，但又有其限 度，轻则责怪老板们不够照顾‘叔伯兄兄弟’，重则批评其‘为富不仁’‘没 人味’”15 。从这个角度上说，孙少安的行为更像是某种理想，而现实则更接近田海民的情形。事实上，就是在小说里，孙少安的善意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当他因为失误陷入破产的境地时，乡邻们并没有善待这位乡村英雄—— “仅仅一夜之间，许多人就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孙少安了。实际证明，这个几年来喧天吼地的人物，看来也不过如此罢了!”16 这也与我们今天关于个人的想象一致——一位站在众人之外的孤零零的英雄。在孙少安身上，我们或许能发现期间隐藏着的梁生宝的印迹，然而，这位并无太多个人主义想法的个人，终究还是走出了人群。

当孙少安为了他的砖厂殚精竭虑的时候，孙少平在煤矿将自己重新嵌入集体之中。我以为，路遥特意安排这位内心孤傲的个人在集体中锤炼与成长。在危险的劳动环境中，人与人更能构成休戚与共的情感共同体。如梁生宝一样，孙少平 成了这个小小集体的领头人。有意味的是，尽管孙少平能设身处地地替他的年轻 工友们着想，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甚至，在关键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救助别人 牺牲自己，然而，我们却很少看到孙少平与他的小小共同体之间的精神交流。他更愿意一个人闭着眼睛躺在蚊帐中听一会儿音乐。“因为是集体宿舍，蚊帐有一 种房中之房的感觉;呆在里边，就是自己一个人的独立天地。”17 这意味着，尽 管个人的崛起是小说着力表现的对象，但是，在价值、信仰与自我认同领域，转型时期的个人仍然无可避免地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徘徊。

《平凡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标本”:一个时代通行的不同的甚而互相抵牾的价值观念都在小说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迹。站在时代的转折路口，路遥一方面将流动性、个人化视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赞成个体从社会性制约中脱嵌;另一方面，对于抽离出来的个人，路遥又寻求个人的“重新嵌入”。路遥所描绘的这一路径，已经成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现实的重要通道。

注释：

1 7 8 路遥:《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9、16、65页。

2 4 9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501、502、

519页。

3 “根据农业经济专家的研究，1978—1985年城乡收入的差距是缩小的，从1985年起扩大。1989年到1991年农民收入增长基本停滞，城乡收入差距又恢复到1978年以前的情况。”参见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7页。

5 金理:《在时代冲突和困顿深处:回望孙少平》，《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

6 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文 艺争鸣》2010年第3期。

10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11 黄子平:《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文艺争鸣》2019年第11期。

12 [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譞、 张惠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13 14 16 17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982、 875、985、1112页。

15 谭同学:《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版，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