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过去的一年，一切都被改变，一切仍在继续。在心中试图捡拾起关于2020的记忆时，许多零碎却深刻的片段浮现在脑海。

很多年后，当我们回望2020，其中的艰难、繁复、五味杂陈，或许依然会如今天这样清晰：在跌宕的日子里，我们前所未有地渴望“文学性”，希望借助文学感性的力量，重新抵达逝去的某个瞬间，找到我们内心共同充盈着、流动着的诗意，从而更理性、更全面地审视自己的生活。

微信之后每日忙碌工作的小编们，在今年的文学现场观察到了什么？以文学关键词的形式，我们各自写下今年自己感慨颇深的工作记忆——这四个字说着似乎有些太正式，但幸好文学就是我们的工作，在文学中，居住着整个心灵世界。

小时候最不爱看的，大概就是传记一类，散文小说不香吗，看那些硬邦邦、概念化的描述干嘛？（不单是地域传，顺带连人物传记也讨厌了。）工作以后，慢慢开始看了一些，但也始终不满足（大概主要因为自己社科底子薄），总觉得传记既然是文学门类里的一种，理应把文学性放在列传之前，或者至少文学性应当与史料性并行不悖。直到近两年的阅读视野中陆续出现了几部不一样色泽的城市传记，拿起来竟然放不下——这让我逐渐发现，由乡土叙事逐渐转向城市轨道的同时，由历史深处发端的“城志”竟然也能如此吸引人。叶兆言《南京传》

可以说，为城市立传的声音，近年来愈发响亮。这种声音不仅来自于社会与经济在发展中不断呈现的活力，更来源于文化深处的脉跳。去年，叶兆言以三十万言的《南京传》携历史深处的风云而来，刻写南京身为六朝古都，从名称演变、城市建制到留下不朽传奇的人们的故事，构成了文学书写上的一次史观梳理。而在2020年的出版视野中，多部城市传记的到来，不可不说铸造了一片特殊景观：邱华栋《北京传》、孔见《海南岛传》、叶曙明《广州传》、胡野秋《深圳传》，以及何建明《浦东史诗》的纪念版，和徐风从宜兴出发写江南文化变迁的《江南繁荒录》等等。结合多家出版社的相关出版计划（如《海南岛传》即为“丝路百城传”一种），可以想见未来的数年里，关于城市传记的书写将真正枝繁叶茂，成长为蔚为大观的一片森林。

自古以来，为城市立传的努力从未停歇。《诗经》“小雅”和“大雅”中就有对于周朝都城的书写，汉代也有“京都赋”存世，以歌颂城市风物建筑的形式客观上留存了当时的城池和人文风貌，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则进一步在文学意义上为繁华的东京开封府留影。以往在关注一座城市的起源、发展、变化的轨迹时，许多人会去寻找方志中的书写，这种尽可能记录城市面貌的资料，也是对于城市以时间线展开书写的重要依据——尽量摒弃个人偏好，以客观、冷静的姿态、全面呈现的方式来写城，是史学的品格。

与“留证”式的呈现不同，如今我们在谈及城市传记的书写时，多处于一种试图勾连当下与历史的姿态。城市传记既书写城市历史，也包括与城市历史相关的记忆。如研究者芦坚强所言，城市传记的目的在于对城市历史文化进行重新书写，目的是形成城市文化认同。而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如此描述历史与记忆的区别：文学通过想象和书写将历史转变成城市记忆，城市传记表面书写城市历史，实际是通过想象与书写完成城市记忆的复活与还原，从而完成城市历史建构。于是我们会发现，在这其中，对于历史文化的还原是必不可少的。因史料的断续性，这样的还原中必然糅杂着的对于城市历史文化的想象。这种想象的丰赡，是文学作品与史料最大的不同，也是许多作家在写此类作品时候的着力之处。孔见《海南岛传》以《海南岛传》为例，孔见自陈作为“传”的这部书首先是一部史传，然后才是文学作品，在尊重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力图再现历史现场，遇到众说纷纭之处，尽量在占有资料的条件下，做出采信的选择。在此前提上，将于史料阅读中的感受力和判断力融入写作思考中，多个篇章在巨细的人文关照同时，呈现了浓厚的哲理性和思考性，深度扩展了叙述空间。文史哲融会贯通的写作，使得这部作品很难被归类至当下书写类型的框架中，但它以作家立场勾勒出的海南岛人的孤勇与漂泊感，切实勾勒出了这方水土根深蒂固的人文特性——某种程度而言，也将这座岛屿的性格淋漓尽致地加以展现。与之类似，《江南繁荒录》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梳理人文江南的脉络，徐风遍访乡野桑梓，爬梳典籍方志，写作的过程也是自我解疑的过程：士农工商的文化价值观何以延续，嬗变中的坚守与繁荒如何可能？

数年前《伦敦传》引进出版，其中将城市喻为人体，街巷喻为毛细血管的想象，令许多人意识到，城市不是一个固定、死板的地理概念，而是鲜活、变动不居的生命体。城市在不同时期呈现的种种样貌，从总体上构成了属于城的活力与生机。如书评人云也退所言，说白了，你从《伦敦传》里能获得的最强烈的印象，是这座城市的“无限”：没有边界，不断外扩，高度混合，如果把它仅仅视为城市，那也是一座拥有一颗神秘莫测的哥特之心的城市——看看伦敦市政厅顶上一根根尖尖的棱塔。邱华栋《北京传》这种生长性与无限性，也是邱华栋心中北京城的面貌。几年前，他开始《北京传》的书写，以三千年来朝代更替中城市状态的描述为章节，配以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建筑、规划等作为补充性的叙述，经纬交错，构成了一幅立体画卷。读者几乎能依照他的书写，在脑海中重构一座不断发展、边界与建筑迅速叠变和演进的城池。邱华栋对于这部作品的定义，不是城市人文历史、不是建筑文化史，也不是散文随笔，但都又与之有关。以空间格局的演进和变化为入手的样貌，也赋予了文本在城市传记中的独特性。

有意思的是，将《海南岛传》与《北京传》对照时，前者不谈“我”，在文本中却处处能读出作者对于过往的沉思与慨叹；后者常出现“我”，以此引领读者共同展开观察与思考，总体面貌则是宏大视野下客观、清晰的城市发展脉络与景观。

写《广州传》之前，叶曙明也曾为《伦敦传》深深打动，但城市并非有些人所言“大致雷同”，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为了将广州不急不躁、平缓稳进的性格展示出来，他的写作大多基于平民视角，避开了宏大表述和政治视野，转而从百姓的生活着眼，写无名无姓的百姓如何生活，在时代变迁中如何前行。与之相比，《深圳传》则刻写了深圳锐意进取的创新动力来源——城市决策者、大事件与不断奋斗的小人物、小事件。

当笔力和目光由历史转向现在时，“传”才有了接续当下，通向未来的意义。读《深圳传》时，经常会想起何建明的《浦东史诗》。当叙事对象缩小为一个区域，事件跨度缩小为衔接当下的30年，非虚构的笔该如何写？何建明以四十万字所提供的范本，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历程记录，更是渗透在上海滩的每一块石头路基里和沉积在黄浦江边泥沙之中的人文思想与社会气息。被这种气息所感染，何建明的每一次采访、写作都蕴含了作家立场，这种极具当下性的呈现才拥有了坚实基底。

在扬·阿斯曼对于文化记忆的论述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社会重构自我文化身份的方式，那就是凭借文化记忆的代代相传。城市传记恰恰是这样一种方式：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立足当下，它均以打捞记忆的方式试图重塑城市传统，让人们明白城何以为城，又将在可见的将来如何演进。这也许是如今我们愈加重视城市传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来路中，辨识和寻找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