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李东华主编、蒙曼顾问的《中国女孩》系列丛书中，来自不同年代的中国女孩，在作家们的笔下异彩纷呈，仿佛芬兰女诗人伊迪特·索德格朗笔下“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散步的姐妹”。她们美好的容颜、清澈的眼神，江河水一样流过岁月，也流过我们心间。

秦文君的《我和美妹》以及戴萦袅的《忘忧女孩》是这套书中很特别的两本，这种特殊性不仅仅因为两本书的作家是母女，她们的文字有着天然的呼应与文脉的传承。更重要的是，通过她们的文字，我们能够感受到她们各自时代的轰鸣与交响。这些镌刻青春记忆的乐章，通过她们个性化的笔端汩汩流淌，成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时光长廊中的中国少女形象。

秦文君的写作不沉溺也不放纵文字，她好像天生通灵那个少女的“窄门”，于琐屑幽暗处见星辰大海，风花雪月处满是人间烟火。她最擅长的是将这烟火里的七大姑八大姨一网打尽，将那些热气腾腾的人间事信手拈来，因而她的少女文学既轻快好读，又丰富深邃，她故事里的人物都看似家长里短、人情练达，实则充满了文学的光辉和悲悯。

《我和美妹》中秦文君写遥远年代的少女，笔触极尽女孩的敏感细腻，同时又洒脱不羁，呈现一种生活化的俏皮又深刻的友情。她也写男孩女孩之间的懵懂情愫，丝丝入扣，尤其将少年的青涩纯真铺展在大旷野的时代悲剧中，将个人化的情感体验深植于命运的无常中。在严峻酷烈的环境中，少女们单纯、热血，顽强生长，悲剧性地呈现独特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而她们的美是生机勃勃的，在风雪中屹立的，让人过目不忘。作家灵动的文字、饱满的激情真正立足于人性，显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审美特质和力量。就像秦文君自己所说，要写出“人之初的颤栗”。这种微妙的骨子里的“颤栗”，让她的文本叙述始终有一种奇特的控制力。这种罕见的戛然而止的能力，让她的作品常常余音袅袅。应该承认，秦文君的这种写作才能是和她的文学禀赋有关，然而对于一个儿童文学作家而言，其作品内涵的深厚更是和时代熔炉的历炼息息相关，那是一个作家在生活的沧桑之地上开出的纯真灿烂之花。

说到青年作家戴萦袅，她生活的时代完全和母亲不同。我必须十分审慎而小心翼翼地对待“承接了她母亲的文学理想”这一命题。像萦袅这样的、出生成长在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他们的自我意识强烈，眼界见识远远超越父母辈，因而与其说母亲的文学理想给了她影响，不如说母亲写作的背影烙印在她的童年。她日后所热爱的数字或者文字，都是属于她的灵魂召唤，就像纪伯伦所说“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

这批年轻的“85后”作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蒸蒸日上，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然而这一代独生子女，在物质日益丰富的世界学习和生活，同时背负了太多父辈的期望。这一代人得到的爱越多，她们背负的心灵负担就越沉重，精神上的寂寞也就越深重。在这个意义上，戴萦袅的文学嗅觉相当敏锐精准。她写的《忘忧花开》，极其准确地抓住了她那个时代少年们的心灵痛点，她们看似无忧无虑，实则一直在苦苦探寻着自我的价值、人生的意义。整个作品笔调清新，原生态地展现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少女们的精神气质，敏锐地刻画出世纪之交少年们的心路历程，实属不易。

此外，《我和美妹》和《忘忧花开》各自作品中塑造的母女形象存在差异。在秦文君的笔下，母亲与女儿的形象是犀利倔强的，更多的是缄默与对抗性的，彼此的语言简洁锋利。而在戴萦袅的笔下，母亲的形象是温柔和煦的，民主开明的家庭氛围中，爱得很有分寸和智慧。如果说秦文君笔下的“我”通过逃离母亲来宣言热血青春的独立追求，她们的背景音乐是白桦树林间苍凉的交响，那么戴萦袅作品中的“我”，则更多通过一种沟通交流与循序渐进式碰撞，表达她们长大成人的孤独和愁绪，那是一种梧桐树下小提琴式的倾诉基调。

而这样的对比，也让人不禁感慨真正岁月如歌。或许这也是《中国女孩》丛书的初衷所在：任时光流转，一代一代人迥异的成长和境遇，而始终不变的是中国女孩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对爱与美的追寻，她们脸上始终充满向上的、理想的青春光泽，恰如索德格朗所说的那样，“宛若我们山谷上的春风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