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改革开放初期，中南民族学院复办，我有幸被调入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任教。调民院之前，有朋友给我分析说：“去那里，第一业务上没奔头，他们是以培养民族干部为主的；第二你不是少数民族，在任用上没有优势。”1980年8月暑假的一天，我到桂子山东边“十二家”平房里，拜访了民院老院长白瑞西同志。交谈中，他对我说：“民院才筹建（复办），刚搭架子，各方面条件很差，困难很多，但发展前景是美好的，欢迎你到那里与我们共同创业。”当时，严老（学宭）也在座，说了热情欢迎我到民院中文系任教的话。9月中旬，我就参加了民院中文系的教研工作会议。下面就讲述到民院后，我所经历的几件有关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方面的事。

编写民族文学新材料

到民院后，学校有关领导同志希望我参加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教材编写工作（这项工作的立项得到了党委书记兼院长白瑞西同志的大力支持）。此前，我是搞现当代文学的，没有搞过少数民族文学，但我还是同意了。没想到的是，第一项任务就是要我“走西口”，去大西北搞调查，调查那里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情况。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件陌生的全新工作。不过，我没有退缩，安排了一下家小，就于1982年8月的一天，手持中南民院的介绍信，一个人奔赴陕西、甘肃、新疆等民族地区。每到一地，我首先就去拜访当地的宣传部、文联、作协等单位，说明来意，请他们介绍本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的情况，给我提供一些有关对象的创作信息。他们大都非常热情，不但介绍情况，而且指派懂少数民族语言的同志陪同，这给我增添了许多信心和力量。经过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调查、走访、翻阅资料，先后同少数民族的几十位诗人、作家、学者及文联的有关领导同志进行了交谈。如我曾走访过东乡族诗人汪玉良，藏族诗人伊丹才让，维吾尔族诗人吾提库尔、克里木·霍加，乌兹别克族诗人泰来提·纳斯尔，以及曾出席过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拜会过斯大林、写过著名长诗《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的哈萨克族诗人库尔班·阿里等等。除了到有关单位、机关访问民族作家之外，有时还深入到他们的家里去拜会。比如，我就曾到过维吾尔族作家柯尤慕·图尔迪、哈萨克族作家贾合甫·米尔扎汗和锡伯族诗人郭基南的家里，他们还用民族饮食热情地招待过我哩。在许多民族作家、诗人和文联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终于满载而归，除从新疆乌鲁木齐等地邮回学校几大包资料之外，我还带回来几大捆有用的书籍、刊物及打印、手写的各种文字资料。回学校后，我将大西北之行的情况和感受，向学校教务处和校领导做了汇报。

又经过一年的努力，编写组各位同仁都已经完成了各自的编写任务。1983年6月，我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统稿人的身份，同主编李鸿然教授一道，带着编写提要和部分书稿，到贵阳花溪去拜会已接受我们聘请担任《史稿》一书顾问的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民族文学》杂志主编、著名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请他对我们的书稿内容和整体框架提些意见。我们在花溪呆了一个星期，几次听取玛拉沁夫提出的不少好的意见，还结识了不少民族作家。他还在当年11月给我写信，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我撰写的稿子表示赞许。

我们中南民院组织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这项工作本身，早已得到了民族作家们的普遍欢迎和赞同，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我到甘肃调查时结识的时任甘肃文联副主席、著名的东乡族诗人汪玉良，他在 1984年3月21日给我的来信中，就热情地赞许道：“你们做了一件开创性的工作，我深信中国文学史将会由于这项工作而变得完整起来。少数民族人民一定会记住你们的功绩。你们的辛勤汗水定会闪出历史性的光辉。”这些话语令我感动，也的确代表了许多兄弟民族作家们的共同愿望和心声。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一书，经过1984年秋的专家审稿会后，终于在1986年年底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出版后，受到广泛的好评，被称为“建国以来第一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并荣获国家民委1989年颁发的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

招收当代民族文学研究生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运用编写教材、调查研究和搜集到的许多资料，并学习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陆续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教学讲稿，先后给民院中文系1988—1995级本科生讲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给他们传授民族文学知识的同时，激发他们对民族文学的兴趣，并提高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1996年6月的一天，一位名叫钟建波的畲族学生送给我一份刚印出来的《中南民院报》，上面刊登着他的一篇题为《最后一课》的散文。原来这是他上周听完我给他们班讲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最后一节课后，抒写他即将毕业离校时对母校的依恋之心和对老师的感激之情。看后，我十分欣慰和高兴，感受到了少数民族学生的真诚和纯朴。

我还给1993年教务处招收和主办的民族助教班的学员上过课，给他们讲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记得学员中除了本校刚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如白灵阶、沙媛、张金玲等人之外，还有从云南等外地来的青年教师。

自1995年起，经学校和中文系领导的安排，我又鼓足勇气接连招收了两届少数民族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1995年到1999年，我的主要教学任务就是带研究生。两届研究生共计5名，第一届是王芳（回族），第二届有胡丹（侗族）、韦炫（壮族）、韩可弟（回族）、张学书（土家族）。除了给他们讲授主修课《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民族文学理论课之外，我还邀请中文系的张永仁、祝注先、杨传鑫、章绍嗣、曾俊伟等教授，给他们开设《老舍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当代西方文论》《沈从文研究》《中华文化》等课程。此外，我还带领和指导他们参与了一些有意义的专业实践活动。比如，观看湖北电视台拍摄的反映汉江流域、荆楚大地广大城乡改革开放后历史巨变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汉江潮》，参加座谈和评论工作，他们撰写的文章被收进1997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江潮〉评论选》一书中；参加大型民族读物——《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的撰稿工作，他们的文章经我审阅修改后都被收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的四卷本中；参加湖北地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现状的调查工 作，他们调查的部分材料被我吸收到了我所撰写的《湖北少数民族文学的回眸与展望》一文中，该文被收进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的《跨世纪的湖北文艺》一书中。除了上述活动之外，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指导他们认真撰写各自的毕业论文，他们分别在1998年和1999年通过了以湖北省文联党组书记、作协主席、著名土家族作家、编审李传锋为首，校内的王朝彦、刘宝俊、何红一等教授组成的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答辩，并都获得了硕士研究生学位。

宣传民族文学

1989年年初，我在中南民族学院高教所的学术刊物《民族高教研究》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发展民族文学事业，培养民族文学新人》的文章。文中提出了以“民族文学”作为民族学院中文系的“拳头学科”，用它去带动其他学科的发展；以文学创作实践为基点，同民族地区结合共同举办“作家班”，让学生一毕业就能用他们的笔，去反映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梦想。这个设想虽然只是一孔之见，但代表着我为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而呼唤的一份担当和心愿。同年，当我校姚纪彭老师参与主编的《土家族文学史》公开出版后，我立即给予了热情的赞许，不但在民院校园里发出了呼声，还在学报上发表了《评新近出版的〈土家族文学史〉》等文章，并且在湖北省民委主办的《湖北少数民族》上撰写了推介文章。

20世纪90年代初，我看到辽宁大学有学者拟编一本名为《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的目录提纲。目录中将“少数民族文学史”既不排在从古及今的“通史”类栏目里，也未放在按朝代时序划分的“断代 史”栏目中，而是将其编到“各体文学史”一类，并同“妇女儿童文学史”排在一起。我对此大不以为然，于是给两位主编去了一封长信，表述了我的民族文学史观。后来，这本80万字的书于1992年6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编者在《后记》中对我的观点作了这样的回应：“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收到了几百封热情洋溢的来 信……为我们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中南民族学院何联华教授来信中，就少数民族文学史在中国文学史整体布局中的地位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与此同时，我还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刊《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1990年第10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少数民族文学呼唤着历史》。文章从当代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价值被普遍忽视或轻视的现状出发，提出不仅要努力加强对当代民族文学的研究和评论，而且还应转变偏狭的文学观念，尽早编出包括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多民族的《中华文学史》来。

20世纪末以来，我不仅在国内各种场合和大小刊物上为民族文学的地位和价值呐喊，而且力图向海外华人和外国读者推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1996年6月的一天，我应学校外事办的要求和高教所霍文达教授之请，由外语系袁雪芬老师任翻译，在科技楼向来访的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学者吉姆·格林洛博士介绍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有关情况，回答了他提出的十几个问题，向他赠送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经朋友介绍，我还直接向海外华社刊物撰稿，畅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情况。如将题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丰收》的学术论文，寄给了马来西亚的陈思庆先生主编的华社刊物《资料与研究》，在1998年5月全文刊载。次年8月，这篇文章又被马来西亚陈雪风先生主编、华社研究中心出版的《中 国文学新走向》一书全文收录。更令我高兴的是，同书中收录的文章大都是国内各个学科领域里素有研究专长的教授、学者、名流所撰写。

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博士生导师、著名的当代文学研究专家王庆生教授主持编写“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并拟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其中首次增加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小说”一章。呐喊十多年的让当代民族文学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机会来了！经过中南民院邹建军教授推荐，王教授特地邀请我来承担这一章的写作任务，我愉快地接受了。经过几个月的撰写、修改、打印、校对，写出了初稿，送请主编审阅。王教授看后亲自给我回信，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我又反复修改、润色，终于完成了包括“少数民族小说发展轨迹”一节在内共三节文字的撰写，写了益希单增、扎西达娃、阿来等藏族作家的小说，柯尤慕·图尔迪等维吾尔族作家的小说，霍达等回族作家的小说，陆地等壮族作家的小说，三节计约两万多字。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计86万字，2003年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从 2003年到2015年已重印多次。中南民大中文专业的各届学生，也都一直使用着这本高校通用教材。此前一直被人漠视和轻蔑的“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终于经过我的手，将它以专章的形式写进了作为高等学校通用教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了！

讴歌民族文学新腾飞

从1982年编写《史稿》到我完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民族文学章节，其间经过了20年时间，我在教学与研究中积累了不少当代民族文学方面的各种资料。除先后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文学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民族文学研究文章之外， 也有不少的文字尚未发表。

为了总结研究经验，就教于专家学者，继续探讨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方面的问题，1996年，我在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学术专著《民族文学的腾飞》，这是一本民族文学理论探讨集。它从民族文学史论的角 度，分别对民族文学地位、民族文学批评、民族文学史著以及民族文学交融等方面，勾勒出了我国民族文学的基本理论架构。该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好评。校内外的报纸都发了消息和评论，尤其是时任云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著名白族诗人和民族文学评论家晓雪先生，在1997年10月7日的《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读何联华〈民族文学的腾飞〉》的长篇评论文章，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作者“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做了认真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建设性、创造性的工作”，说该书是“近年来民族文学研究的新突破，对今后进一步努力建构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学理论体系，很有价值和意义。”1998年10月，在兰州举行的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研讨会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颁奖会 上，该书荣获优秀成果奖。

斗转星移，30多年转眼过去了。回首我从事民族文学教学和研究时一路走来的许多沧桑故事，如今都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但是，它们确实是我人生的足迹、生活的烙印、心灵的纪念，并且也是白院长等老 一辈民大人坚定信念所给予我奋斗动力的一种明证：即证明当年我调入中南民族学院并投身于民族文学事业的抉择是明智的；这个抉择，圆了我献身于民族教育事业的梦想，实现了我为民族文学鼓与呼，并使少数民族文学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争得一席地位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