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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枝》创作谈:我的父亲母亲
来源:《收获》 | 邵丽  2021年01月05日09:22
关键词:邵丽 《金枝》

创作《金枝》的构想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在一次采风的路途中,我和一个朋友聊到我的家庭。在我母亲之前,父亲曾经奉父母之命娶过一个小脚女人。那时他也就是十几岁的年纪,婚姻维系了极为短暂的时间。他后来投身革命,便与那个女人解除了婚约。大约十多年后父亲相识我的母亲,对于父亲前面的婚史母亲并不知情。几年后父亲前妻的女儿却找上门来,而那个已经和父亲分开的前妻坚持离婚不离家,在父亲的老宅独守了一辈子。我母亲承受了几十年被仇恨的日子,既不抱怨也从不反抗。我父亲和他的那个前妻相继去世后,两个女人所生的子女之间的矛盾仍然暗流涌动。朋友听了我的讲述,说这个故事太好啦,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这个想法一直拖了好几年。疫情期间我创作的《黄河故事》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关注。《收获》的责编吴越老师一直腻着我再写一个黄河故事。我想起这档子事儿,便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写完了这部长篇,最初的构想只是个中篇,后来提起笔来便一发不可收。感谢吴越老师,也感谢我自己,我是个可塑性较强的写作者,常常在编辑老师的逼迫下完成作品。原稿书名叫《阶级》,一个家庭的两个阶级,城市和乡村的两种阶级。生命来自母体形成的天然阶级,时间转换所产生的新的阶级。后来编辑老师们否定了这个题目,经历了一场文革,阶级已经被异化成一个十足泛政治化的词语,估计通不过。金枝玉叶是每一个女孩子的梦想,我的生命的前半时坎坷不平,就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孩子们被金枝玉叶地捧着,娇嫩的生命却恰恰最容易被损伤。金枝是我的期许,也是我心底挥之不去的恐惧。

“写”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种日常习惯。无论生活中出现多么过不去的烦恼,我都能通过书写开解,进入写作状态,所有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写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次次超越自己的过程。我始终觉得,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我的写作拼的不是青春,而是生活在我心中斑斑驳驳的积累。我有信心,生命有多长,书写就会有多长。

《金枝》是一部有关父亲的作品,父亲却只是一个引子,一个家庭的权力符号。但也仅仅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躲闪的影子。今年写了不计其数的创作谈,而大部分都是关于父亲的。我对父亲的言说,几乎成了一种病,是那种被焦虑加持的强迫症。而那个被我说道的父亲,却离我越来越远。的确如此,我觉得与其说父爱如山,倒还不如说父亲如山。不管他表达出来的是爱、沉默、冷漠或者怨怼,都因为父权的赋权而被格外放大,有时沉重,有时庄重。当然,也可能有更为复杂的意涵。真是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

我也越来越密集地涉足有关父亲话题的创作,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我觉得梳理我们的关系成为一种写作使命。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和我生活的时代重叠了很多年,而重叠的那部分,是构成中国历史厚度和难度的一个重要阶段,有突如其来的天灾,也有绵延不绝的人祸,更有欲言又止的难言之隐。所以讲述父亲于我而言有了一种向历史致敬的意味。

我曾经在有关的创作中谈到,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也不仅仅是我,仅就我的有限接触而言,恰如其分地处理父子关系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因为其一,这个问题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是不可忽略的。记得好像是王蒙老师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母亲,最多没有褂子穿;而如果没有父亲,则是没人穿的褂子。其二,父子关系的疏密好坏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走向。这个问题如果往深处想是非常令人纠结、也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就问题的本质而言,父亲既是真实的存在,又是极具象征性的一个符号。人类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家庭这个私密领域,父亲都代表着权威。但父亲的权威因为过于程式化,实际上反而被虚置了,就像那些名义上的国王。说起来父亲是权力的化身,或者是权力本身。但在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中,真正组织和管理家庭的基本上都是母亲。一方面是父亲无处不在,另外一方面,父亲永远都是缺失的。

青少年时期,我们对父亲的反叛仿佛是成长的标志。这也许是我与父亲内在紧张关系的根源。过去我始终以为,在我们家只有我和父亲的关系不好。后来我与两个哥哥谈起这个话题,他们也深有同感,甚至比我更甚。而我们与父亲关系的可言说性,对于母亲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当你说起父亲的时候,可以置身事外,把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讨论,他就是“他”。而母亲则不行,母亲是形而下的,是与你不可分割的整体,是“我们”。所以,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孩子而言,父亲是用来被打倒的,甚至可以说,我们对社会的抗争其实就是对父权的抵抗。这往往使我们与父亲的相互融入困难重重。当我们为人父母之后,用一个父辈的心态去打量父亲,却发现我们愈是想更清楚地看清他,他反而变得愈加模糊。我觉得更多的因素是,如果想看清楚父亲,必须先看清楚那个时代。如果那个时代语焉不详,我们在此情况下获得的那个“父亲”,更是一个概念化的存在。当然与父亲的对立也不唯独出现在东方,在西方也是如此。在希腊神话中,即使是神也不能免俗,父子关系一直是个死结。弑父情结,即俄狄浦斯情结,也是人类的悲剧根源之一。

如果说我过去的作品比较侧重于从父亲的角度看问题的话——比如说《天台上的父亲》——那么这篇《金枝》,更多地是从家庭伦理方面,或者说是从家族历史方面讨论他。他从青年时期开始,自婚姻到事业都发生了“革命”,这样的人生在他那一代人中极具代表性。如果从乡村的、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像他那一代许多革命者一样,他是一个成功的旧社会的脱逃者。但脱离开功利导向去审视他,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虽然他一生唯谨慎,但是因为家庭关系的影响,他几乎没有逃脱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可以想见他在政治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所承受的心里折磨。他所勉力维护的,比如他身后的两个家庭,后来都成为他巨大的精神包袱。于是他选择了躲避,把更多的家庭责任和矛盾抛给了妻子,甚至还包括“我”在内的孩子们。然而他在其中的转圜,如果卡在政治的轮盘上,很难用对错来评价。但是父亲的躲闪,客观上直接将“我”毫无遮挡地暴露在“枪口”下,其中的恩恩怨怨,真是一言难尽。“我”心灵深处也未必不是以维护家庭、拒绝闯入者的方式,强调自己的存在和力量。而对拴妮子和穗子强烈的恨意,不幸成为“我”成长的主要养分。如果说,栓妮子心中的恶之花是由穗子浇灌,她们母女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站在同一阵营的话。那么“我”睚眦必报的隐秘仇恨,则是来自于父亲对我的“刻意”忽略,只不过是几十年来我孤军奋战而已。即使后来所谓的理解、放下和宽容,也难免不会有终于雪耻的痛快。这就使原本高尚的情感,变得面目可疑。

父亲身后历史的纵深,即使我再怎么努力呈现,也只是冰山之一角。从“我”的曾祖父到女儿及侄女辈,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达百余年。这一百余年恰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大致平行。时代风云瞬息万变,曾祖父周同尧、祖父周秉正和父亲周启明,都因各种缘由离开了家乡与原配妻子。除却祖父下落未明,曾祖父与父亲皆是无可訾议的忠诚的革命者,一生的命运与政治相关联,也被政治所左右。但我无意作历史的宏大叙述,对于父辈们的选择与坚持也只作冷眼旁观。然而,毕竟我身处其中,枝枝蔓蔓的梳理总是让我难以独善其身。虽然我足以冷静到以既在故事之外,又在故事之中的视角观察个人与家族命运,但在爱与恨、生与死的两个维度之间,很难有客观的取舍。聊以自慰的是,至少我对人性的观察和人生的反省,还是以最大的诚意和善意做出了努力。

家族矛盾在“我”这一代持续酝酿,最后达到高潮。以“我”的视角看来,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伤害,经由岁月的蒸馏和记忆的过滤,在心中反复酝酿,早已以一种平稳沉静的方式改变了它们原本的面目。这恰恰才是我最纠结的心理矛盾之所在,很难以简单的悲剧二字来定义。而真正的原谅、诚恳的和解,在作品中却迟迟未到。也许“我”只是想以公开寻求某种公正,而不是真正的原谅和救赎。毕竟认真说来,爱与恨是情感的两个极端,一切贪嗔痴慢疑皆在其中,游离转化变幻万千,一时的亲情冲动就握手言和,难免显得草率。生与死则是生命的两个极端,人生短暂,云烟过眼,时间最是残酷也最是公平。不管愿不愿意,最终只能放下——其实仔细想来,这也是我写作的一大障碍:对苦难津津乐道,而对快乐却一笔带过。“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诚哉斯言!

抛却家庭和个人的情感,我觉得惟一不应该遗忘的是个人在时代中的沉浮,那种走投无路的悲怆和艰难,才最值得一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