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指出：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论及自己的长篇小说《岛》时，林森曾说，故事中的老人吴志山，在数十年里，一遍遍捡起石块堆积岛上的鱼塘，又一遍遍被风浪摧毁，像西方神话里的西西弗。可正如独居孤岛40多年的吴志山不是丹尼尔·笛福笔下的鲁滨逊一样，他虽像西西弗，但依然不能等同于西西弗。相反，林森更愿意将吴志山的经历称之为“如此古典又如此现代”的中国故事。如此一来，在当代中国社会风习和现代化进程的视域下，阅读林森的这部长篇小说《岛》时，我们该如何审视文本中小说人物的命运悲剧？

纵观林森的小说写作，不难看出他一直游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也看到了乡土文明衰落的印记，这部《岛》同样如此。乡土文明衰落似乎是社会转型下面临的必然代价。有人指出，宗法、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淡漠映射出乡土情感的衰败和文化的衰败。

被抛弃、被遗忘的命运，几乎是《岛》中所有人物的命定的运数。小说中“我”的父亲出海未归和母亲病逝让我寄身伯父家篱下、故土海涯村被整体拆迁的村民、大堂哥莫名失踪、二堂哥酒后溺亡、因为冤案家破人亡后独居孤岛寻鬼自证的吴志山，甚至那个逃亡到孤岛和吴志山生活了40多天的来客……每一个似乎被命运诅咒的人，无一不是乡土文明衰落、社会转型时所付出代价的承担者。伯父借掷木圣杯求来一个心安的结果，带头签下了拆迁合同，又何尝不是在“乡野之神”那里寻找信仰的寄托？纵然如此，又如何呢？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腾挪转移，想要躲闪时代浪潮的拍打，却依然逃不过命运的捉弄。当我们再回顾人类学家J·G·弗雷泽在《金枝》中的隐喻，竟是如此触目惊心：逃奴折取祭司日夜守护的树上的一节树枝，即将杀死祭司并取而代之。被抛弃、被遗忘，就是被取而代之的结果。

虽然林森笔下的吴志山不是鲁滨逊，但米歇尔·图尼埃重写《鲁滨逊漂流记》的那本小说《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中对死的阐释，于吴志山而言同样适用。吴志山生命后半程寄身的火牌岛和无名岛，同样是太平洋上的灵薄狱：那是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区域，作为不曾真正接受审判，对人生、对时代、对命运皆无所适从的吴志山的灵魂也就只能在此逗留了。

在《理想国》第七卷的开篇，苏格拉底提出了那个著名的洞穴隐喻。小说中的“我”第一次登上孤岛时，靠着一棵木麻黄树坐下，听到的是“只有风的声音，只有风和木麻黄的合奏”，从孤岛往岸边看，所看到的是“海南岛是一座巨大无比的大陆”。因此，“我”的内心“涌起一种永远无法言语的奇怪之感”。“我”所听、所看、所感的一切，都是吴志山所独守的“洞穴式地下室”的环境。岛外人来到岛上，用吴志山的视角看自己的来处，生出了“奇怪之感”；这种奇怪，其实跟他们在岛外看吴志山一样。

在相互的观看中，任何一方的眼中所见的都是“洞穴式地下室”。阅读《岛》时，很轻易就能够将吴志山视作“洞穴式地下室”中的囚禁者。可是其他人呢？小说中“我”、伯父、伯母、大堂哥、二堂哥、四堂哥……甚至是那些一闪而过的次要人物，都可以说是一定意义上的、被束缚在“洞穴式地下室”中的囚禁者。

吴志山的冤案命运是被动的，出狱后他最终选择了自我放逐。这种主动选择像是《理想国》的洞穴隐喻里出走的被囚禁者，本以为他会走向更好的一面，可他选择的目的地，依然是另外一个“洞穴式地下室”——这不仅是指孤岛上的那栋小房子，更是指他的“心狱”。多年的牢狱生活，让善良之人从此再也无法面对他必须面对的新世界、新生活。这一切于他而言，和牢狱有什么区别？甚至这可以说是比牢狱更为严酷的惩戒。哪怕是“意外来客”林海后来给他盖了房子，“我”追着去听他的故事，记录下他的一生，这依然不能消弭他心中的孤独感。最后，他再次选择另一个层次的“洞穴式地下室”：在台风之夜，走出生死门，去攀登和抵达“风平浪静之日所见的海市蜃楼”。

福柯在《声名狼藉者的生活》中指出，他所记录的“无名者”会被某种暴行、某种力量所驱使，被一种过度的恶意、卑鄙、低贱、执拗或厄运所刺激。所以，他“一直在寻找这些蕴含着某种能量的粒子，正因为其微不足道、难以察觉，方显能量之巨大”。

那么，在《岛》中，在那群声名狼藉者的小说人物（其实也是现实人物）的生活中，我们是否也看到了那些“蕴含着某种能量的粒子”呢？

在《岛》的开篇，“我”开启环岛游荡时，“驾着车，从城市膨胀的光圈里往外弹射，灯光再也没法追上，这支孤独的箭，射向当年从虚无中生出，又化为虚无的海涯村”。据此，读者可以从“我”的身上，看到精神层面“声名狼藉”的痕迹，“我”的孤独源自化为虚无的海涯村，也源自因“我”而意外溺亡的二堂哥的命运，这些给“我”带来了无助感及其后遗症。

小说《岛》中，无论是“我”还是吴志山，亦或是有着创世雄心、重建家园的伯父，无人不是过着“声名狼藉者的生活”。在日常的生活秩序之下及隐秘而强大的政治话语的笼罩中，这些人（无论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现实中的人物），一一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构建自己的辛酸过往，又通过各种行为方式、各种无奈与无助来讲述和消化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一个地域、一个岛屿，甚至是一个国家的辛酸史。在巨大的历史阴影中，个人的身影常常被忽略。其实不只是个体，就连一个村庄（海涯村）的消失，也被视为是具有合法性的。只要掷了木圣杯，无论阴阳，最后都将签订搬迁合同，合法性就成为了村庄消失的先决条件，个体只能默然承受（伯父），或者选择以死进行无声的抗议（二堂哥）。

《岛》在作为文学文本进行文学叙事的同时，也以一个社会文本的角色出现在我们面前，尝试用普罗大众的个人史映射当代中国社会的种种宏大历史书写，这是一种悲天悯人情怀的自觉，也是现代化视域下的文化隐喻。

正如《百年孤独》，随着时间和社会流变给予的印证，被纳入后发展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文化语境中，虽为小说体裁却获得历史感的支撑；也正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存在的勘探过程中，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同时，“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岛》在某种层面上，也进行着社会化、精神化和整体文化语境下的功能性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