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庄子》内篇：“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
原标题：《庄子》内篇的经典性
对于《庄子》内七篇，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解读，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能否将《庄子》内篇看作一个结构严谨的完整作品，对于我们研究的深细程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王叔岷先生以为应“破除内、外、杂篇观念”，因为“今传《庄子》内、外、杂篇之区画，乃定于郭象。内篇未必尽可信，外篇及杂篇未必尽可疑也”。而王叔岷藉以论定内、外、杂篇的区分出于郭象之私意的根据，却大都经不起推敲。刘笑敢教授在《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辩驳。根据刘笑敢的考证，内篇早于外、杂篇，而且“与外杂篇相错乱的情况并不严重”。钟泰先生以为“外、杂篇有可疑，而内七篇则无可疑；外、杂篇有非庄子自作，而内七篇则非庄子莫能为”：
郭氏与司马异同，今不可知，然有须辩者。世人以为司马彪所注即《汉书•艺文志》五十二篇之旧，则未然也。据《释文》所列，彪本合内外杂篇亦只四十有九，外解说三，与为音三卷同，自是彪所自为，安得以是三篇充五十二篇之数哉？盖五十二篇者，其中实多巧杂窜入，即司马氏亦有并合删削者矣。今各本皆佚，惟郭本独传，则欲上穷庄叟之蕴，固非郭本莫由，若其中义有未醇、辞或过当，大抵漆园门下之文，附之以传者，以内七篇宗旨印之，何取何舍，必无差失。《释文•序录》有云：“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是则外杂之篇，或有争议，若内七篇，则众所同是，更无可疑，故读三十三篇，以七篇为本经，而以余二十六篇为羽翼，是乃不可易之准则。
钟泰、刘笑敢二位先生的观点基本上是允当的，但《庄子》内七篇的完整性还是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从而在更强有力的基础上得到证实。
王夫之认为“外篇文义虽相属，而多浮蔓卑隘之说；杂篇言虽不纯，而微至之语，较能发内篇未发之旨”。船山所见皆出于对《庄子》文理思致的体会，并没有可靠的依据，但大哲学家的洞见，往往有默会心契处。细考杂篇中某些片断的章节，可以对内七篇的成篇情况有更切实的把握。
《庄子》杂篇《徐无鬼》中，有一则南伯子綦与颜成子的对话：
南伯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颜成子入见，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尝居山穴之中矣。当是时也，田禾一睹我，而齐国之众三贺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卖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恶得而知之？若我而不卖之，彼恶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
这则对话的开头与《齐物论》首章基本一致，只有“南郭子綦”作“南伯子綦”、“颜成子游”作“颜成子”、“槁木”作“槁骸”等几处细微的差异。从“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这样的论述看，也符合《齐物论》的思维方式和行文风格。这应该不是后世学庄者的仿作，如《秋水篇》之于《逍遥游》。仿作应该只保留人物关系，而不应该是完全相同的情节。这则对话很可能是《庄子》内七篇未成篇时的片断写作，处于过渡形态或草稿形态的作品。
与此相类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寓言》篇的“众罔两问于景曰”一章：
众罔两问于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发；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问也？予有而不知所以。予，蜩甲也？蛇蜕也？似之而非也。火与日，吾屯也；阴与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来，则我与之来；彼往，则我与之往；彼强阳，则我与之强阳。强阳者，又何以有问乎！”
这一章与《齐物论》“罔两问景”章基本相同。两章中的对话关系、基本语词、核心概念和思想内涵，几乎完全一致。但相较而言，《齐物论》“罔两问景”章更简明凝练，行文也更顺畅。《寓言》篇这一章应该是未定稿的残篇，是《齐物论》“罔两问景”章成篇前的形态。《庚桑楚》篇“宇泰定者，发乎天光”至“是蜩与学鸠同于同也”一节，值得引起特别的重视。这一节在文辞和思想上与内篇多有重叠：“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钧败之”，其中的“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与《齐物论》“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相合，“天钧”一词亦见于《齐物论》；“道通，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与《齐物论》“恢恑憰怪，道通为一”一段基本一致；“移是，今之人也，是蜩与学鸠同于同也”，其中的“蜩与学鸠”亦见于《逍遥游》。这一节中更值得留意的是下面这段话：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将以生为丧也，以死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为首，以生为体，以死为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与之为友。
这段话把《齐物论》和《大宗师》的两段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了。在这段文字中，论述者以第一人称出场：“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与之为友。”根据我们前面对庄子本人在内七篇当中的出场方式的分析，这一节以第一人称“吾”阐发的论说恰与在《大宗师》的故事中作为庄子本人的投射人物（即“子祀、子舆、子犁、子来”章中的人物）的论说相同。由此可以推知，这一节应为庄子本人所作。钟泰认为《庚桑楚》篇自“宇泰定者，发乎天光”以下，“皆庄子之言”。王夫之对《庚桑楚》篇亦有极高评价：“此篇之旨，笼罩极大，《齐物论》所谓‘休之以天均’也。……庄子之旨，于此篇而尽揭以示人：所谓‘忘小大之辨’者此也，所谓‘照之以天’者此也，所谓‘参万岁而一成纯’者此也，所谓‘自其同’者此也，所谓‘目无全牛’者此也，所谓‘知天之所为’者此也，所谓‘未始出吾宗’者此也。”上述议论虽亦有辨析未精之处，但都看到了此节之深蕴有非庄子不能为者。
钱穆在此节末尾的注释中，引用了叶国庆《庄子研究》中的论断：“‘蜩与学鸠’句，暗用逍遥游篇，亦后学者所作。”应该也代表了钱穆的看法。这一见解看似合理，实则不然。从“是蜩与学鸠同于同也”这句话，最多只能得出这一节的写作是在《逍遥游》首章的主体部分完成之后的结论，而不能据此断言其为后人所作。“宇泰定者，发乎天光”一节，既有《齐物论》和《大宗师》的重要思想，也有传世本《庄子》内篇所没有的精深论述：
出无本，入无窍。有实而无乎处，有长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见其形，是谓天门。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圣人藏乎是。
这一段论述中的关键词“无有”与下文的“其次曰始无有”“以无有为首”一贯，思理、辞气和语脉无隔断滞涩处，应该是某种完整的思考和写作过程的产物。与《齐物论》和《大宗师》当中的思想相比，最显著的不同是其中关于时间（“宙”）和空间（“宇”）的哲学阐释。从整段的思想展开看，对时间和空间的哲学探索是理解有无和生死的枢纽，但论述的重心却并不在此。如果是后世学庄者试图在《齐物论》和《大宗师》的基础上展开对时间和空间的讨论，其关注点就不应该是有无、生死和“移是”的问题。一个文本的核心思想和关注重心与其他文本相同，而其思理展开的关键环节又有其他文本所没有的重要概念和阐发，这应该是该文本出现得更早的特征，而不应作相反的理解。换言之，《庚桑楚》篇“宇泰定者，发乎天光”一节应该是《齐物论》《大宗师》还远未成形时的某个过渡性的草稿。这一节完成之前，《逍遥游》首章的故事应该已经写出了，但无法确定是否就是传世本的形态。至于何以在更成熟的《齐物论》《大宗师》里反而没有了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思考，最大的可能是庄子有了关于有无、生死的更根本的理解。
通过上面三则对《庄子》草稿残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庄子》内七篇并不是在短时间内一次性完成的，在最终的定稿前应该有很长时间的尝试性思考和写作。这些草稿形态的文本大都散佚了，只有个别片断被收入到外、杂篇中。这反过来也向我们表明：《庄子》内篇无论在写作还是编纂上都经过了审慎周详的考虑。
《庄子》内七篇的完整性可以从概念和主题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得到印证。《逍遥游》首章“若乎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其中的三个动词“乘”“御”“游”贯穿《庄子》内篇始终：《逍遥游》“肩吾问于连叔”章的“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齧缺问乎王倪”章的“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应帝王》“天根游于殷阳”章的“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养生主》“老聃死”章的“古者谓是帝之悬解”与《德充符》“鲁有兀者叔山无趾”章的“解其桎梏”，都与老聃有关。而《大宗师》“子祀、子舆、子犁、子来”章的“此古之所谓悬解也”，则提示出庄子与老子的思想关联。《大宗师》“齧缺问乎王倪”章的对话主题，在《应帝王》里被概括为“齧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
内七篇中相对独立的各章之间的关联，也有精心安排的痕迹。比如，《德充符》“鲁有兀者叔山无趾”章中的孔子说到了“而况全德之人乎”，接下来的“鲁哀公问于仲尼”章里孔子也讲“而况全德之人乎”，两处所讲的“全德之人”虽皆出于孔子之口，但内涵却是完全相反的。而“全德之人”正是篇题“德充符”的题旨所在。又，《应帝王》“阳子居见老聃”章结尾讲“明王”“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接下来的“郑有神巫曰季咸”章就具体地呈示出何谓“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
《庄子》内七篇各篇标题与篇中内容关联密切，而且篇题的关键词大都直接出现在各篇的叙说中：《逍遥游》的“游”字出现在首章结尾，“逍遥”二字见于末章；《养生主》的“养生”二字见第二章；《人间世》的“世”字在末尾的“孔子适楚”章；《德充符》篇中虽无明确的“德充”的字样，但其第三章、第四章论及“全德之人”，亦与篇题相照应；《大宗师》“意而子见许由”章有“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一段，暗含了“大宗即师”的题义；《应帝王》篇的关注重心虽然并不全在于治理，但其首章的“有虞氏”和“泰氏”皆古之帝王，第二、三、四章论圣人或明王之治，最后以“南海之帝”“北海之帝”和“中央之帝”作结，内容与篇题之间完全呼应。内七篇中，只有《齐物论》的篇题没有直接出现于篇章之内，但从其中“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之类的论述看，其思想宗旨在于论明“齐物”，是确定无疑的。
综合上面的文本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庄子》内篇在成篇之前，是有探索性的思考和写作的，其间形成的草稿形态的文本片断有一部分还保留在《庄子》外、杂篇当中；其二，通过部分草稿残篇与传世本内七篇文本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后者是修订后的作品，由此可以推知传世本《庄子》内七篇是在之前的各种草稿的基础上修订、结集而成的；其三，《庄子》内七篇主题和语词的连贯、篇题与内容的呼应，以及篇内各章刻意安排的痕迹，无不向我们表明这一作品的完成性和整体性。作为完成态经典的《庄子》内七篇，只有更为深入细致的文本解读才有可能引领我们窥见其思理的深蕴。
（本文节选自杨立华教授新著《庄子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