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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文学”这个概念，是从1990年代开始逐渐被广泛使用的。在此之前，“军事文学”和“军事题材文学”的说法更为多见。在“十七年文学”中，小说创作被分为各种价值等级不同的题材，如革命历史题材、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军事题材等等。[1]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和军事题材作品，如同魏巍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和田间诗歌《英雄歌》的题目一样，大多是给“最可爱的人”的“英雄赞歌”。到了文学新时期，“军事文学”概念开始强势凸显。1979年10月，朱云谦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谈到，部队文艺工作者要“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安定团结的促进派，维护祖国统一的促进派，实现四化的促进派”[2]，这也可以视为对1980年代军事文学的“定调”。正如朱向前所指出的，在1980年代中前期，“当文学主潮与主流意识形态联姻或暗合之际”，“军事文学”“常常拥有一种先定的‘政治优势’”，“这种‘优势’又进一步引导了‘军事文学’的价值定位”。[3]在这一时期，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朱苏进的《射天狼》、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显示了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和军事题材文学不同的风格，塑造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军人形象。

接过军事文学的“接力棒”之后，军旅文学在世纪之交开始担当其历史使命。较早提出“军旅新生代”这一说法的是洪山，他在2001年将陶纯、衣向东、王伏焱（三人均为1964年生）和李骏（1974年生）等人归为“新生代”军旅作家[4]，其界定“新生代”的参照是莫言、朱苏进、乔良等“50后”作家。与洪山的看法不同，傅逸尘在其2018年编著的《“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一书中，将曾剑、西元、王龙、杨献平、李亚、徐艺嘉等20多位“70后”“80后”作者纳入“新生代”军旅作家之列，对他们的创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整体观照。[5]朱向前主编的“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丛书”[6]中的11名作家也全部包含在这20多人的名单之中。本文所讨论的“新生代”军旅文学，以傅逸尘所概括的这些“70后”“80后”作家的创作为依据。

粗略地说，“新生代”军旅作家与其前辈作家创作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如朱旻鸢的《斜坡》中对“许三多”式的小人物林先飞军营经历的叙述，曾皓的《连长树》中对擅长厨艺的连长的刻画，曾剑的《穿军装的牧马人》中孤寂的“我”与老狗和马相伴的故事等等。尽管早在1980年代后期，在刘震云的《新兵连》中，已经对军营生活进行了如同叙述“小林家的豆腐馊了”一样细致的观察和描写，但军人日常生活叙事的普遍化和常态化，是在“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小说中才开始得以集中显现的。二是英雄叙事的普遍缺位。如王棵《长音》中“二十年后再相会”的几个心绪复杂的退伍老兵，与普通老百姓并无太大差别；裴指海《高人之死考》中的“高人”即便枪杀了被俘的日本军医，他也不是英雄，毋宁说是一个悲剧的小人物，在“小说一开始就死了”；曾皓《追赶影子的将军》中落寞的将军与自己的影子对话，从其身上也看不到半点英雄的光环。可以说，“新生代”军旅文学中英雄主义的缺失与日常生活叙事的凸显恰为一体两面。

一些批评家认为“新生代”军旅作家“不应该沉溺于‘底层叙事’，要有整体观和大气象”[7]，其作品“过分抽离了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核，与地方作家作品的同质化，难以形成独特的品格”[8]。应该说，这些批评不无道理。值得思考的是，为何“新生代”军旅作家们将笔墨聚焦于日常生活叙事和“底层叙事”？为何在他们的作品中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核较为薄弱？另外，需要追问的是，今天需要什么样的英雄主义？英雄主义该以何种样貌在当前的军旅文学作品中呈现？毫无疑问，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再现“十七年文学”中英雄主义的“高光时刻”已经并无可能。对“新生代”军旅作家而言，在一个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如何超越庸常生活，想象崇高并重铸英雄主义？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谈道：“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9]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常生活对应“人生安稳的一面”，而英雄主义则是“人生飞扬的一面”。“飞扬的一面”可以鼓舞人心，是需要的，但毕竟不是人生常态。“新生代”军旅作家着力于表现日常生活其实并无不当，毕竟这与他们的个人经验更为切近，也更得心应手。相比于一些人对军旅文学中英雄书写的推崇，笔者对“新生代”军旅作家塑造更多个性鲜明的硬汉抱有更高期待。英雄在人群中毕竟只是少数，但军队中的硬汉并不少见。“新生代”军旅文学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文学”在侧重日常生活书写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前者完全可以通过塑造有刚性、有血性、明辨是非、意志坚定、有正义感而且面目清晰可辨的军人形象，通过展现雄浑、阳刚的美学风格，从而呈现出与后者截然不同的格调。

其实“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写作并没有局限于日常生活，而是表现出多样化的风格。以战争书写为例，朱旻鸢的《证明》中，以一张“革命军人家属优待证明书”作为线索，小人物赵福生曾经在朝鲜战场上英勇惨烈的战斗经历也因为“证明”的“在场”而更添悲壮意味，小说巧妙地用“证明”来映衬个人遭遇。曾皓的《篝火燃烧的地方》和《如烟》等小说里，在大家闺秀敏感而细腻的情感体验中，一段如烟岁月徐徐展开，而抗日战争的背景不动声色地浮现其中。裴指海的《裴》则近乎生猛地撕开了小人物彪悍人生的面纱，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在与“小日本”的恩怨情仇中动荡浮沉。同样是书写战争历史，上述三位作家的着力点和叙述策略都有着显著差异。因此，在“新生代军旅作家”这一共同的标签之下，在共性之外，这些作家的写作也有着不同的个性。以西元为例，他的小说中至少包含以下元素：

一、非现实主义写作。尽管“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作品以现实主义为主，但非现实主义的写作在一些作家笔下也有体现。在西元的《十方世界来的女人》中，在“我”与“女人”发生关联之后，“我”似乎具有了“特异功能”，犹如戴上了能透视“世界”的特殊眼镜，“看到了”各种残忍、荒诞和令人恐惧的超现实场景。在令人眩晕的“亿万个世界”中，上帝视角的大鸟对“我”的冷笑，睁开眼睛的女尸、密谋干坏事的两个死鬼、混凝土水池中的侏儒等等，无不显得怪异惊悚。这篇小说给人的观感与先锋作家残雪的小说相似。西元在小说中运用现代主义技巧，营构了一个荒诞的世界，“现实”和“真实”显然并非解锁其密码的钥匙。

二、对大历史的独特想象。西元的《秦武卒》是一部气象宏大、想象奇特的长篇小说。小说从赵瘸子的回忆开始，以赵瞎子等人的回忆结束，不同年代的两个“黑子”首尾呼应，意味着一个新的循环即将开启。对这些因战争致残的幸存者而言，身体的残疾和创痕既是残酷战争历史的印记，也是他们“荣光”的表征。小说讲述的是孤儿黑子被秦国大将王翦赐名为“王离”后征战一生的故事。小角色最终成长为大人物，结果还是被无情地碾压在历史的车轮之下。小说重塑了秦代历史人物的形象，从虚拟的故事中仿佛可以看到金戈铁马、惊心动魄的“真实”历史场景；而主人公的命运又似乎遭到了历史的捉弄，末路英雄曾经坚定的信念和认同是否值得？《秦武卒》折射出西元对秦代历史的独特想象和对战争的理解。

三、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小说《病园》体现了西元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其题目容易让人想起巴金的《憩园》和《第四病室》。《病园》讲述的当然是与后者截然不同的故事，但“病园”这样的空间与“憩园”和“第四病室”一样，成为观察世态人心的窗口。《病园》里的“我”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有着相似的“呓语”，从中可以窥见“病园”内各色人等深层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女人”和“老人”。“女人”工于心计，却将她最宝贵最纯净的一面毫无遮掩地展现在“我”面前。“老人”世故老道，却与他眼中“可怜的女人”同样可怜。在似真似幻、虚虚实实的叙述中，所有人的“恐惧”展露无遗。《病园》对人性的探索并非从简单的善恶标准展开，而是指向更为幽深隐秘之处。

四、形而上的价值理念。西元并不满足于在小说中讲述某个或精彩或惊悚的故事，在他的不少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一些“观点”的“溢出”。如“天命并不仁慈，它日夜不停，又无声无息，当你不能领悟它对你做出的沉默的暗示时，你就将被它无情抛弃”（《Z日》）。叙述者不经意间从故事中跳脱出来发几句“评论”，这种思辨性的语句使得西元小说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哲理意味。

综上所述，“新生代”军旅作家们的创作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并非铁板一块，一些作家如西元等人在不同时段的作品还呈现出多元和多变的样态。“新生代”军旅作家大都有过在军事院校接受系统教育或从事过部队相关工作的经历，这一方面使他们容易对其军旅作家身份产生自觉而坚定的认同，保持对军旅文学创作的热情；另一方面这种经历也可以直接转化为他们的写作资源，成为其创作优势。当然，不能让优势变成局限和束缚，作家们完全可以在脚踏“自留地”的同时放眼更广阔的天地。西元们正值年富力强的壮年，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他们人生经验的增长和视野的进一步拓展，在其创作中必将展现“新生代”军旅文学的更多可能性。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5—76页。

[2]段海燕：《新时期军事文学记事》，《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4期。

[3]朱向前：《“军事文学”与“军旅文学”辨——兼论当代军旅文学的三个阶段》，《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4]洪山：《理想的声音与艰难的旅程——军旅新生代作家的困惑与突围》，《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5]傅逸尘：《“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作家出版社，2018年。

[6]朱向前主编：“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丛书”，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

[7]傅强：《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写作局限》，《解放军报》2013年6月15日，第8版。

[8]傅逸尘：《“新生代”军旅小说整体观》，《南方文坛》2013年第4期。

[9]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1939～1947年作品》，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