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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传——磨难与辉煌》，[美]扬·斯瓦福德著，韩应潮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0年2月出版，870页，188.00元

今年是贝多芬诞生第二百五十周年，距离他去世也已经过去了将近二百年。尽管他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但是两个世纪以来，历代的学者似乎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做出了几乎所有方面的理解与阐释，那么在今天，为什么还要写贝多芬传？为什么还要不断探索贝多芬的作品？我们更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范围拓展得更为广泛：为什么还要不断在学术上付出努力去解读任何过往世代的伟大作品？

一个十分明显的回答是，我们还在不时地发现新的草稿、信笺等等能够拓展我们现有知识与文献的资料——新的发现在西方近代音乐学、艺术史、思想史与历史等领域的确经常出现，举例说来，近至2011年还有一封贝多芬所写的六页长信在德国被发现。学术是人类对知识与观点的不断更新，今天我们所掌握的许多材料往往是前辈学人无从知晓的；而前人受到时代所限而提出的某些观点也需要我们今天站在新的角度上进行修正。优秀的学术必须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不断把错误的知识与不再恰当的观点剔除，将值得重复的内容保留并加入新的信息、提出更加符合时代的思想与理念。

扬·斯瓦福德（Jan Swafford）的《贝多芬传——磨难与辉煌》就是这样一部贝多芬研究领域中的优秀著作，它于2014年出版并在今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发行中译本。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的《贝多芬传》（1977年初版，最新的增订版也已是将近二十年前）仍然主要致力于为贝多芬的一生还原一个真实的写照，并成功地将许多史实与传说区分开来，还解决了著名的“永恒的恋人”身份问题；而斯瓦福德的这部新贝多芬传不仅整合了历代学人发现并梳理出的可靠资料，更是进而让读者将关注点放在贝多芬这个生活过的、有血有肉的人身上，而不再是罗曼·罗兰等作家所塑造出的那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英雄形象、那个“孤独、痛苦而又不得志的理想主义艺术家”。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以E. T. A. 霍夫曼为领袖的德奥浪漫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与艺术家们为了发扬自身的观点与诉求，选取了贝多芬的少部分作品进行悉心阐释，从而将他打造成浪漫主义运动的偶像。但是如同斯瓦福德所说，“[没]有谁的人生是为了被……‘阐释’才存在的”，真实的贝多芬其实与愤世嫉俗、离群索居的浪漫主义艺术家形象相距甚远。但是由于浪漫主义的叙事影响实在深远，导致贝多芬的这个传统形象一直在全世界爱乐者的心中根深蒂固，其直接的影响首先是大量的音乐普及读物仍然主要参照旧有的浪漫主义观念写成，让我们难以跳出这个固有印象去认识一个真正的贝多芬；其次则是我们今天的音乐图景中仍然只有贝多芬的少数作品，广大听众很难在音乐厅或媒体的明显位置接触到大量的其它优秀作品。

而斯瓦福德的这部新的传记对爱乐者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契机，跟随作者的笔触，我们能够沿着贝多芬的生活轨迹看到他在具体的生活、人际、创作等问题上如何抉择，通读之后相信每位读者心中都会构建起一个立体的作曲家形象——他与我们每个人一样，是完全独特的，他的一生无法被重复，也无法被任何刻板印象或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归类。贝多芬并不是道德模范，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本书的全局视野为我们综合提供了大量有关贝多芬不为人知的事情，书中告诉我们，他爱财、酗酒、待人的方式往往扭曲，但却又真诚、坚强、乐观：他是人性的，简直太人性的。

当然，贝多芬的音乐才是这部贝多芬传记的主体，对于任何热爱音乐的读者来说，对贝多芬的一生产生兴趣甚至是亲近之心，都是因为他笔下的那些音乐作品为自己带来过感动与力量。通过传记来配合、引导自己对这些音乐作品的聆听，其优点是，传记能够将音乐、时代与作曲家的心路历程结合在一起，形成绝妙的复调。举例说来，在写到1802年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的那次“以他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为高潮的名义上的休假”时，斯瓦福德对贝多芬的心理分析堪称绝妙。在此时，贝多芬已经必须面对自己的听力不断恶化最终定将完全失聪的现实，内心之中对这个现实的各种防御机制也已经全部垮塌，于是，他写下了“海利根施塔特遗嘱”。在解读这篇著名的文献时，斯瓦福德指出了贝多芬的内心是如何因绝望和苦痛而反倒充满明晰与深刻，并且明白“从此开始，不抱希望，乃至恐惧，没有欢乐，仅仅是生活和工作下去也需要他成为英雄……但在信中贝多芬也发誓为他的艺术，伴随着痛苦生活下去，他一直遵守着这样的誓言”。确实，这份所谓的“遗嘱”并非绝望中对命运的投降，而其实是肯定生命，战胜绝望的宣言。更重要的是，斯瓦福德为读者讲解了这个阶段的思想如何地改变并塑造了后来的贝多芬：“这封信后来成了他一直保存在身边的护身符之一，而且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其它都是他过去爱情的纪念品，而这封信则是他生命中失去的欢乐的纪念。很可能后来他常常将信从桌子深处取出，打开，重读，以提醒自己如何、为何解决人生问题，以及他在创作出自己真正的作品之前有多么接近死亡。”至于浴火重生后，贝多芬的自我身份认同、生活重心的转变，以及创作中的“新路”，斯瓦福德不仅指出了各自的必然性，还以“复调”的形式让这几个层面相互补充，融为对贝多芬创作、生活与时代的整体认识——当然，对于贝多芬的整个生涯，斯瓦福德在本书中都是这样做的。通过详实的资料与史实，斯瓦福德还有力地说明了他个人对贝多芬“英雄时期”创作起点所提出的新看法，他认为并不该以“海利根施塔特遗嘱”当作分水岭，其实“英雄时期”的开始要更早一些。通过阅读本书的这一部分，我们明白了贝多芬思想与创作方向的转变并不是在那几个生死挣扎的日子中突然诞生的，所谓的“贝多芬1802年危机”，其实时间跨度比我们通常所想的要长得多，也正因为此，贝多芬在各方面的转变才是如此必然且成熟，由此而诞生的作品才会如此杰出。而后，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英雄交响曲”。从音乐学的角度来看，斯瓦福德对这部作品（以及贝多芬的绝大多数主要作品）的释读十分成功，尽管传记体例的作品并不允许弗洛若斯（Constantin Floros）那样细致入微的长篇分析，但是斯瓦福德让自己运用了最近二三十年的学术成果，从贝多芬笔记本上的草稿出发，逐步进入贝多芬的构思过程，作品的主要乐思，乃至全曲的整体构架。最难能可贵的是，跟随斯瓦福德的指引，最为适合普通的爱乐者接触并熟悉作品，因为书中并没有佶屈聱牙的术语堆砌，而是重建起贝多芬在创作中从无到有、从小及大的思路，并且指出音乐中最为独特之处——也就是聆听中最需注意之处。所以，从音乐分析的角度来说，本书既是最具时效性学术成果的总结与凝练，更是适合普通爱乐者，让我们感受到：好的学术从来都是可以接近且妙趣横生的。

海利根斯塔特乡村风景

虽然斯瓦福德将更多笔墨灌注于贝多芬最为重要的“英雄”“命运”“拉苏莫夫斯基四重奏”“庄严弥撒”“合唱”这些里程碑作品，但是他为其它作品也做了不少介绍，足以带领读者发现、关注并享受那一部部可能并不算非常流行的作品。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今天，无论学者还是爱乐者都需要明白，“扼住命运的咽喉”或“四海之内皆兄弟”虽然的确是贝多芬作品中的核心思想，但却远不是他通过音乐想要表达的全部内容。斯瓦福德指出，“在带作品编号的作品中没有练习之作”，而他也确实认真地对待了贝多芬每一部有编号的作品。比如贝多芬所出版的第一套钢琴奏鸣曲（作品2）中往往被忽视的第二首（A大调），斯瓦福德指出首乐章的最突出特点是各个乐段之间的对比，“……这些音型，以及它们活跃、灿烂地对置的倾向，成为奏鸣曲之后的主要特征。但贝多芬马上大胆地转向：E小调的第二主题令音乐变得紧张，好像突然出现矛盾，汹涌的激情——浪漫主义。因此他在A大调奏鸣曲中的叙述方式是以欢乐定期被突然的焦虑或忧郁打断为特征的。奏鸣曲中充满了对比。这对比在第一乐章的结尾非常突出，音乐一开始响亮而坚定，突然沉入柔弱和模糊的终止……”相信读过这样的描述，即使不熟悉这部作品的读者也会禁不住找来听一听，并跟随斯瓦福德的讲解来深入其内核。随后，斯瓦福德以这部作品为基础，总结出贝多芬早期作品的标志：表现力、戏剧性、独特的音响与情感世界，并且“在绘制音画时非常精确地表现心理”。

斯瓦福德并没有像大多数贝多芬传记的作者那样，忽略这些“次要的”作品，而是既没有牺牲“精”，还保证了“全”，因而这部传记能帮助我们真正贴近这个音乐史上最深厚、最多彩的灵魂，帮助我们更多地倾听他的声音。也许在阅读本书之时，我们可能会从一首几乎从来无人谈及的作品里，在那最偶然而又幸福的时刻，感受到他的机智风趣、安闲恬静或温暖柔情，在心灵中与他获得亲密且又独特的连接。

无论风格为古典还是流行，体裁为爵士、摇滚、民谣、轻音乐抑或金属，我们音乐文化的基础语言都是调性和声体系，而贝多芬的音乐则是这套体系形成与巩固中的核心作品，所以只要是对音乐感兴趣的读者，在对贝多芬其人与其音乐作品有了更新、更精确的了解之后都会获益匪浅。

对于普通的音乐爱好者与音乐学界来说，本书的出版都是一大幸事。由于时代的不同，我们在面对经典作品时所提出的问题与前人是不同的，而这也就决定了我们从作品中能够不断发掘出新的含义、找到新的启示，所以，对经典的阐释必须随着时代和思想的变化而发展；新的研究成果更为贴近当前的人们，同时还会有效吸取历代的论著，抛弃与时代不符或是已经被证伪的内容与观点，做到更为成熟且全面。就音乐类图书的翻译与引介来说，斯瓦福德的《贝多芬传》是国内能看到的少数真正的新成果之一，不仅能让读者从一个客观且并无先入为主之观点的角度来真正认识贝多芬，更是收纳整理了最新而且极为全面的相关史料与观点，相信专业与非专业的读者都能被本书激起充分的好奇心，开始扎实有力地探索并认识音乐史上更多的伟大人物与经典作品。同时以本书为榜样，我希望国内出版界在引进音乐类图书时能够开始更多地关注最新的成果，而非仅仅考虑图书的名气（因为名望的积累常常需要多年的时间）。